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乡下生活

(吉林省安图县)

那一年(1969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厂后不久，就掀起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高潮。这次和以往的下乡活动不一样，被批准的干部要全家带着户口本和粮油证，告别城市，彻底搬迁到组织安排好的农村庄落去居住生活。我虽然是单身一人，也给安排到一个干部集体户里。走前，一位老实正直的工宣队师傅对我透露了真情，说研究下放人员的人选时，对我下放不下放争论很大，最后有人坚持意见把我安排下放了。不过，他安慰我：“不会去很长时间你就能抽调回来，大件东西可以不带，寄放在谁家吧!”

那时很多人都是表里不一的。说是下放劳动锻炼光荣，因为走的是毛主席号召的“五七”革命道路，心里想的却是被组织冷落了，甚或是被遗弃了。临走那天，长影大门口锣鼓喧天，彩旗、横幅标语飘飘，每位下放干部胸前都戴朵大红花。欢送、告别的场面虽然挺热闹，可是汽车开动时，车上车下却哭成一片，等到部分人员送行到火车站，火车开动时，除了哭泣挥手致意外，还有人追着火车在站台上奔跑，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了。走的人更是万分悲伤，多数人认为前途未卜，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在长影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实际情况并非猜想的那样，过了几年全部下放干部或早或晚都陆续被调回来了。当时我国和苏联修正主义政权正矛盾冲突尖锐化，要做打仗准备，而且是要做打大仗准备。毛主席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下放干部也是储备一批干部的需要。

“下放干部”篇

长影的下放干部被安排到吉林省内的许多县、公社。我去的一支是延边安图县松江公社，然后再往下分派，落户到兴隆大队。

来兴隆大队的有张辛实(导演)、南吕(编辑)带母亲和女儿一家；有兰旅(制片)、黄玲(演员)带女儿一家；有赵双城(配音演员)携夫人谢曼英(某大学俄文教师)一家。再就是一女集体户四位：王惠英(作曲)、许兰、姚颖、严皇(均是老演员)；一男集体户七位：方为策(摄影师)、吴启文(美工师)、贺米生(革委会副主任)、徐书田(美术)、王安达(场记)和我。之所以要介绍这么具体，是因为要讲这些人的故事。

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脉系，松江公社更接近林区，兴隆大队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山村了。刚进村时有一个情景印象深刻。从安图火车站到兴隆大队要走很多崎岖的山路，我们先到的人看到胖胖的黄玲女士高高地坐在满满一卡车家具物品上面，身穿白皮翻毛大衣，怀里抱着一只大花猫，摇摇晃晃、风尘仆仆地进了村。在远处的起伏山峦和近处的农家茅屋衬托下，很像一幅风俗画。乡亲们男女老少都来围观，因为他们早听说，村里要来一位长影的大明星，要先睹为快，看看是个什么模样。等安顿好后，她家的窗前屋里院外更是人来人往，热闹了几天。黄玲大方好客，常请大、小队干部和左邻右舍乡亲到家吃野猪肉、野狍子肉，再喝点小酒，其乐融融。

这次干部下放不像以前猜想的那样如何艰苦难熬，大家远离了城市里的嘈杂和喧闹，也远离了单位里的人事纠葛和政治思想摩擦，反倒精神一下子松弛了；也不用起早贪黑、按时上下班，身体也变得懒散了。大家过起了平静安逸的好日子。

我们男集体户的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人组织在一起，很是和谐。其中有的家属不在长春，有人独身，按常理说，生活习惯和个性差异都不容易相处。但是，这八个人(后来加进一位东北师大的老师曹汉瑾)生活、劳动在一起挺好的。说明这些人都比较好，还有一条，建立了共同“乐趣”。当然，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了，这是根本。这个共同乐趣是什么?俗白地讲，就是吃、喝、玩、乐。

