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叔叔要认我当干儿子(年

齐齐哈尔是仅次于哈尔滨的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两市比较，风貌大不一样。齐齐哈尔“关东味”十足。也就是说，华北地区，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老乡闯关东带来的“中原味”和当地满、蒙等少数民族的“原住民味”相融合的一种风味。我们崔系家族都是来自河北省清河县的农民，老乡加同宗族，相见倍加亲。我们刚来就住在叔伯大爷家，屋子特别宽敞，南北大炕，无遮无挡，好像来多少人都能住得下。屋外是个大院，可以停放好几辆马车。有车，院门就大，好像没有什么大门板，或者有门板也废置不用，不关不开。我父亲的中医师牌匾就挂在大门洞子外面的墙上。这个院门朝大街，车来人往挺热闹。所谓车，主要是牛、马、驴、骡拉的车，汽车比较稀少，再就是人拉人推的各种大小板车了。

叔伯大爷本来挺能干，早年来这儿建立了自己的基业，后因抽大烟败落了，但我们到来时他还在经营着一家茶馆。茶馆坐落在市场繁华商贸区域，很热闹，尤其是晚上。伯父带我去玩过几次，颇感新鲜。所谓茶馆，就是曲艺演出场所，有小舞台，观众有桌有椅，俨然是个小剧场。观众可以边喝茶，边吃葵花子、落花生、爆米花以及切成条块的红心萝卜。卖香烟的小贩在观众席里走来走去。演出节目有快板、相声、二人转，但更主要的是弹着三弦说评书的。说书说到精彩之处，留住悬念不说，惊堂木一敲，开始挨座收钱，小笸箩送到谁桌前，谁都不好意思不往里扔点，但钱可多可少，随自己的能力和心意。这好像是个不成文的规矩。收钱这活儿我也帮助干过。10几年后去过北京才知道，北方的茶馆听说书的都是这个样子，大同小异，一脉相承。

叔伯大娘在家纺线，做布鞋，不是为挣钱，是政府摊派下来的任务，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我好奇，也想学纺线，但试了两下，不行。纺出的线要粗细均匀才合格，这不是一个小男孩可干的事。不过，我可以打下手，纺线之前需将棉花撕成薄片，轻轻卷成个空心棉花条。当纺车摇转，棉花捻成线时，空心棉花条可不断加续。我干得好，大娘很喜欢；她去指定地点上交纺好的线并领回新棉花时，也带着我。走亲戚，邻里串门，逛街买东西，也都紧随她身边，对我熟悉这里的人情世故帮助很大。那时，父亲为开展自己的行医业务，每日早出晚归，顾不上我。母亲有病，只能在家里做些洗衣、做饭家务活儿，也顾不上我。

1947年的齐齐哈尔，应该算老解放区了，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祥和温馨，给我一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的经历更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毫无夸张地唱出了那时人们的真情厚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咿呼呀嗨……”

父亲经过一段时间奔波，工作有了头绪，生活稳定下来。我们不再寄住叔伯大爷家，就在这个大院里租了一间房子。父亲也安排我上学了。学校在“龙沙”公园山脚下，校名“初十”小学。学校有个显著标志，一座石雕大乌龟驮着个大石碑，停放在操场一角，学生们课间休息时常有人爬上石乌龟的脖子骑着玩，乌龟的脖子、脑壳让孩子们的手摸得铮亮，阳光下发着青石光。石碑上刻的什么字不知道，也没人念，没人议论，倒是石碑顶端后刻上去的“初十”两个大字非常醒目，因为它被涂成红色了。在这里上学比较宽松，课堂上的事没有什么记忆，课堂外的事倒记住不少。

