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个词叫“恶补”

我入学刚建班的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各方面差距。在导演系60班的首次师生见面联欢会上，老师介绍、同学自我介绍，还有知情者悄声指点，我已经知道了个大概，全班有一多半人来自名城、名校、名家庭。记得首推的是蔡元元。他来自北京名校101中学，得过金质奖章，是著名童星，演过电影“鸡毛信”的主角海娃。他父亲是名演员蔡松龄。哥哥蔡安安也演过电影，小有名气。蔡元元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在中学就入了党的中共党员。他在联欢会上用舞蹈形式表演了“唐老鸭”，动作、表情、声音，惟妙惟肖，引来满屋笑声。谢飞飞(后改称谢飞)和李灵明(后改名李杰锋)来自北京名校第四中。别人悄声说谢飞飞是老革命家谢老谢觉哉的儿子。他身材修长，居然能表演婀娜多姿、妖娆妩媚的《蛇舞》，震惊全场。叶向真(后用笔名凌子)、胡威威、罗小玲3人都来自北京师大女附中。叶向真在考普通课时与我临座，早有人告诉我，她是叶帅叶剑英的女儿。胡威威的父亲是《人民日报社》老领导胡绩伟。罗小玲的父亲是北影总工程师，母亲是本学院表演系教授，早年著名影星黎莉莉。叶向真人很大方、直爽，记得好像是她带头，她们3人用当时正流行的、轰动全国的歌剧《刘三姐》音乐曲调填自编词，唱了一些向师哥、师姐(干学伟老师刚教完毕业的导56班部分学生也参加了联欢会)祝福的话，还留有印象的几句是：“……一盼哥姐哟，思想红嗷；二盼工作哟，攀高峰……”她们的表演自如、自信，很动情。北京考区录取的除以上几位外，还有詹相恃、乌兰琪木格(蒙古族)，他们二位是烈士子女。还有李振中(后改名曹征)、秦绂生、王金龙和我。外地考区录取的也基本都是大城市、名校、殷实家庭背景：张郁强、付敬恭、胡陪卿来自武汉。张郁强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演了一个湖北花鼓戏。李家模来自四川自贡，刘惠仪来自江苏无锡，周敏来自南京，唐英超(回族)、胡丽君、孙效林来自山东济南，贺米生(其父是辽宁军区司令员)、王安达来自沈阳，肖桂云、吕绍廉来自哈尔滨。我在同学里面显得“老成”，不爱主动说、讲，更别说演了，没料到不知谁点了我的名，让我也演个节目。我有些紧张，但也不能打退堂鼓，好在有点准备，唱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生长在延边，也有朝鲜族同学、朋友，但过去都是我帮他们学好汉语，并没向他们学习朝鲜族语言，日常用语会几句，但从来没连贯说几句话。我说“有点准备”是为了考试，请朝鲜族同学教了我一首有延边特点的歌，用汉语唱我会，用朝鲜语唱只能用汉字标音，大概近似地顺下来。这首歌很抒情动人，有朝鲜族音乐语汇，歌词也很美，现在早已没人唱了。为了保留这段美好记忆，我把歌词记录在这里：长白山密林里，清晨的太阳升起。牛羊成群跨过山岭，奔向那辽阔的草地。啊，我美丽的祖国江山咿哟!啊，我亲爱的故乡延边咿哟!

知道有差距了，可以努力奋斗缩小差距。客观条件的差距是自然存在，无法改变；个人的学习积累、知识的充实、才智的磨练，本事的提高等是可以经过努力改变的。于是，我默默地下了决心，也下了功夫。要尽快缩小差距。除了课堂上老师教授的学习要求要认真做好，课余时间要自己给自己补充一些过去缺少的或不足的东西。如今有个词，叫“恶补”。

一是多看电影。没学电影时我就是个“大影迷”，做到并不难，难的是在报刊上查找过去想看没看到的影片，选定早、晚或周日可安排的时间，还得全北京市寻找那些不显眼的小电影院(学院安排的是每周有新上市电影和教学需要安排的研究电影)。记得有一天早上，同学们都在校园里晨练，我从街上匆匆跑进校门，刚巧碰见了田风老师。他问我，怎么跑到大街上去了?我说：“赶到东单看早场电影刚回来。”田风老师对我笑笑，微微点了点头。我感受到了，他是给了我肯定的赞许。当年在沈阳考场他没有录取我，但却给了我诚恳地指点，使我下定决心耽误一年时间，第二年考取了。田风老师应该是我的“入门”引路人；而干学伟老师则是我“进门”时发通行证的人；后面还要谈到张客老师，他是我“出门”的送行人。当时导演系的3位有资历有经验的教授都给予了我非凡的恩惠，受益终生。