我们很幸运，户里有一位美食家兼优秀厨师方为策。方为策会吃善做大半辈子，全厂有名。据说，他经常去各个图书馆借阅菜谱，精心研究。我们遇到了这么一位烹调专家级人物来为我们掌勺儿，可以说是福星高照了。我们白天和农民社员一起出工干活儿，晚上回来就期盼着方大师给我们准备的什么美食佳肴。山村的食材丰富，鸡、鸭、鹅、猪、蛋全是“土”字号的，一律是绿色食品。虽然已渐近冬日，蔬菜种类比较少，但可以常吃到豆制品，本村就有一家豆腐房。我们早晚就喝新鲜的豆浆，吃供销社从松江镇贩来的大麻花。因有粮本吃国家供应粮，主食粗细搭配和城里没什么区别。中午或晚上还可以从供销社买点瓶装白酒喝。这里居然还有青岛产的瓶装啤酒。隔三岔五还能吃到点山珍野味……简直过的是神仙日子。要说“玩”，比较简单，不外乎打扑克、下棋。更主要的是“乐”。所谓“乐”主要说的是“聊天”、“趣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有讲不完的奇闻轶事和笑话，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关于劳动锻炼，下地干活儿，向贫下中农学习等基本上都是象征性做一些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人强制，也没有指标。老乡更没指望下放干部能帮他们干多少活儿。队里安排我和民兵一起凿山洞。这个山洞在山根底下，已经凿出了个雏形。这是个纯岩石洞，挖是挖不出来的，一律打眼放炮，铁锤砸钢钎。要是打起仗来，一般炮弹对它不起作用。

说到讲故事，得为方为策写上几笔。不说他讲了些别人的什么故事，专讲他的三次性命攸关的经历。方为策是位资格很老的摄影师，贵州人，说的是满口四川味的普通话。他是长影第一部彩色影片《换了人间》的摄影师，拍了不少故事片，早年是新闻摄影师。他的三个惊险故事都发生在新闻摄影时期。

第一次险情。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方为策是参与拍摄新闻片的摄影师之一。他对我们讲，那天他是乘飞机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一带负责航拍。当腰鼓队进入镜头之后，他激动了，为了恰当地取景拍好画面，手抱摄影机，眼睛紧贴着取景框，不停地向飞机驾驶员喊：“再低一点!再倾斜一点!”可是他忘了，这是架双翅膀的小型飞机，他站的位置是敞开的飞机侧门边上，虽然有安全带保护，也是很危险的。他拍着、喊着，突然飞机斜歪大了，把他给抛了出去。好在被安全带拉住了，没出人命。他说，甩出去那一瞬间，摄影机握在手里没有丢掉，但机器没关，胡乱地天上、地下瞎拍了不少废镜头。

第二次险情。成渝铁路是新中国的首例自建铁路，方为策参与了关于它的新闻片拍摄工作。这次险情发生在过江铁桥上。有过经历的人知道，铁路大桥一般枕木底下是悬空的，从上往下看可见江水奔腾，令人眩晕。方为策拿着摄影机，在桥上边拍边沿着铁轨向桥中间走去。他是这样一个人，一拿起摄影机拍摄就什么都不想了。偏巧这次他在桥面上待的时间长了点，忘记了有火车要过桥，突然远处传来汽笛声，他慌了手脚，左右一看，他站的位置离两边都很远，他说：“我当时想，可以放好摄影机，双手抱着枕木悬挂在桥底下，但猛然一想，这样虽可躲过火车，但双臂悬挂时间长了，肯定无力爬上来，只能掉到江里。”不过，实际情况是，护桥战士看到情况危急，马上鸣枪，向火车开来的方向跑去，把火车截停在桥头上了，而方为策还怔怔地站在桥中间胡思乱想呢。

第三次险情应该不算险情。是在北京时，左邻右舍看见一辆吉普车三更半夜把方为策拉走了，猜想是老方出事了吗?怎么一走好多天没有音讯?他没说要出门啊?等他安全地回来，大家才解开心疑，问他这些日子干什么去了?他含含糊糊不说清楚，因为这是一项特殊工作，需要保密。后来方为策讲，组织信任他，选中他去拍摄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的证据。

方为策是最后一位离开集体户返厂的。临行前他变卖了大家集资买的锅碗瓢盆等生活家什，买了些地产山货和一个大熊掌。回到长春后我们集体户全体在长春当时著名的“长春饭店”聚会了一次。他事先拿着熊掌交给饭店厨师加工做一个大菜。我们听说有熊掌感到新鲜，因为下乡这么长时间谁也没吃过，可是，等大菜端上桌子大家开吃时，方为策发现，有一半熊掌给偷梁换柱了，是用猪肘子冒充的，还是美食家懂行。我们突然想到，是大厨亲自端上这盘菜，他不停地表示歉意，说是红烧熊掌有些火大了，有点发黑。老方上当，有点生气，要到后厨理论，被大家劝阻，别为这事扫了我们团聚的兴致。