很庆幸，学校毗邻一个大公园，那可是我们小学生游玩的好去处。据资料记载，“龙沙公园”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园林，人工堆积的山顶上有座“望江楼”很有名。学校老师带我们进去玩过，但终究是集体活动有所限制。我们中午带饭的几个男孩，利用午休时间可以在那里“自由飞翔”。我们不用走出校门再奔公园大门，那样绕道远，还得买门票。学校与公园有铁栅栏相隔，我们选取栅栏离地面较高的空隙匍匐爬过去。我们除了玩相互追逐奔跑的“打仗”游戏，也能安静地去文史博物馆看一些稀奇古怪的出土文物，瓶瓶罐罐、砖瓦石头的东西看不懂，印象深刻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青铜古币，我们叫它“大钱”。公园也有马戏团表演，那是在帐篷里，外边人看不到，要进去看得买票。还有能看见的汽步枪打靶，好玩，吸引人，可是要玩也得花钱。看“拉洋片”是那时孩子的至爱，从大人那儿要的那点零花钱常舍不得买吃的都花在这上面了。“拉洋片”是什么玩意儿?外观看，一个神秘的大木箱子，里面不知道放的什么东西，只见几个孩子趴在箱外几个小玻璃窗口，聚精会神地往里瞧。拉洋片的人手持一根拉绳，绳子拽着大木箱上方一个锣鼓镲组合连接在一起的木架装置，边唱边讲，边拉动组合打击乐，一板一眼，很有韵味，好听，吸引人，至今我还能记起一两句词：“……往里边瞧来，往里边看，眼前来到了上海滩，上海可是个大世界啊……”原来箱子里面装的是西洋风俗画，是看图讲故事。木箱子上的小玻璃窗上装有放大镜，能让观者体验神奇魔幻的感觉。这比单纯看小人书有趣多了。当拉洋片人讲完了一个故事后，他扭动箱外的摇把，又换一张画，再讲下一个故事，唱词也得跟上：“……看了一片又一片，一片比一片更好看，眼前又来到了……”还有一样好玩的事——抠彩，人家卖者手托个扁木盒子，上面的盖纸上画着一个个圆圈。你可以交很少的零钱用手抠破一个圆圈，圆圈底下是个小方格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你的了，如是空的，算你运气不好。里面的东西都是些很便宜的小玩意儿，也有糖果，最值钱大概就是一块橡皮，一个小手绢了。我和同学偶尔试过手气。据说，这种彩盒都是商家事先配置好的，走街串巷的小贩批量买来零售。这大概算是我国彩票业早期的儿童版了。更让人惬意的还是爬上山，登上“望江楼”了。“望江楼”名字很直白，顾名思义，就是站在此楼亭上可以看到一条大江，江上船影飘过，有近，有远。江岸边钓鱼的人有站，有蹲，有坐，鱼竿一排排，在云雾缭绕中很像一幅长卷水墨画，让人心旷神怡，对未来生活产生无限遐想。

我的同桌是个小女孩，她妈妈在一家大电影院里担任把门收票工作，借此方便，几乎每天放学回家时，她都带我去看电影。那时的电影放映不分场次，排好顺序的几部电影轮番展放，观众进去赶上啥看啥，中间不清场。看得最多的是“民主东北”系列新闻片，开眼界，长见识，记忆深刻的还有动画片“瓮中捉鳖”，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全都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的；还有一些苏联影片，大部分没翻译，那时电影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课堂。

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看包场电影。记得有一次是和解放军官兵一起看的，“拉歌”的场面非常热闹。所谓“拉歌”，就是这支部队唱完，向另一支部队喊话，让兄弟部队唱歌比赛。“拉歌”有领头人，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文艺骨干。领头人喊：“某某团，来一个!”全体战士高声呼应。“拉歌”的一些顺口溜挺有意思，幽默，诙谐，风趣，至今我还能记住两句：“叫你唱，你就唱，别当封建大姑娘!”“人有脸，树有皮，为什么拉歌干拉你，不着急。”战士中有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叫“解放兵”，刚穿上解放军的新军装。我们小学生都能认出来。他们被解放军的官兵一致、民主和睦的气氛感染，也逐渐放松，融进了革命队伍。我们学生也学会了“拉歌”，各班之间彼此叫号。这是看电影之前观众自娱自乐的常规项目。现在回想起来，它比看电影本身都有意思。我们看的电影除了少量自己拍的纪录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战争电影。电影基本都是原文原版，没译制，只是在开演前由电影院的人或我们的老师简要介绍故事情节和教育意义。记得有一部苏联儿童电影，演红党(无产阶级)的孩子和白党(资产阶级)的孩子斗智斗勇的故事，主要情节至今不忘。红党的孩子衣着破旧，但聪明伶俐；白党的孩子衣着整洁，但呆笨木讷。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赌扣子(衣服扣)游戏，白党孩子总输，输没了就回家找扣子，把衣柜里他父亲的军官衣服上的扣子都揪了下来，再玩，又输，无奈求红党孩子借他扣子玩。红党孩子提出借的条件，帮他干活儿。情节怎么发展的，忘了，可一个精彩的镜头留下深刻印象：红党和白党的战士在战斗，红党的人占据一个楼房的平房顶，战士依托房顶上露出的一些烟囱掩护向楼下射击。白党的孩子背着双肩背带的皮书包，里面装满子弹，跟在红党孩子后面，在楼顶上爬行。楼下布满石子路的街上，一白党军官骑着大洋马经过，此人正是白党孩子的父亲……原来为扣子给红党干的活儿是帮红党运送子弹啊!同学们看到这儿，都偷偷地笑，大家看明白了。

