诗的一般定义是“用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诗歌的表现形式关乎审美心理接受的程度，它主要指诗形建构和语言运作两大方面。没有一定的诗形最容易流于“散文化”，把诗混同于散文；不用“诗的文字”就不能称为诗，这应当是人们的共识。可是到如今，一切都被扭曲变味了，而且以创新发展为名到处宣扬、推行一些玄学怪论，大写神秘莫测，别具怪异面目的作品，而全然不顾读者的感受。
我国古典诗词因重视格律美，千年来铸成固定的模式，诗人照样可以大显身手，写出堪令世界惊叹的雅歌好诗，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新诗一开始就走入误区，提倡白话自由体并没有错，是新时代新生活的需求，但是轻率地割断文化传统，近百年中对诗体的探索总是举步维艰，从“典型诗行”“六言体”至“九言体”等都试过了。因此之故，新诗散文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遏止，如果超越了艺术的制约就不能叫自由了，而是乱成了一团。曾有人认定“分行就是新诗”，因而诗行杂乱无章，把七长八短当作了法宝(卞之琳很反对这种做法，主张必须精练，重暗示)，而任由自己随意发挥，必然作出大量平庸无味的“非诗”。当年闻一多先生率先提出“三美”的理论，竟然被人讥为“豆腐块”诗，他带头试作的那首《死水》至今还是无人能超过。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痛感新诗“无形”，重提建立“现代格律诗”，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现代诗歌中，每行最长的有三十多个字，很难体现诗的节奏感，读起来很费劲，可是大家都习以为常。质言之，诗的“民族型”建体如果解决不了，被社会边缘化的局面便无法扭转。
最近又出现一些怪事，“鲁迅奖”得主的评论家居然欣赏这种泛滥无忌的“非诗”，可能以为这才叫做“创新独造”吧?但事与愿违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抨击。车延高的“羊羔体”和雷平阳的“口水诗”，都是低劣品，评上“鲁奖”更出人意料，成了一大笑话，诗歌界的混乱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诗的语言也是一个关健性的问题，它是诗人心灵外显为内容的载体；力求精练含蓄是其本色，朴素自然为其生命力所在。现在有许多新诗人热衷于搞破坏语言的嫁接，企图创造“变场”的效果，竟然盲目地把一行诗切断排列(所谓跨行)，毫无文法可言。正如实验诗的代表者于坚所言，故意“把语言拆解得支离破碎，并洒满一地”。如此便失去了文本的意义，阻碍了阅读进入，更谈不上达到完美的形式了，诗一旦变成了一堆拼凑的梦呓符号，也谈不上找到朦胧美的意象。显然，这是诗的悲哀与失败!究其由来在于一贯轻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所致，造成了“中不中，洋不洋”，台湾现代派开始“回归新古典主义”就是一个历史教训，也应该清醒啦!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诗人兼诗论家梁宗岱已经提出警告，他说：“文艺史上亦只有演变而无革命：任你具有开天辟地的雄心，除非你接上传统底源头，你只能开无根的花，结无蒂的果，不终朝就要萎腐的。”(《论画》)此言精辟，可作为我们学习的一面宝镜。
因之，我很赞同当代诗论家周良沛所责疑的那样：“评奖的乱象，文化的伤痛。”这不可不谓是击中时弊的批评(载《华夏诗报》)。我亦试作一首小诗奉和之：“诗因怪象搅情场，大众只赏百花香。如今跳出此魔道，齐喝一声护海棠。”
载《华夏诗报》201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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