补和不补就是不一样。记得那次晨练巧遇田风老师的早上看的外国儿童影片《消失的琴声》。我对该片的艺术追求非常称道，对话不多(也没翻译)，却能让人看懂，尤其是对音乐、音响的处理给人印象深刻，至今我编写剧本或导演影片时还会常常想到它，并有意借鉴、运用。影片开头表现一个小男孩在简陋的小黑屋里睡觉，被外面传来的零乱刺耳的嘈杂声闹得坐卧不安。清晨的小镇街上有锡匠砸制器皿的、铁匠炉打铁的、铁包车轮压在布满大卵石路面传出的各种夸张了的噪声；这些画面及不同景别的镜头与小男孩的耳朵特写、眼睛特写、面部表情特写反复交差连接，让观众与小男孩一起感受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就在观众和小男孩都忍无可忍的时候，突然，传来小提琴美妙悦耳的乐曲声，一下子替代了那些噪音；小男孩平静下来，慢慢松开了捂着耳朵的双手，神往地听，急速地跳下床、跑出屋。原来是街上出现了一位卖艺的乐手边拉着小提琴边缓缓地在前行。小男孩听着感人的乐曲，小心地跟在后面慢慢走……此时的各种嘈音都自然的全没了。后来的主要情节是流浪艺人到当铺把小提琴卖了，店老板把小提琴用竹竿挑着高高地挂在了墙的高处；小男孩夜晚爬上了店铺的高房顶，从阁楼的小窗户口把小提琴偷走了……结尾时是小孩在自己常玩耍的江心小岛上拉琴，拉出的琴声比卖艺的乐手拉得还好听，拉到了忘我的境界，洪水来了，把江心小岛冲得旋转着顺江流而下。小男孩仍沉醉在乐曲描绘出的神妙世界里，不为所动，最后一个大漩涡把小岛和小男孩一起卷进了湍急的江水中，水浪的涛声淹没了琴声。这部影片我又看了几次。有关声音方面的蒙太奇运用补充了我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二是多借书、买书。跑图书馆、阅览室，跑新华书店和旧书摊，寻找一切与电影编、导、演、摄、美、录等相关的国内外理论书籍阅读，重点部分还做笔记。

学院阅览室的晚上，我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至今还能回想起那时的日光灯管发出的嗡嗡声，是我来把它关闭，人走、声息，灯灭，一片寂静；然后悄悄地溜进宿舍楼，钻进自己的寝室。

学院的图书馆专业书存量有限，经常被别人借走，自己看不到。反正我爱跑书店买书，是从小养成的爱好，为买点自己想看的书常常会满北京城大小书店到处寻找，后来发现卖旧书的店铺是个“挖宝”的好去处。那时的西单商场、东风市场、前门外大栅栏等地的旧书摊上总能翻到几本七成新的电影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罗姆的、格拉西莫夫的、夏衍的、史东山的、张骏祥的早年版本书都可以陆陆续续买到。买书需要钱，书都打折，但数量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时我有助学金，家里每月给我寄10元，只能减少生活费用，三五七分的公交车费省下来也可以积少成多。记得那时的书店有时到学校来推销书，卖的多是针对我们需要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方面的书。一次针对性非常强的一本书库里肖夫的《导演学基础》精装大厚本来了。这是必须买的，但很贵。我突然想到我有一顶父亲给我买的八成新的很像样的皮帽子，跑到西四旧货店卖掉了，反正北京比东北冬天暖和多了，用不着，一顶帽子换回了这本书。这本书我保留至今，别人借走了一定会索要回来，因为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三是多看展览。那时的北京艺术院校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免费参观一些展览，故宫博物院、北京美术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爱看美术展、摄影展，几乎场场不落。我还愿意和美术系的同学一起去，从人家专业的角度可多知道点美术知识，提高点欣赏水平。美术系有好几位相处不错的朋友，饶维权、吴厚信、周登富等都是知己。有内容不公开的展览他们也悄悄通知我，混进美术系的队伍里观看。所谓不公开展，多半是当时认定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抽象派、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点色派……画幅有大有小，色彩斑斓，造型诡异，不知所云。据说，有的画是将笔绑在驴尾巴上甩打出来的，有的画是裸体女人全身涂抹上油彩在画布上爬滚印染出来的。不过，有一次看画展，我对一幅印象派叫《北京》的好像看出点门道。这幅画几乎全画面都是深浅不同层次的绿油色，中间有几个大小不同的点是红色。北京的园林多，处处是绿色，北京的古建筑多，处处显红色。这可能就是画者对北京的“印象”。