方为策回厂之后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独身这么多年，岁数很大了，终于和一位有名的戏曲演员成婚了。还有一件事，临终之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再说说姚颖。姚颖可是个大好人。她经常到农民家串门，遇到有病困难的农户，就资助人家点钱。有一次她去一户朝鲜族人家看望病人，怀里抱着一堆从供销社买来的玻璃瓶装水果、肉食罐头之类的慰问品，进门时忘记了人家是地炕，灶口比平地低下一大截，结果一头摔倒，叫灶台角磕掉两颗门牙。为此，她经常戴个口罩遮挡住这个缺陷。姚颖对人善良，从不惹事，可有一件事引来了下放干部的不满。那时的农产品价格低廉，几分钱就买个鸡蛋，有一天大家发现这个村的鸡蛋突然涨价了，还多涨了好几分，追根查源才知道，是姚颖发起干的。老乡告诉我们，姚颖说了，“你们农民真不容易，养鸡下蛋才卖几个钱啊!一个鸡蛋再加一分吧!”有人说，这个消息也传到临近几个村子，鸡蛋纷纷涨起价来。

赵双城两口子也住在这个小队。有一次参加队里的会议，要政治学习读报，队长把这个差使交给了赵双城，农村都是重男轻女，何况赵双城是译制片电影的配音演员，声音明亮悦耳。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事会引起一场家庭矛盾。那天晚上散会后，夫人谢曼英赌气不理老赵，自己先行回家了。等赵双城走到家门口时，房门从里面闩上了，老赵呼喊开门，里面硬是不开。赵双城是个温文尔雅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脾气不好的夫人经常忍让、逗哄，从来没听说他发脾气与人口角。这是个冬日雪后的夜晚，老赵住的房舍离村庄远，孤零零地立在村边上。他问夫人为什么把他关在外边?夫人说：“为什么读报纸你不让我读?大男子主义!”老赵这才明白是因为这个，忙表态：“这次我没想到你，是我错了!请谢老师原谅!”屋里屋外隔门对话颇有戏剧性，屋里喊话：“要原谅，你得有表现，表示你错了，要悔改!”老赵在屋外有点受冻难熬，直跺脚，借机说：“我喊‘打倒赵双城’，围着房子跑三圈。”说完，高喊：“打倒赵双城!”边喊边绕房舍跑起来。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是我和老赵相处不错，一起喝酒时，他亲自给我讲的。赵双城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跑了三圈，到门口敲门，报告自罚结束请开门。这时的屋里传出的已不是怒气声，变成了得意的笑声。夫人仍不罢休：“不行!再跑三圈!”于是，老赵心甘情愿的，不恼不火地又跑了三圈，这时门大开，谢老师冲出门，双臂张开一把搂住了丈夫，甜蜜地笑着喊出一句：“亲爱的!”两人拥抱着进了屋。浪漫的品位不亚于新世纪大都市的年轻男女。谢老师也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曾在他家的雪白墙的正中央看到一幅标准毛主席像，像的上端和左右两侧都贴有红纸黑字对联，下面则贴的是红纸剪成的大红心，为这个大家开玩笑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谢大红心”。

张辛实、南吕一家老少三代四口人日子过得祥和、安逸，经常可以看到奶奶带着小孙女在门口小河边玩耍，抓小鱼小虾放到玻璃瓶子里玩。他们住的房东家生活条件好，房子、院子都非常干净，可能是因为张辛实是这批下放干部中级别最高、资格最老的艺术家，安置人员特意为他们挑选了农户。他早年是地下党员，长春解放时，保护电影厂有功，还一度当过副厂长，后来专职做导演工作了。他人很随和，不摆架子，很愿意和我们年轻人来往。他的一大爱好是走山路，经常去县和公社所在地松江，买点米、面和蔬菜，肩膀一扛就走回兴隆了。他爱交友，出手大方，经常会在县里的饭店见到他邀几位下放的老同志聚餐。有一次我赶上了，记得在场的有乐团指挥李克武，洗印工程师钱中选等五六位。我们长影来的同志还是关心长影，聊天的话题中总离不开长影的过去和现在，有意思的是我们身后突然闯进了个愣小子，自称他爸爸在长影工作。张辛实问他：“你爸爸叫什么?是干什么的?”愣小子编了个假名，说是干导演、编剧的。我们说：“没听说过。”他又改口说，是搞指挥、作曲的。大家伙笑了，很快识破他是个冒牌货，就开玩笑说：“照你这么说，你爸爸什么都能干，我们这些人都该是你爸爸了!”愣小子一看不对劲，刚坐在我们身后想凑个热闹吹嘘一通，没想到遇见真“佛”了。他尴尬的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不太相信的自语：“你们是长影的啊?!……”不情愿地慢慢离去。那个年代，我们会不时地碰到冒充电影厂家属或亲戚的人。我们见怪不怪，一笑了之。

