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您,张客老师

张客老师是在我们读四年级的时候，来导60班任教的。他与前两任教授在教学风格上有所不同；干学伟和田风表现出师者的尊严和教授的风范；张客老师则比较不太讲究，无论课上或课下都能与学生谈笑风生，打成一片。比如，我们班同学之间的相互称呼，几年同窗相处形成了固定模式，可能因性格气质不同自然固化的。大致可分成几种类型：一类是“小”字辈的昵称：飞飞(谢飞)、向真(叶向真，她后来转学中央戏剧学院。艺名凌子)、小玲(罗小玲)、威威(胡威威)、米生(贺米生)、小付(付敬恭)、元元(蔡元元)、家模(李家模)、达子(王安达)、乌兰(乌兰琪木格)；一类是“中”字辈的正常全称：张郁强、李灵明(后改名李杰锋)、李振中(后改名曹征)、秦绂生、肖桂云、刘惠仪；一类是“老”字辈的只叫姓：老吕(吕绍廉)、老唐(唐英超)、老崔(崔东升)；詹相持比较特殊，不知谁给他起的外号，都叫他“詹老八”。他本人听了也不生气，欣然接受。张客老师来我们班任教后，也“入乡随俗”，和同学们一样称呼各位的俗名，在正规的课堂上也照喊不变。他刚叫我“老崔”时，我感觉不适应，不舒服，还有点不好意思。张客老师叫我们的名字没错过，可是，讲文艺作品或电影里的人物时却常常出差错，会逗得同学们大笑不止，事后成了他的话把儿。比如：苏联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主人公叫“保尔·柯察金”，他常错叫成“柯尔保察金”。再比如：国产电影《红旗谱》上映时，十分火爆，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可是张客老师讲课时，居然多次把影片中崔嵬演的主角“朱老忠”说成了“朱老虎”，其原因是朱老忠的小名叫“虎子”。张客老师把大名小名合二为一了。同学们能不乐翻天了吗?

张客老师中等个儿，身体有些胖，说他大腹便便也不为过；不过，他行动敏捷，肢体活动毫无障碍。他的脸形很富态，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谈话到兴致浓烈时会直视对方，闪闪发光，往往还会配以活泼的手势助力，甚至能达到忘我的境界。贺米生和我讲过，一次他和李家模在校园里聆听张客老师议论一个电影热门话题，一激动，和坐着的椅子一起向后翻倒在地，惊吓得他俩忙上前扶起，同时又忍不住窃窃私笑。张客老师却没觉得有什么尴尬，一笑了之，接着刚才的话题，慷慨激昂地继续谈，声调一点也没降低。张客老师酷爱玩篮球。我说的是“玩”，不是“打”，因为几个不够格的爱好者凑到一起，相互争抢着往一个篮筐里投，输赢多少不在乎，为的是锻炼身体，愉悦心情。我是张客老师一组的常备球员，有机会就参与。在节假日或星期天，有时中午睡点懒觉，张客老师会到学生宿舍里来找我，毫不客气地把我拍醒，同他一起去球场玩球。球场上的人一般是现遇、现凑、现分伙。我当然一定是张客老师一伙的成员了。每次玩完，张客老师都是大汗淋漓，尽显舒畅、痛快；然后，我会同他一起去淋浴室冲个澡。

张客老师是资深戏剧、电影工作者，老共产党员。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导演了许多戏剧作品，演遍了两广各地；1947年调到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做党的工作，开始了电影生涯，并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导演了该厂第一部以农民为主角的影片《农家乐》；1951年与沙蒙联合导演了获奖影片《上饶集中营》；以后又陆续导演了《伟大的起点》、《闽江橘子红》、《红叶题诗》等影片。早在北京电影学院筹建期，1955年就调进学校任教。曾担任过表演系主任、导演系主任，培养了一代代新的电影事业人才。他也是当年著名的电影评论家，为电影《青春之歌》写的评论文章《余音绕梁》蜚声电影文坛。他的艺术论文和电影评论结集成书，书名《论电影艺术的视觉性》，我有幸获得了张客老师签名赠书。他1989年逝世之前的职务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在我们即将毕业的最后两年，学院领导能安排张客老师来培养我们是我们的福分，也是学院对我们导60班的关怀和重视。学导演五年制，前三年都是从各个方面打基础，后两年则要全面、系统地教你走出校门后能担当起电影导演工作。这个教学集中体现在拍摄毕业作业影片上。老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以前学的各科成绩不管什么样，最后都要通过一部影片从筹备到拍摄完成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来。因此，对这件学习大事，老师很重视，同学们也很重视，或者说，更加看重，大家都铆足了劲儿。

