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华夏诗报》批评《要命的先锋诗》，颇有同感。
我国传统诗歌到了20世纪初期终于冲出了古典主义规范，肇开了一代新风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迨至80年代，伴随着历史的、文化的变革催生了一批新生代诗群，名之为“新诗潮”。他们勇于革除旧弊进而对诗体作出了艰苦的探索，从总体上讲应当给予褒赏。然而，凡事皆有度，若不及往往被人目为滞固不前；过犹不及，急于填补艺术空白而标榜“先锋”，也会平庸误人，这是一条被历史反复论证过的真理。
且说当西方兴起现代派诗歌之际，英国著名的诗论家莫锐曾坦言诗歌上的“自我表现不一定是好的艺术”，可见它还不是一种最完美的艺术形式。至于现代象征派所崇尚的“隐秘美”“无言说”之类的纯诗观念(包括后现代主义诗歌在内)，在欧美只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占据西方诗运动的盟主地位，不妨说这一诗歌流派乃是19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出现精神危机的历史产物。那种专门玩弄玄虚理念和辞藻游戏的各种抽象艺术，也曾遭到许多人的批判与抵制，美国有一位诗人马连·木亚在《诗》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知道讨厌那种不懂的东西的。谜不是诗。”恕我直言不恭，时下的“先锋”诗家，说到底是拾取别人过了时的极端诗论而已，何况中西国情根本不同，硬性搞“横的移植”显然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我国新诗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从白话诗到真诗，从“散文美”诗到重建“新格律体”……其间经过几代人进行理论构想与艺术创造，反复摸索却始终未能找到一种共同认可的理想诗体。1937年初《新诗》和《文学》两家文学期刊还出过一期《诗歌专号》，专门讨论诗的“出路”，期待解决新涛的民族化问题，抗战以后倡行“大众化”诗风，这些努力无非是要彻底纠正“欧化”的历史偏差，竭力把诗歌交还给人民大众。直到前几年涌现的“新诗潮”，实质上是针对诗式僵化的反拨与突破，不可能一下子找到我国新诗发展的康庄大道。特别是要想成功地体现“三化”(现代化、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诗路，用意极好，但诗的创造远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艰难而持久。但是，从“朦胧诗”开始这阵子旋风越刮越猛，全然不理会历史规律而且偏执地朝晦涩难懂的歧路上狂奔不止，转瞬间连“朦胧诗”也被淘汰了，而“先锋”们更把诗写成了不知所云，不受任何约束的新“古怪诗”。回想80年代初，我国“诗坛泰斗”艾青既支持当时为青春写作的一群新秀，又很善意地忠告诗人切莫写出“自我陶醉的迷幻药”，不料，历史旧案再度出现了。任何政治与文化一旦脱离群众，就将为历史所抛弃，读者看不懂便会导致诗歌的衰败，看众生所言：“新潮得让人痛苦!”他们是一些“花言巧语的末路诗人……”如此超前，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收入《当代文学作品选》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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