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的“诱引”

学电影，拍电影，对于一个20世纪50年代、地处边疆小市的高中生来讲，简直就是做梦，谁敢想?更别说去试试了，我即如此。可是偏巧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橄榄枝，送来了一个诱饵。我的同桌王宪华，与我关系好，一天上自习课，他在桌子下面悄悄地看一样东西，显得很神秘。我好奇地要过来看，原来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份《招生简章》，是他北京的一位亲戚刚刚寄来的。我是超级影迷，潜意识里对电影导演这个职业有过非分遐想，看到了它，很兴奋。我先大致浏览了一下，然后细读了电影导演专业的考试内容：什么朗诵、表演、即兴编小品故事、音乐和美术作品欣赏、影片分析，等等。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艺术院校的考试时间安排在全国普通高校考试之前，安排好了可以两不误，冒险去闯闯值得。于是暗暗记下了报名地址，和谁也没商量，连王宪华同学也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出了申报信函。这是1959年即将高中毕业时发生的事，我年满19岁。

那个年代，国家向青年学子发出的号召是向科学进军，鼓励“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我从初中开始就受到这种感召，“数理化”学得不错，经常拿满分；由于认真听课，细心完成作业，学习也不吃力，所以，报考大学，念理工科是必然选择。还因为自己的语文学得也不错，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向同学们推介，还有过校内诗赛得奖和在本地报纸发表小文的经历，想考取名牌大学的野心就膨胀了。我的志愿是清华大学，学自动控制或建筑。所以，我突然申报了艺术院校，并没当真，还是老老实实地复习数理化，准备考理工。那个年代的学生念书、升学全凭自己努力、自己琢磨，无人指导，无处请教，尤其是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孩子。就是和亲朋好友、家里老人商量，也往往是徒劳。

就在我专心致志复习立体几何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的准考证邮寄来了，一件本像开玩笑的事一下子变成了现实。去应考?还是不去，去，我没做任何准备。不去，好像有点遗憾。我没犹豫，决心去冒这个险。我赶紧从过去订阅的《诗刊》等杂志中选取诗歌，最后选中一首描写朝鲜母亲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怀念亲人、渴望和平的抒情叙事诗《旗》，开始背诵。去报考要办手续，向班主任老师和教导主任请示汇报，他们都很惊愕，说我异想天开。一向关爱、看重我的班主任马颖彬老师直言不讳，劝我别去，说那地方怎么可能是我们这样的人去的。马老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历史，爱好文艺，他会吹长号，善交际舞，是学校文艺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连他都反对我，肯定有道理。不过，我决心已下，既然要去就不能半途而废，在我的坚持下，老师和学校给我办了相关手续。到这个时候，什么理工数理化，一下子从脑海里消失了。可是，考电影学院怎么准备?考试项目中没有一样是我在课堂学过的，看过一些有关电影方面的书刊，很有限。电影院倒是我的课外学校，看电影是我的第二课堂，本是课余爱好的事一下子变成了正业，有点茫然。在我处的那个边疆小市延吉，根本无处可求教，家人、亲朋好友没有人和艺术搭过边。除了反复练习好诗歌朗诵外，其他的根本不知道如何准备，反正就去撞大运吧!

我的考区设在沈阳市，向家里要了点钱，只身背个书包就去了。临行前没和同学们打招呼，大家各自忙着备考，就不打扰他们了。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大城市，初来乍到有点茫然，我毕竟是个小地方来的穷学生。我选了一家价位低一些的小旅馆住下，然后去寻找考试的地方。在我应试之前的空闲时间也不知道该干点啥，除了继续完善朗诵表演，就只能跑到考场外打探消息，很想从别人的考试经历中吸取点经验、窍门之类的东西。但是枉然，一切太陌生了。等排到临近我考试的时候，反倒不紧张，也无杂念了。看到一个小男孩在考场门前用蝇拍打苍蝇，打一个，就放到纸盒里。那个年代讲卫生，“除四害”灭苍蝇有任务，有指标。我主动上前帮他打，打得准，打得快，小纸盒里的苍蝇数目迅速增加。小男孩很高兴，我也似乎忘了自己来这儿要干啥，打苍蝇倒是轻车熟路，很认真……突然，考场内传来工作人员喊我名字的声音，恍然清醒，轻松地走进了考场，大概是无知无畏吧。

考场设在楼上一间陈旧昏暗的小屋子里，还有许多杂物堆放在四周，可能是临时租借的地方。考官只有两个人，男的岁数稍大，女的比较年轻。我按程序先朗诵了准备的诗《旗》，然后由考官出题，我即兴表演，按人家要求去做，没有思考更没有构思设计，好像越快动起来越好，结果我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然后老师让我坐下来交谈了一会儿，能记得清的是，不知怎么引导我讲了在初中、高中时组织并指挥大合唱、联唱一类的事，让我分析音乐指挥和电影导演的相似之处，等等。至此，初试结束。我考得如何，自己没什么感觉，也没从考官那儿观察出什么。

