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外调途中见闻

(兰州、西宁、包头、长治、太原、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北京等地)

“专案”?词典里的解释是：“专门处理的案件或重要事件。”为什么让我参与?谁安排、指令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只是朦胧的知道，是“组织”，是“上级”，是“领导”。我第一个参与的是“亚马”专案。“亚马”何许人也?亚马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山西人，资格老、级别高，文化名人。“文革”开始时，他已经调任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文革”后调任文化部电影局当局长)。亚马在长影任职多年，在他领导下，长影拍摄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战争片、农村片、少数民族片，还抢救了不少地方戏曲被拍成电影。“文革”一开始，他首先就成了争论的焦点：是“红线”上的还是“黑线”上的?“红线”即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此形成了打亚马派和保亚马派两类群众组织，当然，更多的人是持观望态度。这很自然，因为不了解真情实况。“文革”时的群众组织(尤其是领头人)有个特点，对某人某事一旦形成了观点就会坚持不改，两方辩论，愈斗愈固执己见，打得不可开交。为此，成立专案组对亚马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势在必行。

搞亚马专案的人或组不止一个，我参加的这个应该算“正牌”，有正规介绍信，加盖正规单位图章，额外还有吉林省军区的印章附后，绝对有可信度。我跨越两个年度，历时约一年，先后与王建华(演员)、韩敏(导演)、李继纯(照明师)组合；与薛延东(导演)、张贵昌(洗印工程师)组合；与肖桂云(导演)、高国良(美术)组合；与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张玉来(后任《人民日报社》记者)及其女朋友(后成为他妻子)组合，走遍了大江南北，大半个中国。我们调查取证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弄清了不少不实之词，其中有两个要害问题值得说说，一是“亚马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二是“亚马是不是国民党的CC特务?”

我们的工作一般叫“搞外调”，即到外地调查取证材料。外调工作是很辛苦的，只要你认真，为寻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线索都要辗转曲折跑很多路，费很多口舌。为搞清楚亚马是不是假共产党员问题，我们最后深入到山西省长治市。对这个问题的真伪辨别关键点是：亚马提供的共产党介绍人姓李，别人说的另一个介绍亚马入国民党的人也姓李，也在长治。我们先找到了这位“国李”。他如实地谈了认识亚马的一些事，但否认介绍亚马加入国民党。给我们写了证明材料，并由管他的组织加盖了旁证印章。我们又去寻找另一位“共李”，几经周折找到了了解他的人，但很遗憾，“共李”已经去世了。这怎么办?我们采取了分析定案的做法来完成这项任务。大致意思是，请在世的共产党人证明“共李”是共产党，证明“共李”认识亚马并和亚马一起工作过，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恰好是亚马入党的时间范围内，等等。为此，多加了几份旁证材料。

弄清亚马是不是“CC”特务，出乎了我们的想象和预料，人世间还能有这样的事?我们遵循着别人提供的线索来到了内蒙古的包头市，找到了那位说亚马是“CC”特务的人，好在他当时是自由人，没有受到冲击，说出的事还能冷静、负责。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此人在1942年整风时，曾被“逼、供、信”过，无奈情况下承认了自己是“CC”特务。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过关了，可是，不行，还必须交代出同伙人。他说，本来就是屈打成招，说的是假话，哪来的同伙人啊!被逼无奈，他就瞎编，刚巧桌上有一张当时出版的《晋绥日报》，上面显著地印着“亚马”两个大字。因为亚马当年就是晋绥一带的社会名人，名字常见于报端。他说，“亚马”这个名字挺怪的，反正也不认识，就把“亚马”二字写在了他交代的同伙人材料里。所以，看亚马档案的人看到了这个内容，据说，档案记载时也画了个问号，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人调查核实，更没有撤销，留到“文革”时就成了“大”问题了。我们听他讲的真挚可信，让他写了证明材料。只是发生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

搞外调工作虽很辛苦，但走的地方多，见多识广，开阔眼界。我们外调介绍信中，有一张指向甘肃省兰州市，另一张指向青海省西宁市，都是大西北地域。一路奔去，所见所闻，知道了一些不大为人关注的事情。