那时的市政府离我家很近，隔着马路斜对面。市政府是我上学、放学必经的地方。我每天来回两次经过市府大门，提着个大珠算盘子，哗啦哗啦地响，挺引人注意。市府门口有位解放军老兵常看见我。他很喜欢孩子，常迎住我问这问那。我开始以为他是站岗的，后来感觉他像个干部。有一次他和我唠嗑，有点动感情，突然对我说：“小鬼，你给我当干儿子吧!”我不懂这种事，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说：“我给你买小大氅!”我摇头。他感到我被吓着了，忙改口：“以后你常来玩，小鬼，我挺喜欢你的……”这以后，我还真的常来玩了，因为我和他成了好朋友，门岗哨兵都认识了我，出入市府无需盘问。市府楼顶上有一挺高射机枪，打飞机用的，他领着我看。战士还特意取下机枪的帆布罩衣，给我操作演示。市府里有8个司号员，抢着教我吹冲锋号。我试吹过，总也吹不响，有一次憋了好大一口气总算吹响了，可是两腮干涩得很难受，以后再也不吹了。有时他们也留我吃解放军战士的饭。我在他们厨房第一次看见硕大的铁锅炒菜，炊事员站在灶台上用铁锹炒。这才叫真正的大锅菜呢!主食一律高粱米饭。有时，这位想当我干爸的大朋友带我上街看电影，那时候解放军看电影、看戏不用花钱买票，我也沾光了。我记得看过的一个电影叫《野猪林》。更使我难忘、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市府礼堂看戏，印象深的有《血泪仇》、《兄妹开荒》、《白毛女》，后来才知道，这是由延安传过来的。看《白毛女》的场面最令人难忘，全剧场的观众有凳子不能坐，都站着看，因为人太多，人挤人，水泄不通。我当然得骑在大人肩上了。戏演到冲突激烈的时候，全场观众喊口号。

齐齐哈尔虽然是解放区，是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但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还时有光顾。我们“初十”小学也挖了防空壕。一次敌机来了，警笛长鸣，全市备战，我们也在老师带领下躲进了防空洞。我们的防空洞像壕沟，没有顶应该叫防空壕。我们用事先编好的草帘子盖在头顶上，伪装成草地。我们藏在里面可以透过草帘子缝看到蓝天白云，期待着能看见敌机，好像谁也没想过投下炸弹怎么办?机枪扫射怎么办?大概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残酷的孩子，就是这种儿童心理吧。汽笛再响，警报解除，不过老师还是很谨慎，不让我们乱跑，带领我们像来时那样在屋檐下贴着墙根走回教室。据说，第一次警报鸣响时，负责警戒的解放军战士都在全市的主要街口各就各位，挎在肩上的冲锋枪口朝下，手扶扳机，随时准备抬枪射击，因为他们要防范的是空降伞兵和流窜的特务坏蛋。好在这次没发生什么事，飞来的敌机是架侦察机。我当时想，市政府楼上的高射机枪怎么没把它打下来呢?