“干宣队”篇

我在兴隆大队干部集体户没住多久，公社就调我去邻居营林大队做干宣队工作了。

营林是后建的大队，听名字就知道，是为植树造林而建。营林比兴隆小，总共两个小队，全部是山东省来的移民，据说他们老家的土地用来修水库了。

公社交代我的首要任务是把“知青”(下乡知识青年的简称)工作做好，把“文革”闹派性的局面扭转过来。我进村后住在大队部办公室，吃饭是妇女主任挨家挨户派订。记忆犹新，我似又回到以往下乡搞“四清”的岁月了。做农村工作我已有些经验，所以，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好像这里的庄稼地、土屋房舍、农户人家一点也不陌生。只是做“知青”工作是个新课题。

这个队有四户知青集体户，两个长春来的，两个上海来的。这个季节正是隆冬，好多孩子回城探亲去了。我走进一户上海户，看到两个男孩子正在吃午饭，一个小铁锅熬了半下玉米面糊糊，两人手拿铝制匙儿直接从锅里舀了送进嘴里，没有任何菜。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户什么菜也没有，只在糊糊里撒了点盐。我的心一下子揪起来。我又去另外三户了解，大同小异。我马上召集大小队干部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干部们忙申辩，说四个户都留了菜地，他们不好好种，还给每户准备了个大酸菜缸，不好好保暖，都冻裂了……我说，他们刚来时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可是，怎么慢慢地就不管他们了呢?他们说，这些知青不好好干活儿，还常打架……举了不少例子，发了一大顿牢骚。我说，你们说的我都信，可他们还都是孩子，小的才念初中，在城市靠父母生活惯了，猛地让他们下到这么远的农村独立生活，怎么可能做得像你们要求的那样好呢?咱们各家也有孩子，比一比就该明白了。毛主席说的是让他们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你教育了吗?毛主席还说，要欢迎他们来，你们欢迎了吗?开始是做了，怎么后来就不管了呢?农民是朴实善良的，道理讲到份儿上他们就无言以对了，何况还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讲的语录，谁能反对?我提议，两个小队的政治队长，为知青到农户家里收点咸菜，可多可少，是一份关怀心意。知青那头我去做工作，让他们出工干活儿，好好表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各领任务去执行。

我又到四个知青户透露消息说，队里知道你们没菜吃，准备挨家挨户收敛点菜送过来，到时候咱们得有点表示啊!写封感谢信?表表态以后下地干活儿……就这样，我导演了一出真实生活小戏，事后证明，效果不错。