兰州是大西北名城，初来乍到都难免要浏览一下这里的名胜古迹，可我们时间有限，只参观了一下黄河大铁桥。这可是被誉为“黄河第一桥”啊!站在桥中间，俯视脚下奔腾的黄河水，真切地体验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之美。我们在兰州大学完成了外调工作后，校方热情地邀我们参观学校办的一个批判反动路线镇压、残害群众的展览。什么是“反动路线”?它有特指，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各地都派了工作组来领导，经过一段时间后，毛主席听到了不好的反映，就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领导成员说：“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抄自《北京电影学院志》第32页)于是，工作组撤离，开展了对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这个事情长影也做了，估计全国都做了，可是，在兰州，在西宁，却发生了不同的事，那里揭发批判了“反动路线”的具体罪恶。

兰州大学的展览设在学校室内体育馆里，有人陪同参观，有人讲解。有3样展品令我们触目惊心，一样是号称最高的纸糊“高帽”，足足有五六米高，一样是号称最重的“高帽”，是一节上过釉的疏通地下水的水泥管子(足有20多斤重)，还有一样是号称最大“牌子”(挂在被批判者的脖子上，游街用)，其实就是学校常用的一块大黑板，黑板是木板制的也很重，上端的铁丝挂在人脖子上很恐怖。讲解员说，这些东西都是“反动路线”残害革命群众的物证。还说，为了惩罚学生，让人只穿袜子不穿鞋在操场上跑圈，直到袜子都磨透底了也不许停下，等等。这是我对“文革”负面东西的第一次耳闻目睹，但不是后来大量发生的群众斗“走资派”，而是“反动路线”斗革命群众。如果说对兰州遇到的事情还将信将疑的话，到西宁市的见闻就得让人确信无疑，更震撼了。

我们去西宁市是到青海监狱找在押犯人写证明材料。李继纯的一位亲戚在西宁市工作，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事情，还带我们去《青海日报》参观了当年枪杀群众的现场。这可是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不知为什么，很快被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大事件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青海日报社》是一栋新中国成立前的旧式建筑，是楼房，但不高。第一眼看到的是楼房的护窗栏，手指粗的钢筋被枪弹齐刷刷地切断了，周围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坑。新奇的是，有人在墙上写了一行大字：“弹洞窗前壁，装点此江山更好看”，一时还不太好猜测书写者的真实用意。报社门前两侧的几个读报栏里，张贴着几位被打死者遗像，有文字说明。其中有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让人感伤。据介绍，他是进报社给父亲送饭，不知道报社对面已架起了机枪，只等人群冲出报社就开枪。据说指挥开枪的连长真想喊住这个孩子，不让他走进去，但是，严格的纪律制止了他。开枪的命令是一个高官在一个宾馆楼上下达的，他叫赵永夫。他的上级是谁指挥的不得而知。还说，执行任务的战士从来没开枪杀过人，而且第一次开枪杀人居然是朝向手无寸铁的百姓，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怎么理论?开枪的时候说报社里出来的人都是反革命；批判反动路线了又说他们是被迫害的革命群众。

搞亚马专案不仅走的地方多，认识的名人也多。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漫长岁月里，与亚马有关系的上级、下级和共事的人多数成了名人。他们当时的状况也各异。比如，在太原山西的著名作家赵树理、马峰、西戎等正在大汗淋漓地烧锅炉；在保定见到张承先、林铁时都各自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写材料交代问题。小屋的窗户都用报纸糊死了，不见天日。林铁是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是当时在北大执行反动路线的全国有名的“消防队长”；在北京中南海见到了驻朝鲜大使郝德青和在《大公报社》见到了社长常芝青都在工作；在文化部大楼找到电影局老局长陈荒煤时，他正在打扫厕所……值得细说的是著名电影编剧海默的事。

我们找到海默时，他正在著名导演、演员崔嵬家，与《上甘岭》导演沙蒙三人在一起聊天。崔嵬家住的是典型的老北京名四合院，好像是哪位王爷的旧宅子，院中套院，一律青砖瓦平房。有意思的是，我们一开房门，就见三个人堵在门口，坐着小板凳说话，茶壶、茶碗就放在小矮桌上。因为是找海默，不便久留，只扫视了一下房间。这个正屋是书房，崭新的、淡黄色、无透明玻璃的书柜，整齐地一排一排摆放着，好像客厅不在此屋。正对门口的雪白墙上贴了一张电影《红旗谱》的大海报，画的正是崔嵬扮演的男主角朱老忠，威风凛凛!我们进屋前不知道他们议论的是什么话题，但听到的尾声是崔嵬对江青(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不敬言词，脸上现出不屑的神情，令我们震惊。实际我们早就听说过，崔嵬曾与江青共过事，所以对她不以为然。沙蒙好像基本上没说什么，正是“名人”小心度日的时候，少说为佳。

