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八路”的情谊

(长春)

刘杨、徐谦、胡仁智是“文革”前不久，刚调任长影工作的三位“老八路”干部，与我们大学毕业分配到长影的时间也就是“脚前脚后”。我们都不太了解长影以往的事，更谈不上与长影的“老人儿”有什么瓜葛。按理讲，他们与“文革”的事也没关系，原来都在解放军部队当领导。可是，“文革”初期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事，他们参与了，工作组一撤离，他们就成了执行“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那时的长春市大街上，到处都能见到写有批判他们的大字报，有的还明确写出“打倒刘、徐、胡”，因为落款处都有“长影”某某群众组织字样，非常引人注目。长影是吉林省的老名牌嘛!人们不知道“刘、徐、胡”是三个人的姓，渐渐地在人们的印象中那两个顿号消失了，变成了“刘徐胡”，似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厂外的人经常会问，你们那个“刘徐胡”打倒了还是解放了。

刘杨、徐谦、胡仁智三位老八路在“文革”武斗时期，被长影的群众组织，尤其是老工人额外关照，怕有人随便揪斗，把他们安置到长影小白楼招待所居住。小白楼在长影大院里面，院墙周围有铁丝网和电网双层保护，比较安全。毕竟大家对转业解放军干部有可信任的感情。我被派去陪住，担当保护工作；同时可以为群众组织写点大字报一类的材料。

这时的长影，已经有解放军派驻的工作队进厂了，大家都习惯地叫他们“军代表”。可能是军代表的指示，让我去沈阳军区“外调”刘、徐、胡的材料。说轻了，只是跑个腿，让他们三位所在的部队组织写个鉴定材料带回来；说重了，这是事关组织部门使用干部的大事情。不可思议的是，这么重要的事让我一个人去做，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我到沈阳后，先去炮兵部队取来了刘杨同志和徐谦同志的材料，又到装甲兵部队取来了胡仁智同志的材料。这些材料写的都是正面肯定话语，为他们后来成为“三结合”(解放军代表和干部、群众三方面结合)干部进领导班子奠定了基础。在装甲兵部队机关听他们给我讲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不妨记写在这里，留下点时代印记。因为我来自长影，长影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门单位。他们有兴趣问了我一些事情后，主动给我讲了他们亲眼见到的一件痛心事。他们拉我到窗前，手指楼下马路上的转盘道，说，武斗的时候，有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驾驶棚盖上盘腿坐着一个男青年，两手挥舞着大刀，吆喊着口号，向路边的观望群众显示着自己的威武，没料到，卡车行驶到转盘道时突然加速拐弯，把他甩下了车，人摔在条石砌成的马路牙子上，脑浆溢出，当场死亡。这是当年附近群众时常讲起的一出惨剧。“文革”中无知、无谓死去的人何止几个!徐谦同志(后来是长影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对我讲，护厂可以，保卫国家财产；出去参加武斗不应该，你知道谁是敌人?打死了别人，犯罪!被人打死了，活该倒霉，死得没价值。

我和刘、徐、胡都有过交往，相比较而言与徐谦同志来往多一些，尤其是在他从长影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再后来他又从省文化局副局长的位置上离休回家养老时。原因有二，一是他朴实无华，真正像个“老八路”，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小时候在齐齐哈尔市政府认识的站岗老兵和那时候的忘年之交感情；二是我不习惯与在职的领导过多交往。徐谦同志和我讲过，陈毅老总说，“亲者要疏”，即领导要讲究和亲熟的人疏远一些，保持公正、防止营私。所以，他在长影当一把手时我没有找他办过一件事，也就是人们常爱说的“得到好处”。不过，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我响应党的号召，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吉林省安图县做“干宣队”工作，因患肾结石病回长春动手术。徐谦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带着几位中层干部到“医大”三院来看我。我家老人不在长春，尚未成婚，只身一人住院无人照顾，他对有关人员交代如何关怀照顾我，甚至细微到建议给我整个电炉子或柴油炉子烧饭菜。之后，孙羽(导演)、华克(导演)、李景文(化妆师)、王朴(制片)四人分两组日夜值班，轮流伺候我，直至我出院去北京表哥家养病。我很感谢这四位兄长对我的关照，也谢谢徐谦同志的关怀。

徐谦同志在部队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来长影之前是师政委。他为人正直，看不惯地方上的一些不正之风，常有微词，发些感慨。他退职后我常去他家聊天，一是他有闲暇时间了；二是我们两家相距很近；三是有许多共同语言，能谈得来，像朋友。为了他老年安心养生，我反倒要做他的思想工作了，不外乎讲些在外面见到一些事例，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时也选些书籍、报刊送给他看。我有一句经典劝说词，“社会在变，好坏都有，你徐谦一个人能扭转乾坤吗?”当然，我也聆听他的教诲。这样交往多年，直至他病危，住进医院不省人事。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见他全身插了很多管子，昏睡。我坐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他醒来，想说点安慰的话都不可能了，只好离去。第二天，他爱人许淑华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徐谦同志昨天晚上走了。还说，我是他走前最后一个来看他的人。徐谦是个好人、好领导，大家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