拍电影得从抓剧本开始。我们下乡去密云县搞“四清”结束后回到学校，学院就决定让我们班准备拍摄三个小故事片电影，工农兵题材各选用一个剧本。我们临要毕业的19个同学都下了功夫选材改编或创作剧本。我从刊物上找到一篇短篇小说叫《办喜事》，改编成电影剧本。很幸运，《办喜事》剧本被选中，定为农业题材剧本筹备拍摄。全班同学分成3组，被选中的“兵”题材剧本筹备组去部队体验生活；被选中的“工”题材剧本筹备组去工厂体验生活；我们“农”题材剧本筹备组由我带队，去北京郊区平谷县体验生活。所以选平谷县，是因为报纸报道了那里有人准备移风易俗喜事新办的消息。60年代的北京外八县可多是实实在在的华北农村老模样，相比较，平谷在山区，生活较困难些。我们乘坐长途郊区汽车走在树木掩隐的山路上，许多路段是卵石铺砌的，不知道是正在修路还是路本来就这样，车轮胎压在上面直蹦跳。我们在车里根本无法坐着，都是手扶前面的椅背半坐半蹲的样子，随着车轮的跳动也跟着跳动。我们去的是山村，走路多是爬坡。那个地方吃井水，井很深，摇辘轳汲水，打上一柳罐水得费很长时间，水还是浑浊的，并且水很少，不能满罐，缺水程度不亚于后来看到的电影《老井》里面的情境。当地老乡吃用水都往缸里撒白矾，说是可以清洁水，这样的水当然不好喝了。因水太珍贵，我们住老乡家早晨起来洗脸大家只能使用一盆水，水还是浅浅的一个盆底儿，根本不可能用香皂了，每人双手沾点水往脸上拍拍，象征性的意思意思就算完事。我们在这里协助办了一场移风易俗的新式婚礼，老乡满意，新人高兴，我们也有了创作收获。可是，我们正踌躇满志，准备好好拍这个小片《办喜事》的时候，接到了上级指示，让我们再次下乡，参加第二次“四清”工作。这样，我们三个组的拍摄筹备工作都被迫停止。张客老师作为学院副领队带领我们开赴山西大同阳高县去了。等我们第二次“四清”工作结束返校，已经是1965年的春天，学院领导和老师有了新想法，原定的工农兵三个小片拍摄计划全作废，让我们根据新形势、新要求重新整剧本，一切得从头开始。一个好现象是，大家都没有怨言，因为这是学习，如何面对这个变故本身也是学习，比如：拍电影如何选题材选剧本?如何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要求?等等。这次从选剧本开始重新来，也给前次竞选未中的同学带来了新的成功机会；就是没再被选中，也是对剧本创作这门课程又一次有机会提高的实践体验。后来大家的创作热情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能短时间内拿出两个或者三个剧本细致创作提纲供挑选。

我这次没有选小说改编，而是想创作一个。我在阳高县搞“四清”的岁月里，对年轻一代新农民有所观察、有所思考，有点创作冲动。我居住的老乡家有个小伙子是保管员，很吸引我。他的形象、气质、性格、品德等很有那个时代的新型农民特质。他也是“四清”运动中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但绝不胡来。我以他为模特儿创作了我心中的年轻一代农民形象。剧名就叫《贫农的儿子》。在老师公布选定的两个拟拍毕业影片剧本中，我又有幸被选中。另一个是谢飞根据独幕话剧改编的剧本《下班前后》。谢飞的本符合学校和老师的要求，是个短片电影题材；我写的这个本，本来也是按这个要求去做的，可是，未承想，写着写着就不成为短片了，故事牵着我的鼻子走，写成了个常规90分钟长的剧本。写完上交时我也没指望选上拍毕业作业，权当是最后一次上交的剧作作业。选定后得知，张客老师是想让他的学生把这个剧本分割成若干个片断，每人选一段，大家分头拍；他分头指导，然后再连成一体，成为一部标准长度的电影，也能达到教学考核的目的。当正式运转起来后，我才进一步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张客老师曾在苏联莫斯科电影大学，跟著名大导演格拉西莫夫学习，拍过有名的电影《青年近卫军》。这部电影就是格拉西莫夫指导自己的学生分组拍摄而后连成一体完成的。我也做过梦，《贫农的儿子》如能拍得够质量，是否也可以走进正规电影院放一放?不过，这个闪念肯定是“白日梦”，我们什么条件都不具备，怎么可能。没有可能也要按正规标准努力，因为我们毕业后去电影制片厂早晚是要当个像样的电影导演的。

