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里“左”得可爱的“五七”战士

(吉林省前郭旗)

长影的“五七”干校设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前郭旗”)的一片四处没人家的荒草地里，有名的嫩江流经附近，但它的水位比干校的驻地还高，大坝像一面大墙立在不远处，有点吓人，尤其是在暴雨洪水泛滥时。

干校分两个连，相距不远。一个是以剧团和原党政机关人员为主，老党委书记岳林、团委书记武德林都在这个连。另一个是以艺术片室和乐团、录音、美工间为主，我隶属该连。

我来时已到秋收季节，前三季的辛苦劳作没经历到。同志们开玩笑说我是来“收秋”的，意指正是收获的好时候，我是来享清福的。大锅炒葵花子、大锅烀苞米、大锅炖土豆茄子……有时还有大锅炖鱼(这一带池塘多，鱼多)。地里的西瓜、香瓜、柿子也可以随摘随吃了。这个连好像没有什么“当官”的，记得化妆师杨士雅是排长，摄影师尹志是班长，当然别的部门也有头头。至于连长是谁?指导员是谁?我没印象。也许真的是没人担当?或因有事调回厂了?不过，这个连的同志日子过得都挺好，大家相处和谐，都做着自己该干的正事。

一晃，“十一”国庆节要到了。这是1969年的20年大庆，该好好庆祝一番!怎么庆祝?普通百姓不外乎做几个好菜，亲朋好友喝点酒热闹热闹。这里是“干校”，同志们都离家在外，辛苦了一年，也该借机会欢聚一把。热心肠的美工车间师傅四处奔波，提早把散装白酒买了回来。谁也没想到，有人居然提出了反对口号：“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国庆节，不能喝酒!”这下子大家心里可凉了半截，怎么办?为此，晚上在一个大屋子里开全连大会，集体讨论这酒能不能喝。这会开得挺热闹。买酒的先说，这酒都买回来了，总不能还退回去吧?有人说，不用退，过了国庆节喝。有人说，不行，在干校不能喝，等回长春再喝。又有人说，有人有腰腿病，泡药酒可以喝……大家议论纷纷，好不热闹，倒是没有以往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大辩论气氛，每一个人的发言好像都是在苦思冥想找办法。我躺在炕上听，本来不想说什么，可是实在听不下去了，越听越滑稽可笑。大家的脑袋怎么都钻进死胡同里了?还有不少人没发言，静观后果。我突然坐了起来，假正经地说起了反话。“你们说的都不对!既然把喝酒这件事提高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上来了，那首先酒厂就该关门，不许生产。有人说，过了节可以喝，那过了节就不革命了?有人说，回厂可以喝，那回厂就不革命了?说有腰腿病的人可以喝，那他是不是也不想革命了?要我说，为庆祝20年大庆，喝点酒没有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反倒是因不喝酒把个节日搞得冷冷清清的，该是个问题了。”我这么一说，满屋子的人都笑了，纷纷表态，那就喝吧，别再讨论了。那位倡议不喝酒的人也面无表情的不再吱声了。其实，我说的那些大实话谁都明白，就是心里想，不敢说，怕担“自己不革命”的风险。有人把它挑白了，也就都放下了包袱。国庆节那几天我去另一个连队办事，看见他们炕上有不少空酒瓶子，人家倒没生是非，喝的还是瓶装好酒呢!不过，这另一个连队也有他们的“左”得可爱的笑话。

这另一个连队有明星演员，演《平原游击队》男主角李向阳的郭振清，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男主角李亚林，等等。在那个年代，《平原游击队》片家喻户晓，游击队长李向阳赫赫有名，郭振清已经成为全国头号大明星了。有一次去该连体验生活，收集写干校总结的素材，当时他们正在地里刨土豆，我沿着垄沟跟在后面捡收土豆，突然身边出现了两个穿军装的解放军小战士，也蹲下来帮我捡土豆，边捡边和我说话。说是他们两人走了很远的路来这要看看活的李向阳，问人在哪儿?我手指前边干活儿的郭振清说，那不就是。他俩很兴奋，从兜里掏出个像鸭子形的大土豆给我看，说：“你看这土豆多好玩!长得挺逗的，我给李向阳看看。”说着俩人向郭振清奔去，我瞄着他们的举动，果不然拿出那个像鸭子形的土豆逗引郭振清，没话找话地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儿，俩人走回来，十分满足地对我说：“看到真李向阳了!”把那个鸭形土豆放到我的土豆筐里，高兴地走了。我看着那个有头有身的土豆笑了一下，心想，你已经完成了一项特殊使命，该归队了。