两个长春知青户是社会青年，下乡前几个男孩子有打架斗殴劣迹，村里人都惧怕他们。一天晚上，我提着马灯去一户探访。我是长春来的下乡干部，与他们能谈得来。他们也知道我是能对他们好的。我坐在炕沿无意中翻了一本炕柜底下放着的毛主席著作，发现中间很多页都被撕掉了。我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屋里的几个男女生一下子紧张起来，匆忙解释，说是晚上烧炕引火，没看清楚当本旧书撕毁的。看他们害怕的样子我心软了，权当假话是真的，原谅了他们；但明确指出，这可是严重政治问题呀!以后可得小心注意。他们乖乖地承认错误，表态以后好好表现……我走出户门才发现，民兵连长带了两个人在窗外一直盯着屋里的动静，说是怕我出事，一直跟在后面的。这件事让我很感动，乡亲们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知青工作顺利展开，很快上了路。我又陆续做了些事情。春天到了，回家探亲的也都回来了，我了解到，他们来这里很长时间，居然没见过森林。我和民兵连长商量，搞一次拉练活动，带全体知青深入大森林看看，要不然，白来营林一次。连长很响应，知青很高兴。临行前，让他们把我的“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带上，一路上可以听新闻、听歌曲，活跃一下拉练的气氛。晚上他们回来时，高兴地告诉我，在森林深处看到了参天大树，无数的各种野花，采到了珍贵的黄蘑，还在河里炸了不少鱼……玩得很高兴，这回给爸爸妈妈写信可有的是话可说了。长春户有个棒小伙子姓迟，膀大腰圆，很能干活儿，但有点江湖野性，背上有好几处伤疤。户里有个纤弱的女生是他的保护对象。女生对他好是怕他，做饭盛菜都多给他一点，可是一谈到恋爱交朋友的事，女生就委婉地拒绝。为此，小迟很生气，有时就背着别人偷偷地处罚她。一次，我正在大队部和干部谈事，突然他们户的人跑来找我，说小迟又打了那个女生。我忙跑去处理，进屋就看见女生坐在凳子上哭泣，小迟坐炕上的行李卷上生闷气。他见我来了，有点紧张，双腿颤抖着站起来立在炕上。我问清缘由，女生说，小迟又用锥子扎她了。我蹲下检查她的腿，卷起裤子一看，令我吃惊，她的腿肚子上新旧针眼一大片，布满了黑点。我大吼一声，命令小迟到大队部去给我说清楚。小迟有点害怕，乖乖地跟我走了。小迟承认是他扎的，原因是喜欢她，想和她处对象。她总也不答应。我骂他蠢、笨蛋，“你在哪儿见过想和人家好，还总伤害人家的恋爱?!你傻呀?……”我责令他写份检讨送来，他无言而去。没过多长时间他送来了检讨书，我打开一看，满张纸没多少字，那字写得大的大，小的小，歪歪扭扭勉强能看明白什么意思，不过，态度还好，保证以后改正。事后，我和队干部商量，把那个女孩调离集体户，转移到一户社员家住。刚好公社要从队里抽壮劳力去修水渠，和干部们一起商量，把小迟派去了。小迟还挺讲义气，说话算数，过了很长时间提着个铁饭盒从工地回户里办事，还特意到大队部向我汇报，说他如何干得好，被评为先进，还说我批评得挺对，等等。他走后，队干部告诉我，关键是我没把他送去公社保卫组，到那是要挨揍的，弄不好还要关押几天。后来，又发生了一起知青打伤社员的事件，社员们都气坏了，大队部里里外外聚集了很多人。受伤社员也是个小青年，脑后、脖子处伤口流出不少血，我当机立断，先救人，然后再论是非，马上派人护送伤者去县医院治疗。

我细了解才知道，是因为小事发生口角，互不谦让动起手来。年轻人不知轻重，抡起锄头当刀棒耍，一不小心伤到了头上，因为是误伤，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教育做思想政治工作。我让该户知青集体到爱伤者家里赔礼道歉，让伤人者买些慰问品再去检讨，得到原谅。期间有人向公社保卫组反映了，保卫组让队里派人把打人者押送到公社去。我知道了，马上制止，我亲自打电话给公社，表明我能妥善处理好，不送人过去，这才免了一场更大的冲突，否则，矛盾激化，结下冤仇，以后不知道还会出什么大事，冲突会没完没了。

农村工作从来不太可能单打一，做知青工作的同时，解决了干部之间闹派性矛盾问题。以党支部书记为首的一派和以大队革委会主任为首的一派势均力敌。临来时公社给我交代过，这是他们头疼的事。可是，我来了之后，工作中各种接触，感觉到他俩人都挺好的。他们岁数都不大，都积极地做本职工作，应该算这个村的后起之秀。经过“文革”的人都清楚派性矛盾是普遍现象，一家人里都可能出现对立两派。回头看，闹派性矛盾原因多种多样，除了被有政治阴谋的人、有个人野心的人操纵利用外，绝大部分都是思想观点认识有了差异。我观察他们两位，没感到像公社说的那样派性严重，更主要的是了解到群众中并没有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我采取了鼓励帮助和“一碗水端平”的办法。不管他俩谁，谁工作有起色，有成绩都表扬，而且大会、小会、私下串门时都讲。我还鼓励他的对立面跟我一块儿讲。我让妇女主任安排我到书记家吃饭时，要把革委会主任带上，喝点小酒谈谈心；反之，到主任家吃派饭也带上书记。我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无条文的规矩，以后，凡是对方会上讲话，都要表态支持，让群众看到你们是团结合作的。有意见分歧在会下商量统一，绝不能在会上表现出来。你们若商量不好可以找我当参谋，没花多少工夫，闹派性问题也解决了。

不久，上边下指示，让我领导整党。我对公社讲，这件事我不能办，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公社党委书记一愣，心想，你怎么可能不是党员呢?不过没犹豫，马上说：“没关系，你是公社党委派去的，可以领导整党。”我遵命回队里干了起来。

