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很重情谊

我和父亲来土山子投奔的是村里唯一一家小中药铺。药铺不大却很正规。门前挂着一对木制膏药幌子，白天挂出晚上收回。门上方挂有横幅牌匾，字号“庆发和”。门市前厅有一面墙都是装有中草药的小药匣子，每匣3格放3种药，匣面横一竖二写有3味药名；上方高处摆有大大小小瓷瓶罐，装着蜜饯一类精制药品。柜台很大，是抓药、炮制药用的工作平台。一顶棚立柱上醒目地写着“川广云贵，地道药材”。其正规程度不亚于城市里的大药房，在一个小村里能存在委实难得。药铺掌柜的姓谭，名庆祯，河南人。店里两个伙计是河南同乡，一姓赵，一姓吴。后屋是掌柜的家，一妻二女。谭夫人专持家务，主要是给大家做饭。我和父亲住在门面旁的一个小屋里，白天是诊室，晚上是卧室。房后小院里有仓房，储存中草药。父亲来后，很快打开了局面，被治愈的患者口口相传，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有了远道慕名而来的他乡人。药铺的生意火了，大家都有钱可挣，生活得非常美满。这里无论大人小孩都和善可亲，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我们父子俩很快就融合进来。我因年少失去母亲，得到大家的厚爱，享受到家的温暖。晚饭全店铺人一起吃，不过，男女是分桌的。“谭掌柜的”谭大爷为人和善，买卖公平，讲诚信，在本村及周边十里八乡都有好口碑。农民看病抓药可以赊欠，秋后卖了粮食再还钱，实在困难的到年底就全免了。他家没男孩，视我如亲侄，很关爱，药铺有些活儿让我试着练习，比如双脚滚压药碾子；筛药面；和蜂蜜制药丸；在铁罐里用杵捣药；用一端固定在凳子上的大切刀把药材切片。每天晚上关门后，拉药匣子，辨认药材。柜台上摆放着几个精巧的长方形木块，刷过油漆，上面用毛笔小楷整齐地写着中药汤头歌诀，我也和伙计一起学习；仓库里的中草药招耗子，用捕鼠器抓老鼠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经常猜谜语，谜底多是中草药，磨练智慧。他们还经常讲些外面的事，尤其是出远门去关内购药的见闻很多，我很愿意听，还捎些小礼品给我。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一次赵叔从天津回来，带回一支特殊的笔，说是叫“原子笔”，那个年代一提到“原子”什么的都显得高深神秘，就像现在说“纳米”一样。当时普遍用铅笔、蘸水钢笔、自来水钢笔，大家觉得“原子笔”很新奇。赵叔拿出笔给大家看，笔杆是金属的，闪着银光，笔端不是钢笔尖，是个圆珠头，里面有个小滚珠，一写字，油墨就流出来了。大家惊奇的是，这种笔不用灌墨水，可用很长时间。现在人们会认为这不就是普遍使用的、再便宜不过的圆珠笔吗?可当初它刚问世时，可是笔中新贵，价格不菲，造型和材质都很讲究。关键它的名字也显得那么高科技。我有幸见到的那支笔，算是圆珠笔的祖师爷辈的了。谭大爷善经商，也会生活，情趣满多。夏季常早起登山吸纳清新空气。我们父子也同往，采回各种山野花放瓷瓶里水养。他在房前屋后种了不少花卉、中草药材，比如枸杞子。他每天将鸟笼挂在门前树枝上，悦耳的鸟叫声深得行人喜爱。我也买了只蝈蝈将笼子挂在附近凑热闹，有时能听到鸟鸣蝈叫的对唱，相映成趣。我很喜爱谭大爷养的盆景盆花，对昙花情有独钟。一次昙花盛开，谭大爷将它摆放到柜台上供客人欣赏。昙花开放时间短，左邻右舍都跑来抢时间观看。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花，明白了“昙花一现”的寓意。谭大爷的大女儿秀忠姐，比我高一班，很随和，与我相处得非常好。白天我们一起上学，放学回来一起做作业。她和邻居家女孩玩时，也带着我。她们玩的多是女孩子的游戏，比如，丢手绢、跳房子、丢布口袋、跳皮筋、跳绳。还有一种游戏叫撮“嘎拉哈”，是东北民间游戏。所谓“嘎拉哈”，是猪或羊的腿关节骨。它小巧玲珑，四面有不同形状，分别叫：“背、坑、轮、针”。一般用4个“嘎拉哈”配一个小布口袋，用一只手玩，玩时先抛“口袋”，利用“口袋”在空中停留的瞬间，将“嘎拉哈”摆成规定形状，再将相同形状的“嘎拉哈”一把收进手中，以此累积分数。因“嘎拉哈”是骨关节，形状不规则，不好摆，难度大。在北大荒土房子村的玩法更“壮观”，玩时将一笸箩“嘎拉哈”倒在炕上，一群女人围着玩，按时间记成绩，谁收获的“嘎拉哈”多谁胜。另外，她们在一起相互学习织袜子、背心，我也跟着学会了。我还学会了踩高跷、扭秧歌。