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诗歌的前驱

抗战时期的诗歌走向，并非是真的“失落”或者出现了“凋零期”；相反，“随着抗战对于人民精神的涤荡和振奋，40年代也应当说是它的成熟期”（《白色花》序）。实际上当时贫弱的诗坛到了抗战爆发后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诗开始从个人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迎着民族解放战争的大风暴奋进，走上了自觉与人民的生活相结合的道路。“七月派”正是在这个时候的崛起，它是一个成员众多的青年诗群。他们热情为正义斗争而歌唱，以“政治和艺术的高度一致”的鲜明特色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这批诗人行列中鲁藜是佼佼者，他又一直活跃在延安解放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文学史家就称他为“七月诗派”和解放区诗歌的优秀代表之一。单就这个意义而论，为他编撰一本研究专集是很值得的。

虽然鲁藜当时仅有三十岁左右，但是能够取得如此突出成就绝非偶然。20世纪30年代初，他从南洋归来，立即投入闽南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洪流之中，不久逃往上海参加地下党和“左联”，在闸北地区和南京路上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在他身上跳动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执着追求民族的光明未来和生命的真正价值。作为一个文学青年，鲁藜在战前已经发表不少诗文作品，刊在厦门、上海、安庆和武汉的进步杂志报纸上，给他以后写作一系列成功诗篇《延河散歌》《青春曲》《泥土》《雪之歌》等奠定了基础。他的个人经历和艺术修养决定了他的诗风清新、自然、欢快、凝练，达到了抗战诗歌的前驱，为诗坛带来了新的抒情格调和诗歌语言，因而得到艾青的肯定、闻一多的称引，很受胡风的激赏与扶持。如果把诗人划分为都市诗人、乡土诗人、学者诗人、战士诗人四种类型，鲁藜无疑是属于最后者。从历史上看，他的前半生蹇滞坎坷，到了晚年得享安定惬意的生活，于是益发吟咏不辍，仍然唱着欢乐的《云之歌》和一首首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复苏集》。但基本倾向于写些人生感兴的警句、蕴含哲理的诗章，他变成了一个好沉思求精美的诗歌老人。

诗，是一种最高而特殊的文学样式，对诗歌道路的探索异常艰难，自“五四”至今几十年来“新诗还没有完全胜利”（冯雪峰语），大概需要更长的时间方能获得。鲁藜对诗艺的修炼始终孜孜以求，常说艺术上的美永远没有尽头，而人生太短促了。着重诗美的创造几乎是中外诗家的共识，奥地利现代著名诗人里尔克曾说：“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眼下我们出版这本《鲁藜研究文粹》或许可以为共同探讨新诗的发展提供某种参照系数吧，因为若不能发挥传统诗歌的优点，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民族化的诗歌。30年前台湾诗歌搞过“横移”，结果证明是失败了。

我最初接触鲁藜的诗歌是在50年代，那时从部队调干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学读中文。记得顾随老教授的古典诗词讲得实在生动丰富，而当时王林副教授在讲授现代诗歌中自选了胡风和鲁藜的作品，使我对“七月派”诗歌有了好感，他本人后来为此而受难是可想而知的。直到九年前我有机会接受编辑老诗人鲁藜的研究专集任务，因此才深入领悟这个诗歌流派的艺术风采，并搜集了有关鲁藜创作的几十篇评论文章，按顺序编成四个部分：评论、文学史、专访和史料。收入的名家有胡风、阿垅、朱自清、何其芳、李广田、蓝海（田仲济）、艾青、王瑶、唐、严家炎等，还有一些当代的学者评论家。这些文章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前、或在香港发表的，估计仍有遗漏的。这种保存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值。这里面有我写的若干研究文章选入了几篇，对别人的论文也进行了挑选，对待节选的重要文章则尽量顾及前后的文意，便于理解鲁藜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与历史地位。

目前想出版一本厚厚的研究专集确有不小的困难，故改为“文粹”形式，省去了大半篇幅，正是“著书不忍付东流，欲起陈商相与谋”（陈商系古代的一位书商，他多次出资为江湖人刊印诗集）。这本书终于呈献在读者面前，应当感谢我市有关部门领导的热心支持。著名诗人绿原扶病为此书写序，其盛情感人；他对鲁藜诗歌的评价富于启发性，更是难得的一篇妙品。

本文为《鲁藜研究文粹》所写的前言载《天津日报》副刊199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