队里的党员不多，也就八九位吧。问题也不多，除了书记和主任两个新党员有派性矛盾外，关键问题都出在介绍他俩入党的两个老党员身上。一个老党员当副书记，对队里的事不太过问，很少参加会，工作消极怠慢；另一个老党员是支部组织委员，还兼任革委会保卫组长，有点横行霸道，刚进村时就有人反映。这两位老党员有点来历，都是打过淮海战役的有功之臣，见过世面，处在全大队的至尊高位，群众对他们有意见也不敢明说。比如，这位保卫组长可以用队里的小牛给自家拉爬犁、运柴火，行走在结冰的小河上，他居然把小牛的胯骨打伤了，社员们也不敢说个啥。可是，队里车老板使用的鞭子，鞭梢抽断了，不但挨他训骂，还得自己花钱买了补上。他家养了一条大狗，全村到处串，不管谁家的鸡、鸭、狗食，只要它爱吃都可以去抢，谁也不敢轰撵。我曾到他家看过，墙上挂的相框里有他和“军宣队”的合影，和“贫宣队”的合影，还有公社开什么会的合影，社交能力不一般。有一天，他在大队部附近帮助别人家盖房子上架。他老婆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和别人口角起来了，抱着孩子站在当街破口大骂，没完没了，没人敢上前劝阻。有人看不下去了，一位妇女来大队部找我，让我出面说说。我告诉那位妇女，你没看她站的位置正冲着大队部吗?那是骂给我听呢，她正想让我出面帮她调停，我不去，让她骂去吧，全队人都看着呢，晚上我就能处理好。我通知党支部书记，晚上开全体党员大会。

社员干农活儿，收工都比较晚，等晚饭后来开会时，天已经很黑了。可是，会要开了，支部副书记没有来，问书记是否通知到他了?书记说，通知了，我说，那就再等等，可是干等不见来，我让书记再去找找。书记回来说，他睡觉了，说不来参加会了。我一听，就生气了。我说你们在这等着，我去叫。我去他家见屋里已经黑了灯，是睡了。但我不能将就他，敲门多次无反应。我蹬上窗下的鸡架向屋里喊他，他还不回应。陪我来的人在下面看着我如何处理，我真急眼了，猛敲他的窗户，大声喝他的名字，弄得鸡也叫、狗也咬，这时才见屋里有了亮光。这位副书记赤身裸体地从被窝里爬出来点亮了油灯，回应了一句：“我这就去!”等他穿好衣服走出门，我们一同来到大队部。先来的人真没走，看到我的气色不对，副书记也耷拉个脑袋神色紧张。我让书记主持会，先念我选好的毛主席语录若干条，不外乎都是党员要起什么作用，不能学国民党腐败、堕落、欺压百姓那一套。刚到会的副书记坐在屋门槛上，低着头一声不吱。那位保卫组长、组织委员在拼命地翻毛主席语录红皮小册子，寻找我选的那几段批国民党作风的语录。书记念完了，他马上问：“这段毛主席语录没有啊?”我马上从书记手中接过语录本，翻找到那页给他看，说：“这没有假，你的那本没有，我是从这本找到的，你需要可以抄一下。”然后，我冲着他先开刀，我问他，今天你老婆骂大街你都听见了，为什么不管?党员干部的家属都这么飞扬跋扈，得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那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我又转身冲副书记批评，你是老党员，党支部副书记，居然可以无缘无故地拒绝参加党的会议，党性哪儿去了?然后我把他们两人绑在一起说，你们都是老党员、老革命了，还是年轻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就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吗?那可真要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了……我说完，让大家发表意见。其他人能说什么?还敢说什么?也只是正面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认识，要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也顺着我的话轻飘飘地批评了那两位老党员几句，再无话可说了。农村的支部会也就这样，没几个人，大家都挺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再谈就该是队里工作上的事情了。所谓“整党”得全靠上边来人领着干。我这算一次了，以后随着队里的工作进行，再随时“整”。天太晚了，我宣布散会。起作用不?还别说，第二天一大早支部副书记就到大队部门前扫院子了，是真心接受了批评还是做个样子给我看?一时猜不透，反正他默默地表现了一把，日后工作中再慢慢观察吧。组织委员也打蔫了，见到人主动说话。他老婆也抱着孩子到大队部来和我套近乎，问寒问暖，表示关心。事后我告诉妇女主任，以后我不去他家吃饭，不要再安排了。

