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给我盛“高汤”

考完文化课之后就没事了。为了确保在这一年进大学，我在北京参加了普通大学统考。报什么志愿忘了，等待发榜的日子干点什么?当小工干点杂活儿挣点钱吧。来京时带的钱没剩多少了，无论考不考得上，都要攒够返回东北老家的费用才行。我表哥张秉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司机，在单位人缘好，工作好，听说他表弟来京考电影学院的事后，大家都很帮忙。总务科的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些杂活儿，比如熬沥青抹屋顶、和泥抹墙时给师傅递泥……有意思的是，我不会骑自行车居然骑三轮板车很顺手顺脚。干体力活儿我不陌生，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在高中干得挺有成绩，还得过奖状。生活就是经常会出现些巧事、奇事，就在我打工的短暂时间里，竟然认识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北京香山植物园全国有名，归科学院管，也和植物研究所有点隶属关系。我被调到这里干活儿，为大片植物锄草、松土。我和工人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工棚好像搭建不久，通铺板床下面长满了鲜绿的野草，晚上蚊子成群地向熟睡的我们袭击，虽有蚊帐遮挡，四肢也难免贴近帐纱被蚊虫叮咬，苦不堪言。好在年轻志高，心劲儿正足，对这点小罪还能忍受。植物园温室内外种植了许多奇花异草，让我这个小地方来的人开了眼界。有一种会吃蚊虫的植物让我感到新奇。它有一个像筷子篓一样的花朵，里面有黏液分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吸引了各种飞舞的小虫子前来入瓮，口上边还有一片叶子似篓盖，不时会盖住篓口，美美地饱餐一顿。这里的花木工人朴实勤劳，开朗豪爽。我刚来，他们就给我指出，在花窖门口换花土的那个人是个皇帝。我有点诧异，不是开玩笑吧?他们认真地说，是末代皇帝溥仪，刑满释放后暂时安排在这里劳动。我小时候看过当年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宣传画片，也在某些纪录影片里浏览过他的“尊容”，看现在这个人，联想过去的影像，身高、体形、面相、举止很像，当然，岁月沧桑，他现在已是一个刑满释放的普通人了。他和工人们相处得很好，常在一起打闹开玩笑。大家都不叫他名字，就叫“皇帝”，他不气不恼，不羞不愧，答应得很痛快。我们都在食堂吃饭，排队到大木桶里打汤时，彼此都为对方盛过高汤。所谓“高汤”，就是葱花配酱油冲的开水。我和工人们混在一起，也和溥仪说说笑笑，大家干活儿累了，就倚墙根坐着晒太阳，拉家常。至于聊些什么，一般都会小心地避开政治话题。一次政府安排溥仪进城当历史研究员，进城去开政协会。表哥开了一辆卡车进城送他。在路上，表哥和溥仪开玩笑说：“皇帝，你知道我是谁吗?”溥仪说：“你不是张师傅吗?”表哥说：“过去我可是你间岛省(今延边地区)的良民啊!”溥仪知道是开玩笑，无以答对。在这里我还见到了朱德朱老总。他每周来植物园一次，看看他喜爱的、工人们帮他养的各种兰花。他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有显赫地位的国家领导人，但非常朴实，平易近人，园里的人对他并无距离感，都把他当成一位受尊敬爱戴的老人。工人们看见朱老总的汽车开进院，就告诉我：“你看，朱大胖子又来了，来看他的兰花。”我听人家称朱德谓“朱大胖子”，先是一愣，但听语气看表情显得很亲切，是从心眼里透出的一种热爱，我也深受感染。再看朱德同志，慢慢下了汽车，拄着拐杖，很悠闲地向花棚走去，和熟悉的工人打打招呼，俨然就是一位邻里常见到的老爷爷。

艺术院校的发榜日期已过了几天，没有任何消息，反正有活儿干，还能挣钱，我也没感到有什么压力。忽然一天，表哥下班回来对我讲：“电影学院来电话了，问你的档案放在哪儿了，他们没找到……”我一听，这是个好消息，要录取你才找你的档案呀!我急忙跑到邮局，往高中、初中两个母校和我户口所在地祖父家发电报，询问档案的事。我又与电影学院招生办取得联系，问清要求。又过了几天，电影学院给我表哥来电话，让我去电影学院人事科拿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

我取通知书的时候问：“我的档案找到了吗?”接待人讲：“没有，不等了。”他们把我考前递交的材料返给我，有电影剧本《金银花》初稿，有在地方报纸发表的散文《歌声》等，其中高中毕业证书不亚于档案，上面有3年各科的学习成绩记录和思想品德鉴定。记得还让我量脚印，要做练功鞋。我的心紧了一下：“啊?学导演的也得练功啊!”

我走出电影学院的大门(当年的新街口外小西天处)回头端详了一下，心想，这回我可知道门朝哪儿开了，以后我还得在这里出出进进至少5年啊!

我又去邮局(西直门外)发了几封电报，向家人告知录取喜讯，要些被褥等床上用品。邮局工作人员看了电报内容比我还高兴，立马站起来和我握手表示祝贺，并感叹：“你一个外地人考上真不容易啊!我们北京人都不敢想!”我对第一个向我表示祝贺的陌生人表示了谢意。我也兴奋了，走出邮局直奔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花钱照了张纪念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