大家有时结伴上山采野果、挖野菜，隔三岔五去县城和龙看电影。平时一个人时，我常弹姥姥给的大正琴，后来又添了一把二胡，有时也临摹钢笔画。这样的日子过得平静安逸。突然有一天，枪声大作，子弹打在木质电线杆上直冒烟，吓得药铺里的人都躲在柜台下，很恐惧。后来枪声停了，街上一片嘈杂，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看个究竟，弄明白了，原来是朝鲜人民军来这里搞演习。大家对没有事先得到告知很不满。人们议论说子弹是假的，没有危险。我也大着胆子出去看，朝鲜人民军正在集合，战士穿的衣服很像我过去见过的苏联军服，好像枪也是苏联的。一场虚惊警示我们，国境线那边我们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就在家门口，天下并没太平。说到抗美援朝，马上联想到我结识的一位志愿军干部，他因伤退伍，被安排到土山子变电所工作。这个变电所是日伪时期留下的，小砖房夹在村舍中显得很另类。只有一个员工，可带家属。他好像姓靳，我称靳叔。他找父亲看过病，见我喜欢玩乐器，就主动要教我弹奏曼陀林。曼陀林?听名字很怪，在他家见到了这洋玩意儿，一个大水瓢式的音箱，上面有4对金属弦，弹拨出的乐音挺好听。靳叔虽受过战火洗礼，经历过生死，却很乐观、幽默。他给我讲了一些自己经历的战斗故事，对战争的残酷没细说，倒是愿意说些调侃笑话。记得他边弹琴边唱郭兰英的歌：“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我从前方转回来，胜利的消息又传开……”他在歌曲过门处填了词：“吊儿郎当”。另一首歌的一句“志愿军不怕困难多……”改成“志愿军不怕罐头多”。看他的表情，听他的情绪，没有牢骚抱怨，就是开心逗乐。他爱交友，有时带我到铁丝网围着的变压器那儿看他怎么工作。村里还有个邮电所，也是只有一名职工，是个勤劳热情的朝鲜族男青年，他徒步跑八乡，很辛苦，但热爱自己的工作，与客户很亲密。我因订了一份《好孩子》杂志，常去邮电所玩，主要目的是看很多别人订阅的报纸、杂志，了解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月，也算是获取知识的好办法。这个邮递员对我很友好，每次见面还主动给我推荐文章，传告一些消息。我结识的另一位朝鲜族青年叫金正仑，比我大几岁，非常愿意学汉语，是我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他为人朴实、憨厚，小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在班里像个大哥哥，是个班干部，很会关照弟弟妹妹。后来他考入了甘肃省某个中专，毕业后去了朝鲜。听父亲说，他常带着朝鲜的病人找我父亲看病，还送上朝鲜生产的鱼罐头和工艺品漆盘。他可能是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走的。他是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至亲。只是不知道他最后是否改变国籍成了朝鲜人，还是仍保留着中国国籍?我很珍惜和他的友情，至今保存着与他的合影照片。合影中还有3位好朋友，都比我年龄大。他们是李成信、王立忠、王永明，都是从土山子念完小学一起考进和龙一中的，初中毕业才分开。李成信考上了兰州某中专，后来失去了联系。改革开放后，突然有一天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讲述了他的命运坎坷，说他现在已经回到家乡，儿子开矿挣了大钱，现在是县、州有名的农民企业家。他在家养老，享清福，日子过得很美满。他希望我们几位老同学、老朋友能聚聚，他出钱，到祖国名山大川走走。我马上回了信，介绍了几位朋友的情况，欢迎他到家作客。同学聚会的事以后慢慢联系。再后来，他儿子到长春来开会，找到我，告之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很悲痛、惋惜，只能心中默默祷念：哥，你先走一步，等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再聚会。另一位朋友是王立忠，他到土山子小学时是我们自然课的老师，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长得清秀，头发自然卷，个子修长，喜欢打篮球、演奏脚踏风琴。