张客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培养是细致入微、甚至面面俱到的。大家都有切身体会。无论是当年在校学习时还是工作多年后同学相见，谈起张客老师都会由衷地表露出一种喜欢之情，像议论老朋友一样讲述他对自己的恩惠和一些风趣笑话。

拍摄毕业实习影片，意味着我们即将毕业离开母校了(实际时间已该毕业了，因搞“四清”耽搁，延长了半年)，不论同学之间或是师生之间，惜别的情愫逐日加浓。一天，我去办公楼办事，刚好张客老师下楼，我上楼，在楼梯转弯处相遇。张客老师突然问我：“你写入党申请书了没有?”我说：“写过了!”他又问：“最近写过没有?”我说：“最近没写。”他说：“再写!赶紧写!”我很听话，回到宿舍就写了一份递交给党支部。一次，在场地外景做拍摄前准备工作，张客老师来到现场视察。我忙中不小心把钱包掉落在地上，他看到了。当我拾起准备装进衣兜时，他突然抢过钱包翻找东西，我很快意识到他是在查看里面是否夹着女孩的照片。钱包里没有任何人的照片，实际上那时候我没有交女朋友，那里也没有女孩照片。他笑笑，还给了我钱包，同时说了一句话：“你小子挺顽固啊，原子弹都炸不开……”我心领神会，也尴尬地笑笑。这件事是有原委的。张客老师可能发现过女同学向我示好的蛛丝马迹，也可能听到过关于这方面的议论，但又注意到我似无动于衷或置若罔闻，所以，才像老侦探一样，来了个突袭检查。

