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诗人总是投注于阔大生命的深层感悟，由衷发出对世间万物的咏叹。那书写的诗行，都是歌者跋涉在苍茫旷野中留下的彩色足迹。他们经常借托物写景以表露各种感遇，有时偏好采用内心隐秘的独白。意兴其实就是意象，内在的生命冲动必须寻找到理想的“对应物”，否则任何深沉的体验都无法抉出。当然，抒情的风调可以千差万别，写法也因事而异，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两大类型，即有直抒胸臆式的歌唱，表达出朴素美的意味；或者倚重内蕴的魅力甚至于追求模糊性的美感。且以古诗为例，前者如“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杜甫），对好友直言相告；“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李白），为战事发出千古感叹；更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一种无限悲怀已跃然纸上。后者更为常见诗人移情于景物，因景生情；或以时尚的象征手法，极其委婉地吐露一番心曲，大力张扬象外之意，故而最能呈现浓密艳丽的风情，所谓造成诗特有的气韵。然而人之所好不同，诗学观念不是凝固不变的。白居易素来倾向于粗白易懂的“元白体”，宋代大诗人东坡先生却十分佩服其人其诗，曾有“华巅遍赏洛阳春”的赞誉。可见论诗应以风格为重，而不在乎写了什么和怎样写。
谈到取景咏怀诗的艺术价值，不妨仍以唐诗作比照。史称“八大司马”的刘禹锡怀才不遇，而性情的确不凡，诗文并茂。他所写的这两句名诗，为后人传诵不已：“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运用古今对比，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思考，而诗又靠独造的功夫出之，其中的“山形”（不是青山）与“枕寒流”，充满诗的想象力与豪气。另一位唐代诗人刘长卿也有一首写景的佳作：“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景色苍凉而沉郁，真切动人。晚清时主张“新学”的梁启超，有一首《戊戌八月感事》，诗中的“燕市天如晦，天晚雨又来”，是赋情于景，不言自明。此外如“意旷九州外，神游三代中”，益见诗中的气魄夺人。诗歌既然要“道达性情”，永远离不开借物巧喻，转换场景，于蕴藉中别有怀抱，以及采用现代主义诗艺的通感、陌生化、隐秘象征、意象组合的运作。语符只是情意的代用品，故弄玄虚便会坠入神秘主义的魔道，抽象艺术不可取，我说过“诗愈纯就愈贫乏”，“自我情”不会是空穴来风。台湾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洛夫到晚期不得不转向历史传统，强调对中国古今诗歌传统的借鉴与继承，片面效仿西洋诗歌是“非正常”的现象。
再看香港女作家舒慧写的一首纯粹的景物诗《雾雨中的杜鹃》，它具有两个亮点：一是铺叙物候，二是景中寓意。她历来重视经营意象，不喜欢空洞的白描，诗风淳正，深得我国古诗的神韵。诗的形式创造同样需要特殊的素质，要善于接中外的艺术格式，使现代与传统互补，方能有效地表现民族性的特有情趣。她很讲求炼字造境，在这首短诗中连用了“恋著”“迷离了”“拥著”“洒下”一组动感的词语，极力渲染地处维多利亚港湾的一片春景。紧接着落到“港督府”上，景与事连接，颇有唐风之妙，正是“遇景写难状之景，抒情出不说之意”。景物若脱离情事便空漠无由，“不说之意”当然要把握分寸了，言之滔滔就不是诗。在雨雾下，那般历史故事是遮掩不住的，诗人须有自己的“不说之意”，全首诗的核心与精粹全在这下边了——
问谁能无视岁月的浪涛
季节更换的惊心
只有杜鹃花
仍绽著初春情愫
守在昔日殿堂
……
这样写便把诗境打开，充溢着诗性的感染力，而且意象格外优美，杜鹃花不再是悲情的象征，反而使香港的春色更加艳丽迷人。诗人必须首先拥有“真情”，又不局囿于陈旧的笔法，既脚踏实地又浪漫多情，设置富于时代生活气息的诗意展示。我不由得想起天津历史博物馆里展出的许多古代艺术精品，在千百年前一些陶器上装饰着“云龙”的图绘，真是精美绝伦。诗画同理，崇尚精致多彩的技艺，虚实结合。苏东坡说得好：“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善哉！
2005年4月春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