苏联红军要回国了，中国人民表示感谢和欢送，要举办个隆重的仪式。我们“初十”小学也分摊了任务：从学生中挑选一批男女生跳花棍舞，也叫霸王鞭。我被选上了，每天得练习跳十字花步，双手还得学习舞动带响的花棍，一会儿敲肩、一会儿敲腿。响声来自花棍两端的铁片，练好了整齐划一，悦耳动听，配上优美的舞步，鲜艳的服装，煞是好看。欢送仪式那天，我们一大早就被车拉到了会场。会场好像在郊区一个草坡上。最醒目的是临时搭的主席台和用松柏树枝彩旗组建出来的凯旋门，上贴标语大字。有很多人提来了水桶盛装的一束束鲜花……正式仪式就是讲话、鼓掌、献花、喊口号。印象深的是告别，苏联红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战斗歌曲，通过松柏彩旗凯旋门走向远方。来自各界代表的人群载歌载舞夹道欢送。我因年幼无知，不知苏联在什么地方，直观感觉，他们走出凯旋门，向山坡后更远的地方走去，走到看不见他们了，大概那就是他们国家苏联了。我可能因为在珲春欢迎过他们，知道他们是来中国帮助我们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还因为在电影里看到过他们和德国法西斯英勇作战的故事情节，送走了他们，还真有点淡淡的惜别离愁情绪。至于他们这部分苏联红军来齐齐哈尔干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回国，我一无所知。欢送的主席台上讲的话我也没听清，或者说，光看热闹了，根本没听。

深秋到了，天要变冷，家家户户都在买煤、买劈柴木柈子、买干树枝柴火，准备过冬。有的孩子捡树叶，可以积少成多，灶火坑里引火用。我也跟着学，拿把扫帚和柳条筐上街扫树叶。树叶轻薄，显堆但不出数，满满一筐也没多沉。有的孩子捡煤块。胶轮马拉煤车经常从门前路过，煤装得满，车跑起来一颠一颤的，车箱子板缝里的煤就往外掉，一路走过像播种机，撒了一溜煤渣、煤面，捡这东西可合算，扛烧扛炼。我也弄个铁皮桶双肩背着捡。有的男孩胆大妄为，趁赶车老板子不注意，跳到车上，捡几块大煤扔进后背铁桶里，还没等老板子发现，就跳下车跑了。这可是偷是抢了，不能学。

又要搬家了。听父亲说，在黑龙江省的大北边，有个叫土房子的地方住的几乎全是我们河北老家清河县西赵庄的人，土地改革之后生活好起来了，很遗憾的是周围十里八乡也找不到一个能看病的先生。后来，那里的亲戚有人到齐齐哈尔办事，走亲串友时知道老崔家出息了一个正牌医生，就找去看病，也送病人来齐市看病，病看好很多。那里的乡亲就呼吁，请我们全家搬到他们那儿住，不用种田伺候地，生活上的事他们全包了，就只管看病，不仅给本村看，周边外村外乡的病人都给看，比在城里整天等病人、找病人强多了。又说，那里家家丰衣足食，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比我们在齐齐哈尔的生活好多了。母亲听了心动，就答应下来了。

我当时知道的情况没有现在写得这么清楚，就知道要搬家去农村，心里有点不愿意，因为我对那里没有什么可憧憬的美好想象，对这里可有我无法割舍、无限留恋的温馨东西：可爱的“初十”小学；美丽的“龙沙”公园及可以登高远望的“望江楼”；还有那些市政府里的解放军大朋友给我带来的新颖有趣生活。再有，以后再也不能和同桌小女孩一起去蹭电影看了。至今我还很遗憾，没有记住这位女同桌的名字和她的模样。我永远感谢她，遥祝她一生幸福!同样，我也没问过那位想认我做干儿子的“老八路”、“老革命”叫什么名字，具体长什么样也记不太清晰，只知道他是解放军“老兵”，一位喜欢孩子热爱人民的军人干部。我感谢他给了我对共产党，对八路军，对解放军的正面形象教育，奠定了我一生正确道路。他大概早已过世，我遥致敬礼，祝他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