郭振清很朴实随和，性情豪放，不摆明星架子。连里的人讲，大伙想吃鱼，就派大郭(郭振清的爱称)去买。他买的会又好又便宜，因为那张脸就是最好的介绍信。有人还讲了他从长春乘火车来前郭旗路上发生的事。旅客不知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个车厢里坐了不少长影的演员，其中还有“李向阳”。消息传得特快，车厢两头的门一下子拥进了很多人，抢着看“李向阳”。郭振清虽然戴着口罩也难隐藏。有人悄悄告诉他，赶紧去厕所躲躲吧。结果是，郭振清一路上猫在厕所里，直到白城终点站下车才出来，好在这段旅程不算太长。不过，到了白城子也没消停，小城不大，消息传得很快，不断拥来的人群把郭振清用餐的饭馆给包围了，都要一睹真“李向阳”的风采。看来，哪个年月都有追星族，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而叫“影迷”。连里杀了一头猪，想给大伙解解馋，未承想，肉里有痘，很扫兴。有人说，经过高温处理后可以吃，但是不少人不敢尝试。以郭振清为首的几位男士不听邪，切了几大碗方块肉放在笼屉里高温蒸烂，蘸着蒜泥酱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完还嘲笑那些不敢吃痘猪肉的人。

有好些日子连阴暴雨，嫩江水位上涨，上级指示防洪抢险，附近农场的大批人马都赶到江边备战。我们连的老制片主任牛景纯组织了几个人，收罗些整根圆木，连钉带捆做了一个木排筏子，准备发水时把行李等生活用品放上，也可以坐上几个人。牛景纯特别憨厚，不爱说话，不善嬉闹，总是默默干些好事、有用的事，所以外号叫“牛闷儿”。可就是这样的好人，做好事也遭到攻击、批判。那天我正在屋里洗衣服，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吵起来，仔细听是那位“小极左”在批老牛呢。我越听越不是味，气不打一处来，起身踹开房门冲了出去。我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反正是用鲜明的道理和气势把“小极左”给压服了。在那个年月，哪个地方、单位都有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多数人也不坏，就是脑子里有“极左”毛病，实在是时代和那时的路线使然。

前边很多事情我没有写进“干校总结”里，也不能写，倒是挺另类地写了一篇“干校的蚊子”是如何猖獗肆虐的。没有去过草原和湿地的人，可能从摄影作品或影视镜头里欣赏过那美丽的画面：湛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葱葱的绿草在微风中被吹出了层层波浪……可是，不太去想，那里面还有无数蚊虫在飞舞，这是一般画面表现不出来的。这里的蚊虫有多可怕?说点小事可见一斑。这里的蚊子如果咬到你，不管落在人的哪个部位，轰赶它是不会飞走的，拍死拉倒，它们是不怕流血牺牲的。赶马车的车老板经常挥舞着长鞭打散跟随人畜的团团蚊子，它们也只是飞开一小会儿，又重新追上马车跟着走。所以，在草原看到车夫扬鞭甩得“啪啪”响，不一定是驱赶牲畜，很可能是和蚊子较上了劲儿。蚊子追马车不算稀奇，飞跑着的汽车也照追不误，只要上面有人或其他动物。它们团团地飞舞着在人的头顶上转，汽车跑多快它们也跟随多快，好像借了神力。在草原上解大手是件颇伤脑筋的事。我一到干校，老同志首先向我传授这方面经验。他们说得找个有风的高坡的空场地方，臀部要朝着风吹来的方向，手里还得拿着轰赶蚊子的家什，否则，贸然行动，肯定吃大亏。最有意思的是干校里有人设计了一套“防蚊服”，晚上干活儿时就得穿上。一次我和化妆师王仕儒接到任务，夜里去养鱼塘巡逻，驱赶捉拿偷鱼的人。王仕儒身穿旧军装，腰间扎皮带，脚上蹬着两只黑胶皮水靴，头上戴个旧便帽，帽的后沿围着一圈毛巾，双手带着双层的手套，很像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样子。不过，又添了点彩，他不知从哪里剪了一块铁纱窗和脖子上的毛巾连缀在一起，罩在面部，既不挡视线又能通风喘气，单单把可恨的蚊子隔在了小窗外。你要是干校外边的人，三更半夜在池塘边看到这出打扮，还会以为是时空倒转，日本鬼子的幽灵出现了。

我在前边几次说到了“五七”干校、“五七”战士，这“五七”两字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后边还要说到“五七”道路等等，都和“五七”有关，不妨注解一下。

早在“文革”即将开始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写的一封信中，对解放军工作做了一些指示，按月日定名，这封信就成了著名的《五七指示》，遵照这个指示精神办的事就都和“五七”两字有关了。到两年后的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或被送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统称“五七”战士。这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锻炼一个样，成为时代风尚，风靡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