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韩国政府组织实施的新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新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韩国新村运动的开展，是政府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整体策略，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

1.国内经济状况。韩国在1945年光复，特别是1953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以后，采取了“先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让广大农村乃至农业和农民为城市和国家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策略。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力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全国农村人口占比高达61.8%，其中有80%的农户住的是茅草房，点油灯生活；每户年均收入仅为280美元；有50%的道路只有马车通行，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2.农村基本情况。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3公顷。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约50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矿产资源匮乏，只有农村劳动力资源富裕。至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支援农业的基础财力，通过国家支持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差距的条件初步具备。

3.国民思想状态。1945年韩国光复后，在大力发展工业化的主导思想下，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来发展经济，是韩国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这种社会背景，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新村运动的发起过程和主要内容。韩国政府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放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大背景下来实施，通过具有感召力的“新村运动”，采取了使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巨大的效能。

1.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总体上经过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础建设（1971—1973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第二阶段：扩散推广（1974—1976年）。这一阶段，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

第三阶段：充实提高（1977—1980年）。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第四阶段：国民自发（1981—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第五：自我发展（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2.新村运动的主要措施。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他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在新村运动中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元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3.新村运动的社会效果。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主要理由是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同时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一是改善农村公路。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

二是改善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三是农村实现电气化。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有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四是农民用上自来水。韩国农民自古以来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能喝上自来水，是农民梦寐以求的夙愿。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19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五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六是增加农民收入。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农户的实际收入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主要得益于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同时，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又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

七是农村金融发展壮大。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12美元，到1978年增长到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19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农协在流通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民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

八是农协组织迅速发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6万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是兴建村民会馆。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村运动后期政府的职能与作用。农业本身效益比较低，需要政府长期保护和扶持，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韩国政府在新村建设后期也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进入9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具体内容是：

1.教育扶持政策。大学以区域划定招生名额，优先照顾农业高中毕业生升学，对1万名来自农渔村的大学新生提供注册金。完善农渔村小学的各项办学条件，对农渔村高中生减免学费比率从15%提高到30%，优先在农渔村地区建立专科大学。在人事制度方面，对农渔村学校的教师给予优厚待遇。

2.医疗配套政策。国家财政承担农渔村医疗保险的比率由40%提高到50%～60%。定期对农渔民进行体检，与其他行业的职员享受同等医疗待遇。根据地理位置合并相邻市郡的农协组织，共同分担重病患者及老年人的医疗费。

3.农民年金制度。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农渔民年金制度，最低等级金额的1/3由政府从农特税中支出。为照顾高龄农渔民，申请加入的年龄界限从60岁以下放宽到65岁以下。

4.减轻农民负担。免除畜牧业用物质生产增值税，对经营耕地少的农民及收看电视困难的农民免收费。

5.扩大非农收入。简化申办农工团地的手续，促进旅游开发，解决30万人的就业渠道。到2004年，将农渔民非农收入比率从30%提高到50%，指定小城镇周围为农渔村产业地带，供其自由使用。

6.改善基础条件。建设现代化的农渔村，规模为100～300户，组建790个，改善现有农渔村住宅50万栋。扩建农渔村公路，对3.4万公里中的2.7万公里重新铺修，将铺修比率从26%提高到85%，提高地方养路费所占比率。开掘地下饮用水，为取水困难的5000个村庄，开掘提供地下饮用水，为小规模村庄提供污水处理设施。

7.鼓励农村经营。免除因继承农业或经营农业而回乡者的城市住宅转让费。提高对农渔民的信用保证基金，每年新增加一定的信用保证基金。健全食品加工制度，修改有关法规，使农民或农业生产者团体只需在市、郡、区申请就可以营业，废除品目制造许可证制度。

8.盘活农用耕地。废除农用耕地所有面积上限和距离限制条件，对少于660平方米的旱田允许农民使用，将0.3公顷以上非自耕农地处理权扩大到1公顷以上，对不在当地而拥有耕地者加重税收。

9.培养中坚农户。培育15万户专业农户（其中大米10万户，畜牧、果树业5万户）。到1998年为止，休整农业振兴地区内的13.6万公顷耕地。到2004年为止，培育2000所在城镇有限投资的农业法人团体。提供1000亿韩元购买农机具贷款。到1998年为止，完成34个农产品公用批发市场。制定消费者协同组合法，建立山区与城镇的联系。建立各类综合处理设施400个，畜产品综合处理设施10个，水果、花卉及猪肉等出口专用基地60个。

10.健全支持机构。1994年下半年，为实现农业国际化、区域化，加速整顿农林水产部、农村振兴厅、山林厅和水产厅。分离农水产协同组合的信用产业和经营事业，合并基层农协单位组织。改革农渔村振兴公社，农水产品流通公社的基层组织及职能。

近年来，韩国政府又倡导建设具有竞争力与生活和美的农渔村，具体政策是：确保农渔村预算达到10%，进一步提高农渔业的竞争力；开发环境亲和型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幅达到20%，补贴农民收入因农产品价格走低而减少部分；确保农渔业稳定经营；建立农渔业福利体系；稳定农民收入；增强农村经济的活力；奠定农渔业旅游基础。

（四）新村运动中形成的创新精神。新村运动大大推动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富于创新精神，特点鲜明：

1.自始至终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发展为民族自立、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政府设置了奖勤罚懒的机制，重在激发村民的积极性。

2.让农民选出“指导者”，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新村运动”，但具体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每个村选出新村建设指导者，负责组织大家的行动，里长（即村长）只管服务。指导者不拿报酬，但政府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如可随时面见公务员，优先选拔做公务员，坐火车、汽车票价便宜50%，子女在初高中考试排在前一半名次的免学费并发奖学金等。

3.政府提供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民居建设，政府除给予必要的建材、资金支持外，还帮助搞村镇建设规划，推荐了12种标准住宅图纸，道路桥梁建设由政府派技术人员指导。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府还向农民普遍发放长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争取国际组织贷款，从“住宅彩券”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农村建设。政府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直接发放到户。

4.注重搞好骨干培训。韩国中央和地方都有相应的培训机构，包括公务员培训在内的教育研修院有82所。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是专为培训新村运动骨干而建立的。培训期间从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安排活动，公务员与农民选出的指导者同住同吃，共同讨论。研修班上制定出各村建设规划，交郡核准后实施。总统也曾到研修班与学员一起听课，参加讨论。

5.强化各级公务员的责任。政府要求，面、邑（相当于乡镇）和市、郡（相当于县市）两级公务员每人都要联系4个村进行帮扶。道（相当于省）一级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郡。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的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道。对县乡两级公务员实行奖罚分明的新村建设考核制度，帮扶干得好的提拔，干得不好的调往山区和岛屿去工作。

6.发动全社会帮助新村建设。政府要求各界名流、知识界人士和企业老总，都要与新村建设指导者一起培训，尽其所能支持“新村运动”。从而不仅支持了农村发展，而且使“新村运动”发展为国民精神运动。

总之，韩国新村建设与我国新农村建设比较，在终极目标上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从国家体制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更加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组织领导、思想发动、农民自觉等方面，再加上我国的国力不断强盛，可用的建设资金逐渐增多，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新农村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2010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