拍实习作业影片不能和电影厂拍片相比，首先是经费有限，一切都得因陋就简，千方百计节约开支。选用演员仅限学院本身的师生资源。我们选用了演员系小班的同学(演60预科班)作主力，中年角色用了老师苏玉环、马精武。有趣的是，在阳高县搞“四清”时拍小戏演出，马精武给我和一名女同学演夫妻当导演，这次是马精武和那位女同学演地主和地主婆，我来当导演，三角关系变移。老农民演员校内没有合适的，破例从北影选来一位老演员来帮忙。摄影师是学院安排的，也是破格请了摄影系的郑国恩老师。郑老师50年代就去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拍片，是老资格教师，派他为我们把机，足见院领导的重视。景地的选用也有巧事，不知哪个片子的摄制组在学院的院内搭制了一个北方农村小院景，用完还没拆毁，我们来个“废物利用”。以前我无论是当观众还是当学生，对影片中的变化多样的长镜头情有独钟，很想有机会自己试一试。我观察这个景地结合剧本的某场戏琢磨了又琢磨，想出了一个自认为理想的长镜头。这个院落是个陡坡，坡上是三间土房，房外有矮墙；坡下是大院门楼，两侧有高墙。我选拍的一段故事情节是：生产队的仓库里存放的化肥、农药等物被坏人用水浸泡破坏了。苏玉环演的中年妇女发现后喊来了贫农的儿子小保管员和他的年轻朋友们跑来查看，(原来是地主两口子干的)。我设计的是，从院门楼开始在坡路上铺上移动铁轨，将移动车栓上可拉拽的粗缆绳，放到移动道上，用人力拉绳，让移动车可下坡可上坡。张客老师听了我的拍摄方案没反对，也没肯定，只是到现场默默地看。难为的是摄影郑老师坐在移动车上把机很辛苦；再就是拉大绳的同学们一会儿拉绳、一会儿放绳，还要控制速度和节奏，很吃力。镜头大体是这样：在苏玉环老师(扮演快言快语的农家中年妇女)的喊声中，小保管带领群众冲进院门楼(俯拍全景，拉、跟、摇)，从镜头前经过(中景、摇跟)，苏玉环站在矮墙上呼喊(再摇成仰拍)。群众拥向3间土屋(中到全景，移动车再下行拉成大全景，最后移动车在坡下定住)。马精武和女同学演的地主两口子进入画面，现出微微的奸笑(成特写镜头)。这个长镜头内拍摄方法变化较丰富，练习好了拍摄出的画面也很流畅。当时我为自己的“蒙太奇”构思颇为得意，觉得在毕业作业里能拍这么个一场戏，一个长镜头就满足了，其他的戏和镜头少拍点也没啥。现在看，那时候是学生，初学乍练，基本上还是个“小儿科”。不过，对一个学导演的学生来讲，能得到这么多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和帮助，难得，至今也该深表感激之情。谢谢了，各位!我拍完了这个镜头就把场地外景交给别的同学用，张客老师给了我一个新任务：到北京远郊区选外景。和我一起去的有美术系吴厚信同学等人。我们乘坐出租车(那时的出租车外表没有任何标记，也没计价器。我们是按日包车算钱)。出北城，过了外国人不许通过的标界碑之后还往北走，看了“一渡河、二渡河”不知几个“渡河”。每次采外景都是手画图向张客老师讲解汇报。张客老师又让我只身乘火车去了一趟更远离北京市区的地方看了一次景。外景地有备选的了，又让我去北影、八一、新影等厂选空镜头画面复制，如“日出”、“日落”、“霞光彩云”之类的，这样省钱也省事。有一天，张客老师忽然找我，说：“从上影调来一位副院长，叫赵明，《铁道游击队》导演，你起草一个拍摄计划，向他汇报……”我认真地拉了个表格式的拍摄计划交给了赵明副院长。很遗憾，计划不如变化来得快，院领导经研究决定：《贫农的儿子》只拍摄四场戏就可以，因为没时间了，很快就要到1965年年底，我们已经在校学习五年半，不可能再超时延迟毕业了。很遗憾，想得挺美，没能最后给母校留下一部完整的影片作业。这就是命运，人生会有很多遗憾的，这仅仅是开始。这也该算是一“课”，不过，不是关于专业技能知识方面的。

要填写毕业分配志愿书了，这又是一次人生发展的十字路口，东、西、南、北、中，去哪儿?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不愁没有工作安排，因为是计划经济，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按计划需求确定的名额，问题是如何挑选去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最高境界是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也要填写志愿书，供组织安排时参考。我们是学电影导演的，理应去电影制片厂了。电影厂也分老新、大小还有地域差别呀!我想得很简单，到哪儿去能很好发展自己，通俗讲就是能早点独立拍片子，拍出自己喜爱的有成就片子，别的条件根本就没考虑。我想去一个新厂、小厂，臆想发展机会能多一些，所以，权衡之后定了广州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就在这时，张客老师找到了我，建议我留校任教。这事很意外，因为我未曾想过，这不是又要“当老师”了吗!过去我躲过了两次，现在又遇到了。我知道，张客老师是认真的，这个建议是高看我的。我忽然想起了刚从阳高县搞“四清”回来的时候，一天我在校阅览室看书，张客老师和钟敬之副院长走到我身旁停下了。张客老师向钟院长介绍我说：“这是崔东升。”我不知有何事，礼貌地站了起来。钟院长看了看我，点了点头，好像没有说什么，两人就走开了。我有点莫名其妙，也没多想；因为张客老师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生。记得有一次谢晋导演来学院讲座，讲他的《红色娘子军》影片创作心得。我和蔡元元在校园里与他们偶遇，张客老师也是把我俩介绍给谢晋的。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这次见钟敬之副院长好像不是偶遇式的，难道他们议论过我?