海默带我们去他的住处接受“外调”。我们跟随着他走，走到了院子里假山石林立的小花园，曲径幽幽，七扭八转，来到了一个门前。仔细端详，这是个旧廊亭砌上墙改造成的房子。开门进屋，更证实了这个判断，狭长的筒子屋很昏暗，只有走到尽头才见到光亮。这长长的屋子里左右前后上下摆放的全是书，书上面都落满了一层灰土，老鼠跑过的小脚印清晰可见。海默说：“我每天得喂老鼠，要不，它们就啃咬我的书。”为什么对他这么细说?因为对海默这个人有兴趣。他有故事。海默是电影界的奇才、怪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有名气。在那个年代他就能写出《洞箫横吹》、《深山里的菊花》一类很有个性的电影剧本。谁写剧本遇到了困难往往都会去找他求救。传说某个剧本碰到了棘手问题，夏衍指名道姓地说：“去找海默!”

这个屋的尽头是他的生活小区，厨房、盥洗、用餐、招待客人喝茶……都在这个筒子屋的末端。海默面对我们坐在茶桌后面的一把旧式太师椅里，完成了我们的“外调”取证任务。记不起了是缘于什么话题，他讲起了有关电影《红旗谱》的剧本改编历程事情，因为少为人知，很有价值，应该写出来。

海默讲，《红旗谱》由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最初是由胡苏(长影剧本副厂长、编剧)完成的，并发表在北影的刊物《电影创作》上。胡苏是冀中地区的文化老领导，作家梁斌曾是胡苏的下级，书写的又是河北农村的故事，胡苏还是著名的编剧，由他来操刀很自然不过了。可是，北影决定由名导演凌子风执导后，出现了新情况。凌导演对胡苏改编的剧本不满意，要求找人重新改编，这个任务就落在海默头上。海默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请导演把原小说自己喜欢的篇、章、节都折叠起来给他送来；二是给他找一个能集中精力安静写作的地方；三是答应“不署名”条件，但得给一点稿费。三个条件全答应他了，在华侨饭店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神奇的是，7天之后他就拿出了可供拍摄的剧本。剧本送到夏衍处审阅，夏衍的评语(也是领导指示)是，这就是导演剧本，可以直接分镜头投入拍摄。《红旗谱》电影摄制成功，轰动全国，细心人看字幕会发现，编剧署名三个人仍然是胡苏列首，没有海默；另外一个人名是凌子风，还有个不被人熟悉的人名。海默说他是我们谈剧本改编时的在座聊天朋友，也参与了一些意见，因为他生活很困难，想帮他一把。

海默向我们讲这件事，难免有一点得意味道，但他的确讲得很真挚可信，没有丝毫炫耀浮夸印象。我们深受感动，也从他那儿学到了改编的一种技巧——把原作的喜爱部分折叠出来，再细琢磨从拍电影角度构思。

我们对海默的认识从传闻到亲自聆听感受，他的确有才。可遗憾的是，后来听说，他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原来因为他还有个“头衔”——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有不少有才华、有个性、有一定成就的名人都蓦然早逝，海默也只是其中的一个。

经过几组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事关亚马政治命运的几方面主要查证材料都弄齐了。我们为了客观、公正、不倾向“保”或“打”，把原始材料复印打字装订成册，广为发放各派群众传阅(严格说，这是违反档案保密纪律的，但那个年代都这样，造反派的一个主要“革命”行动就是查抄档案。)

我和亚马相互不认识，对他的一些了解在外调前都是听老同志讲述的。我和他平生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外调工作基本结束时，东北师范大学的张玉来把我找去核实什么材料，在师大的某个房间与亚马见了面，说话时间很短，因为大家都是围桌而立，没有落座，谈完事就离开了。谈话时他吸烟，也递给了我一只，是“中华”牌的，就这么点儿“交往”。

有关亚马的“黑”、“红”线争论和历史有无问题争论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很快被澄清，他成了“解放”干部。“师大”的人说，我们专案组调查的材料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