初试发榜了，我去查看，没有我的名字，很清楚，我失败了。这可是我念书以来第一次遇到挫折，实不甘心，原来没抱多大期望的一次尝试，反倒激发要探它个究竟的决心。原计划考完了就赶紧回去准备高考，现在早忘到脑后了。我回到小旅馆，连夜给考官老师写信，希望能够面谈请教，这一夜也挺有气氛，不知附近谁家传出悦耳的箫曲，声声传来为我做伴，好似在帮我舒缓焦虑不安的情绪。

信递上去了，老师没拒绝，约定几次会面但都落空了。我冷静地想，老师正忙着复试工作，应考的学生多，怎么可能有时间给一个陌生的落榜生。怎么办?就此罢休，打道回府?不行!那就不是我了。再努力一次。大概是等待约见的第三天，我打听到他们吃午饭的饭店，提前在门口等候。等人要有耐心，我手里拿着一把竹制油布雨伞，在门外踱来踱去。成否就此一搏了。还别说，果然奏效了!当两位考官老师走到路边时，我急忙迎上去，说出自己的名字和来由。男老师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走啊?”我说：“很想听听老师对我的意见，看看我是考得不好，还是不适合学这个专业，如果不适合，我就死了这份心思改学别的。”男老师注视着我，说：“感觉你肚子里有东西，可是没拿出来。”我听了这句评语暗自欣喜，看来我还像块料，只是没表现好，那下次有机会想办法把肚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不就行了!我接着问：“我明年再考行吗?”男老师没正面回答，他说：“如果你考上别的学校，就不能再考了。”这样的回答又使我欣慰，等于暗示我，老师有所期待。我心情大好，告别了老师。这位男考官老师是谁?后来得知，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田风教授。

在考场四周遍布着男男女女考生，大部分着装讲究，时尚，神采奕奕，我有点相形见绌。不过，我没太在意，混在中间旁听，打探，想多长点见识。比如，有人说，带本人作品参加考试——不管发表的或没发表的——大不一样，这个“作品”是指剧本、小说之类的。我暗下决心，回去就写个电影剧本。又比如，有人说可以拿电影学院的准考证去中央戏剧学院的考场参加考试，我马上去应试，心想，能不能考取不抱希望，但可以增加一次考场实践机会。我到那儿简单地办完手续就参加了考试。我记得朗诵完诗歌《旗》之后，考官老师就给我出了一道挺难的题。题目是用“玻璃、火、钱”3样东西讲一个故事。我吸收上次教训，没有匆忙上阵，慎重地构思了一下才开讲。

我想，“玻璃、火、钱”这3样东西，肯定应该是故事里3件有联系又很关键的道具或重要细节。我构思了一下，设计好开头、结尾、高潮后，开始讲这个故事。我说，小刚与小华是好朋友、小伙伴，小刚经常去小华家做作业，玩游戏，对小华家非常熟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走进小华家的院子，直奔房门，不巧房门上了锁，没人在家。小刚很扫兴，想要离开，看到小华家窗前的大鱼缸，里面的金鱼品种挺多，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便停在窗前看了一会儿，想等小华回来。他正看得入神，忽然发现屋里有浓烟，他蹦起来朝里看，看到了火苗，想到是小华家屋里的炉子没封好火，把炉边的什么东西引着了。大事不好，小刚大声喊：“着火了!着火了!”周围没反应，好像邻居也不在家。小刚眼瞅着屋里的火苗向上蹿，急中生智，在院里找了一块大石头，砸向窗玻璃。窗玻璃碎裂开，他不顾危险，迅速清理出个大洞，钻了进去。好在火势还小，没有蔓延，小刚很快扑灭了火，连吓带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还真有点后怕。这时他注意到打碎的玻璃窗，怎么办?他起身找来笔和纸，写下几个字：“大妈、小华：为了进屋救火，我砸坏了窗玻璃，留下这点钱你们买玻璃吧!小刚。”写完，把身上能翻找到的钱都掏出来，和字条一起放在桌子上，然后由破窗洞口原路爬了出去。他很细心，在院子里找块木板把破窗洞堵上，再用石头把木板顶住，这才放心地离开。他的脸上、手上虽然划满了道子，但很精神。他迎着朝阳走去，鲜艳的红领巾映衬着可爱的小脸，红扑扑的。

考官老师听完我讲的故事当即称赞：“好!编得好，讲得也好!”我受到如此肯定，一阵惊喜，看来，考导演专业，这样应试对路了。这之后又考了什么不记得了，反正又等了一天，看看发榜，又没有我，也就死了心，离开了沈阳。沈阳市什么样?没有时间浏览参观，印象里有我练朗诵时去过的东陵公园，还有考场沿路的街市和住过的小旅馆。临走时倒是认真观察了一下小旅馆门前的景象：路上来往车辆很多，什么车都有，有轨电车、汽车、马车、驴车、牛车、自行车、手推车、垃圾车，感觉乱糟糟的，还有树的绿叶上布满层层黑灰。1959年的沈阳也不至于这么糟，一定是我的心绪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