我向张客老师表达了想去电影厂拍片的意愿，即不想留校任教。我调侃地说：“等我拍几部电影后再回来比较好，要不然，拿什么东西教别人啊?我总不能把您教给我的东西，再偷工减料点教给别人吧……”他说：“留学院也是可以拍电影的。”我没再解释。我还是填写了志愿去珠影。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自信，觉得自己条件不具备留校。单说专业知识方面还可以凑合，并且可以在实践干中继续努力提高，可其他条件呢?有些条件是努力也不易创造出来的，眼下一个事实就是：我的入党申请没有任何反响，公布名单时才知道，谢飞、胡威威、乌兰和贺米生四位都批准入党了。他们都是高级革命领导干部的后代。一点也不意外。我猜想，那一年的入党发展对象肯定是有特殊规定的，再说，名额也有限制，自己的政治表现也不如人家，等等。所以，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我很感谢张客老师的深情厚谊，但他只是一个主任教授，不是组织，那一年我真若不自量力地填表留校也是妄为，不可能的事。

毕业的工作去处分配方案出来了：张郁强、付敬恭去上影厂，刘惠仪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李家模去四川峨影。胡威威和曹征去广州珠影。唐英超去农业电影制片厂。其余12人留文化部。当时文化部直属电影单位是北影、长影和电影学院，这12人只能在这3处安排了。我揣测，真要把我留校?最好能去北影，因为在北京。等到进一步公布方案时，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北影厂没有分配名额，除谢飞、乌兰、詹相持3位留校任教，其余9人蔡元元、贺米生、罗小玲、秦绂生、肖桂云、吕绍廉、王安达、李灵明和我都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了。没办法，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得听从分配；不过，仔细琢磨，搞分配方案的人在有限的条件下还是煞费苦心做了不少人性化的细微考虑，照顾了一些夫妻、恋人关系，照顾了一些地域适应关系等。我来长影，比其他家不在吉林省的人来长影更合情合理。我算是“春归故里”，别人可是“背井离乡”，尤其是家住北京的几位。

我们的毕业没有什么典礼仪式，大家或早或晚离开了学校就完事。我临走之前去看望张客老师，一是告别；二是想听到一些叮嘱。这样的时刻，两人的话好像都少了很多。我只记得张客老师说了一句话：“你去电影厂后，踏踏实实地干上一年，以后会有发展成绩……”话语很平淡，却饱含着深深的信任和期望。我也深深地记住了。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10年，让我们遇上了。记得“运动”已开展了一个阶段时，我去北京回母校看看。我刚走进小西天的电影学院大门就看见张客老师。他正在院里挥锹筛沙子。我们俩同时发现对方，相互对视了一下，谁也没有说什么。这是非常时期，只能谨慎的非常对待。我见他身体还是那么胖，动作还是那么敏捷，看我时两眼还是瞪得圆圆的，大而有神……放心了，估计他没受到多少伤害。

1979年我调到电影局青年摄制组工作。一天，詹相持来局送审他拍的影片《樱》，在小放映室落座时又见到了张客老师。我和“詹老八”一左一右坐在他两侧准备看片。开映之前，我们的谈话稍微多了一些。关键词是他又一次向我建议，希望我能回母校任教。他当时已升任副院长，进入院领导班子，所以，已经不是建议，有点“约请”的味道了。而且他再次说明，回学院也能拍片子。我受宠若惊，答应了；但还是坚持得拍一两部戏以后，又等于没答应。我有点固执。眼下就是一例，詹相持不是已经拍成一部片子了吗?而且拍得不错，还得了奖。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搞了不少档案材料。有人让我翻找“有用”的东西，其中看到了原长影党委书记岳林同志的一本笔记，上面有一段他向文化部汇报工作、反映意见的内容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以往电影学院分配毕业生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学习好的学生先自己留下一部分，然后再分配给北影、上影，剩下的才给长影……他认为对长影不公。我马上联想到我们导60班毕业生为什么北影一个名额都没有，全班一半同学都分配到长影的缘由了。

后几年我每拍部片子都事先向张客老师送剧本听取意见，事后再去看望他，留在他家吃饭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我未能回母校工作始终是令他感到失望或遗憾的事。我切切实实辜负了他的信任和栽培。说心里话，我是信任、感激张客老师的，但不相信自己在母校能有所发展。这是我内心的隐患。

1989年传来噩耗，华克(导56班毕业生，长影导演)有一天突然来电话告诉我，说张客老师去世了；并让我起草一份唁电，告诉了我要求署名的同学名字，我马上放下其他事，赶写了唁电稿，征求华克意见，再核准了署名有否遗漏。我又自己单独写了一份唁电，急忙跑到邮电局同时发给了学院治丧委员会。我为自己没能提早知道消息安排进京奔丧而懊悔。

张客老师，您是我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位良师益友。我深深地怀念您!希望在天有灵，您能感应到我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