有意思的是，我们考初中时，他也参加了考试，并分配到了一个班，变成了同学，也成了朋友。第三位朋友是王永明，对我影响大，交往深，至今还常来往。王永明和王立忠先前就是朋友，两人不是土山子人，家住延边龙井，父辈都是买卖人，可能怕参军躲到土山子了。王永明喜欢文学，爱看书，从家中带来不少书；他还有一把小提琴，拉得很不错；他为人谦和，不骄不躁。那时我父亲已经续弦，为我选了一位继母张毓芝，是北京表哥张秉华的姑姑，因此，父亲离开“庆发和”，买了一栋房子自己开诊疗所，住房很宽裕。我见王永明住在学校简易房，冬天很冷，请示了父母让他到我家居住。他变成了我们家的一员。这段相处对我影响很大。我可以看他的书，听他讲文学方面的知识，巴金有一本书叫《火》，新中国成立前出版，我就是从他手里借阅的。从此开始喜欢看巴金的书，《家》、《春》、《秋》、《雾雨电》等一一借来、买来看，还看了不少茅盾、丁玲、胡也频等那个时期作家的作品。我小学时爱看陕北作家赵树理、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还有少量的诗歌。这样，两人爱好相同，在文学方面切磋琢磨，作文水平大有提高。再有，我酷爱音乐，喜玩乐器，可以经常和他学习拉小提琴。我本来很喜欢手风琴，但困于价高，这回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这把琴一直跟随我读完大学参加工作。我最钟爱的还是姥姥送我的大正琴，玩得滚瓜烂熟，可以闭目按键，可以卸下键盘，用提琴弓子拉。我家的琴声吸引了不少乡亲，有些年轻人经常带着自己的笛、胡、口琴等乐器到我家来玩，切磋技艺，合奏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外歌曲、乐曲，自娱自乐。我们一伙人在小山村里显得很有情调，还为几家婚礼助过兴。以上几个同学都考上了初中，在和龙一中的档案中或许有记载，李成信在十一班，我和金正仑、王立忠、谭秀忠在十二班，王永明在十四班，友情长存。王立忠初中毕业后没再升学，早早工作成家了。他在造纸、化肥、酿酒等行业都干过，我读大学时回过一次延边，去龙井他家坐客。他那时是酒厂工会主席，有内部供应的高度纯粮白酒，好像是75度头曲老窖，醇美香甜不上头，两人喝了不少，加上久别相逢，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直到天亮才眯了一会儿。后来听王永明说，他英年早逝，很怀念他。王永明初中毕业去了延边中师，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日记中有不当词语受到政治牵害，去森林深处伐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才联系上，他已自学成才，成为植物学家，是延边汪清县有名的教授，出版了《长白山植物志》、《长白山药食两用植物志》等大部头著作，至今都快80岁了仍在深山老林里与山民共同研发多种药食两用植物。他还发明了“百花酒”。他本来喜爱文学、音乐，理应在文科上发展，命运的变故，却在理科上做出了成就，而且，他至今深深地爱着他的事业，胸襟豁达，笑傲人生，从不谈往日的苦难，对我这个知己小弟也只字不提过去，好像他的人生中没发生过那些事。我倒是从理科转成从文了，人生莫测。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谭秀忠姐姐初中毕业考进了吉林省左家一所特产专科学校，后来辗转变化，安排在吉林省政府某部门工作。她父亲谭庆祯谭大爷后来去天津学习了针灸，也开了诊所成为中医大夫。我在北京读大学、在长影工作时，他都来看望过。在一个小山村结识的几位非亲非戚的乡亲好友，能保持情谊终生实在难得，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个地方能发生的事。

如今的土山子村变成什么样了?相隔近半个世纪再去看，美好的记忆好像都不复存在了。一切都变得静悄悄，有点冷清。据了解，全国农村，不少地方都变成这样了。我很感伤，无以言表，刚巧从报上看到一段文字：“……怀乡病不再只是一种文学化的情绪。它包含着对整个时代的某种关切；有人担心‘故乡在勉力成为城市的赝品’；有人发现故乡像一个慢慢萎缩的橘子；有人感慨乡村在都市欲望的挤压下崩裂。当然更多的人，只是想回到一个可以休憩和疗伤的地方……”这或许更增加了我对50年代乡村记忆的思念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