看展览也会有瘾，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什么展览我都想看看，也可能是好奇心和求知欲所使。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可看的东西太多了。几个知名的展览馆都去过。我曾参观过游客很少的地质博物馆，居然被那些奇形怪状、晶莹剔透的矿石、宝石所吸引。我还安排好时间专程跑到农业展览馆去窥探大自然珍宝——灵芝。因为我在香山植物园干活儿的时候听到一个传说故事：说的是毛主席等老领导刚进北京城时，开始没住进城里，住在西山、香山一带。有个“老红军”每日早起登香山，攀上跑下锻炼身体，周围的同志都很佩服。突然，有一天大家不见了他的踪影，好不奇怪，进而担心起来，忙去他屋查看。来人还没走近屋门就听见了他舒缓有节奏的鼾声，推开门，迎面袭来一股说不清名字的芳香之气。再看“老红军”躺在床上睡得十分香甜。人们叫醒他，问出个究竟，原来是他昨天爬香山偶遇了一个大灵芝，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悄悄地捧回自己的房间，藏了起来。结果他昨夜酣然入梦，飘飘然游到了仙境，直到大家来看他，才被叫醒，回到人间。一切全是“大灵芝”散发出的奇异香气沁人心脾所至。“老红军”不保密了，也无法保密了，他要将此宝物献给毛主席。有人说，毛主席收到此宝物后，放到农业展览馆了，所以我跑去那里主要是想亲眼看见那个大灵芝的。但我有所失望，并没看到“它”，也可能那是个美丽传说?倒是后来——2013年7月的某天，我从央视《远方的家》栏目里看到了少数民族药民从大山深处发现、采运回家的一尊神奇的大灵芝，不仅体形大，分量也出人意料的沉重，已干透木质化了的“大灵芝”，居然得由两个人用木杠抬着大杆称称量，记不清准确分量了，大概近百斤。天下果然有此大宝物。

四是多逛街。一说“逛街”，人们会想到闲散无事，满大街溜达，消磨时间；或是女孩子四处购物，可是，作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这个行当的人来说，“逛街”可是务正业，叫“深入生活”。它的意思是多走进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去，了解他们的人情冷暖，熟悉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备不时创作需要。这是应一生练就的基本功。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是不易从事“创作”。我的这个认识从参加考试到进入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就很有感触，到正式从事编导工作后体会就更深了。

“逛街”是在城市，不像“下厂”、“下乡”、“下连队”那么直奔工农兵大方向。城市也是由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组成的，也需要熟悉、了解，尤其是对我这个长期生活在边疆农村的学生来讲，很需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何况北京又是大城市，几代王朝旧都、新中国的首都，能在这里读书学习，不去深入了解它就太不应该了。

“逛街”是需要时间的，平时上课忙，星期天还要处理生活杂务，很难再挤出时间了。不过，我不发愁，一年寒、暑两个假期足够我使用，5年多的大学生活我只用了一个寒假回了一次家。所以，每到假期，我都会买上一张学生公交车月票，满北京城跑。儿时祖父给我讲的他年轻的时候闯北京的故事还记忆犹新，真不知道他夜挑灯笼冒险推开的是哪座“金銮殿”的皇宫大门。今日回想，我去过那么多大城市，还是对北京情有独钟，可能和那几年为“学习”而“逛街”不无关系。当然，北京有我的大学母校，有表哥、表姐、姑姑、姑夫等亲戚和老师、同学、朋友的情谊也是主要因素。你问我喜欢北京什么，具体说会很多，概括地讲，我对北京的依恋就是两个字——“京味”，这是几句话讲不明白的精神感受。后来在北京拍的故事影片《哥儿们发财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京味”，就是得益于这段“逛街”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