那个年月，会比较多，农村大队也不例外，不是抓革命，就是促生产，事无巨细，样样上边有指示，下边就得贯彻执行。营林大队就两个小队，人口也不多，所以，没必要先党员干部后社员群众一类的层层形式开会，凡是要号召全体大队干的事都一锅煮，上来就开全体社员大会。最初几次开会参加人数不多，人们已经厌倦开会了。不知哪天、哪个会议内容开始，人来得越来越多了。知识青年也愿意来凑热闹，他们有人告诉我，说我领着开会有意思，能和大家具体商量解决问题，还能听不少故事长见识，还说我讲话容易逗大家乐。我觉得这样和老百姓唠家长里短式的开会容易解决问题，举几个事例。

上边要求不许种小片荒(地角、路边闲置的小块荒地)，说是为私人利益搞资本主义。听说，有的大队大张旗鼓地都给铲除了。我们有位社员喊了一句，“那还有铲青苗罪呢!”我一听，有道理，问是谁说的?说的人可能有点害怕，不再吱声，低头藏在人群里。我当即和队干部商量，咱们不铲，不就是大伙利用边角地种点小杂粮吗?干部不敢吱声。我向大伙讲，咱们不铲，别反了资本主义又担上个铲青苗罪，让庄稼继续长，可以告诉上边，到秋后咱队里收割，归集体……私下里对书记、大队长讲，到时候上边不追问，谁种的还归谁，人家辛辛苦苦干的，也没损害谁的利益，如果有人追责任你们就往我身上推。后来乡亲们知道了我的意思，都很高兴。

上边要求贯彻“以粮为纲”指示精神，不许种其他经济作物，并点名批评了营林大队每年种葵花子卖钱。我问队干部，咱们种得多吗?大、小队干部都讲，比别的生产队种得多点，不过，都不是占用种粮食的地，种在了没人常去的荒山陡坡上。我相信他们说的，第二天和他们一起去实地看了看，他们说的是真话，这么陡的山坡，人站着都很困难。在榛棵等灌木丛中长出的向日葵已经高高挺立，黄色的葵花头连成一片向着太阳摇曳，煞是好看。我很佩服山东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听说施肥时都是用背筐一点点背上山的。这么好的东西谁能狠心毁掉它。我同意藏而不露，秘而不报。说来也巧了，也挺滑稽可笑，没过多久，上边又来了指示，号召种油料作物。营林不用动员，早已种好长在地里了。

上边要求多养猪，贯彻毛主席的“猪多、肥多、粮多”指示精神。营林的社员都爱养猪，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都是散养，粪便撒满村前屋后，既不卫生，又积攒不出肥料。我们的工作是说服乡亲改散养为圈养，修猪圈，挖粪坑……很快猪归圈了，村子也干净了许多。对农民有好处的事情，只要他们弄明白了，会积极响应好好干的。

种水稻插秧时，上边有指导日期，必须在某月某日之前插完。营林大队民兵连长主动提出夜战。我问，天黑看不清能插好吗?他说，可以点松明子(含油多的松木块)照亮。和大队干部一商量，就决定干起来了。结果是，营林大队水田插秧任务早于其他大队提前完成了。公社听了很高兴，提出让我们的民兵打着旗，敲锣打鼓地去支援邻居兴隆大队插秧。兴隆是我居住的大队，政治思想工作先进典型，按理说，我可以接受这个指示，炫耀一把，但这是乱用别人的劳动搞过去的平均主义“一平二调”哇，不能接受。我没和队干部商量，直接回绝了公社。我说，水田干完了还有旱田呢，没有时间去。你们要支援另一个典型，就不要这个典型了?旱田干晚了也不行啊!公社无言以对。社员们听说了这事，很高兴，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出这个风头。

营林的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起色，频频受到公社表扬，慢慢县里也知道了，常有两级领导班子派的人来视察。这里得讲一个人，公社农技推广站王站长。王站长是个热爱农业科技推广的半大老头，老家山东，经常到营林来指导工作，一是营林都是山东老乡，能听话，有感情；二是和我谈得来，有段时间还扛行李卷来营林和我一起住在大队部里，教了我不少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知识。王站长腿脚不好，走路有点一瘸一拐，可是工作热情高，和队干部一起爬遍了营林的片片土地。队干部信任他，接受指导。公社和县里对营林的了解，很多事情都是他汇报的。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和村支书、大队长三人去县里开会，说是有重要事情研究。去了才知道，我们营林的很多事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革委会都知道了，要组织全州七个县市的主管农业革委会副主任到营林大队参观访问、学习先进经验。真没想到，藏在深山沟里的一个“麻烦”大队居然能出这么大个动静。这是好事，得接受任务好好干。县里要求我写一篇发言稿，讲营林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我说可以，我帮支书准备。县里领导马上纠正，是让我讲。我说，我不合适，应该由书记或队长讲。他说，他们都是山东口音，人家听不清楚，必须你来讲。我心里明白，这是安图县的一件大好事，他们要像样儿地表现一把，我答应了。

回村后，我们先开了干部会，又开了全村大会，上下都配合、积极响应，营林像是要迎接一个盛大节日到来，精神面貌大不一样。我想，事情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不外乎把猪圈、粪坑进一步整修好，地里的庄稼侍候好，村子的卫生打扫好……考虑到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让队里做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宣传板立在田间地头和村口路边，还组织知识青年排练几个说、唱、演小节目，宣传的都是毛主席的有关农业的一些指示，“猪多、肥多、粮多”是重点，自治州组织的县市革委会副主任参访团终于来了，加上县、公社的陪同人员，人数还算可观。按要求我主讲发言，讲了些什么不记得了。事后若干天《吉林日报》报道了营林的“事迹”，篇幅大半版，这出乎我意料。

营林的工作有了些起色，我的身体却有点支撑不住了。一天在山坡地上锄草，突然腰部剧烈疼痛，不敢动了。收工时我让社员先走，自己拄着锄把慢慢移回了村。去县医院检查，怀疑是肾脏有病，因缺少设备和检查手段，让我去延吉延边医院检查，确诊是左肾积存了很多结石。为此，我返回长春，在医大三院做了取石手术，而后去北京表哥家休养。

等我养病之后再回到安图时，营林情况已经大变了。县和公社有关领导对我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再去营林了，现在县委马书记和公社马书记带着10几个人的工作队进驻了营林。你留在松江，主抓社直机关斗批改吧，这里吃住条件好，省着再到队里吃派饭了。社直机关管辖的主要是供销社、铁木社、兽医站，等等，我住在兽医站，条件当然比农村大队要好些了。营林的干部、群众听说我回来了，到公社办事时常有人来看我，说了一些营林的各种各样事情，多是问题和牢骚，说连党支部书记都给换掉了，新上来的是一位民办教师……我听了很着急，同时也感到无奈。我告诉大家，营林有县委和公社党委两位一把手亲自抓，一切会好的。我离开这么长时间了，不了解情况……我心想，这个架势，可不能表什么态，弄不好了该说我“遥控”，这是犯大忌的。

在社直属单位没干几天，又调我到县“五七”办抓知识青年招工回城的事情了。这事得说说，有很多内幕。招工单位来招人，各公社都有人推荐，具体干这事的多是如我一样抽上来的插队干部。这些人都想把自己公社的知青多推荐上几人，所以争抢着和招工单位来人沟通感情，有时还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段。我就看到一起，一个公社把另一个公社的知青档案材料给藏起来了，让你无法推荐，等这拨招工的人走了，那包档案材料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看到知青的命运被人任意摆布，联想到这些下放干部自己，何尝不也是这样呢?权力似魔杖，哪怕有比芝麻还小的一点权力，它也会作妖。我不能甘拜下风啊!也动了点脑筋，比如，我去某工厂招工处送我们公社的报表材料，别的公社的人让我顺手捎去他们的报表，我就先把我们的递上，第二天再把他们的递上。又比如，我知道一个女知青因去结冰的井沿打水，把腿摔断了，手术安的钢板支撑，很不幸，她又是上海的普通工人家庭出身，没有什么路子可借力，自己又很懦弱，招工的人说她眼睛视力差，不录用。我知道后，试着检查了一下她的视力，没有说的那么严重，可能是有点紧张，越怕越看不清楚。我带着她去招待所见招工人员，当面重新验证她的视力，她大着胆子念我手里的红头文件，两床之间的距离，一字不差地念完了一页。结果，招工人员被我说服，收留了她。

把知识青年一拨又一拨地推荐给招工单位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都是没有什么门路的孩子，能进城当个工人已经很不错了。有门路的孩子早已回城，回到父母身边，或工作或学习，远比后走的人强多了。正当我干得很起劲的时候，长影来了通知，把我调回。我的这次乡下生活就算结束了，历时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