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那些事儿

(一)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许多变化中，有一种悄悄发生却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就是老百姓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少了一种叫做“票证”的东西。2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想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票证曾经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30多年前，中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这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里，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票证。所有与老百姓生活发生关系的物件，都曾经需要“凭票供应”。那个时候，真是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买东西除了花钱，还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票就能买到。如果你没有一个城市户口，领不到票证，那么，你在城里根本就无法生活。

票证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那么，票证究竟何时起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更为紧缺。在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定粮供应的政策。1955年，国务院会议通过了《市镇粮食定粮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以国家粮食部名义印制粮票并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这年9月，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并形成了一套统制式的流通模式，进入了新中国票证的历史舞台，拉开了中国长达40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粮票的出现、“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在那个年代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通过统购统销，由国家直接控制农产品资源，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并促进了新生政权的稳固。薄一波对此评价说：

“在那种条件下，确实是‘粮食定，天下定’，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物价稳，则国家稳。”“后来，我们国家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两次大灾难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与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很密切相关的。”

1958年起，全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潮”。1959年至1961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国农村遭受了较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农业普遍歉收。那时，市场上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尚未完全实行计划供应，物品经常脱销，群众对市场供应前景表示担忧。据当时上海市有关材料透露：“从1958年1月15日开始，居民排队争购商品，酱油、盐、火柴、草纸四种商品销量大，有脱销；居民心理紧张，酱油过去买半斤1斤，现在买1斤2斤，甚至10斤20斤；食盐有人一次买15-20斤，过去一天销1.4万斤，16日销了8万斤；火柴连小学生也来买，草纸销量增加好几倍……煤球，也开始划区定点供应。”

为消除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扭转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被动局面，1960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用有限的资源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应对城乡特别是城镇人民的基本生活供应，以期度过暂时困难时期。

那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先看有多少饼，再数有几张嘴，用除法一算出来个数字，就发张票给老百姓，人人都能有一份。那个年代，贪污腐败倒也不多，就那么几张饼，没多余的，想贪也难。

那年月，绝大多数老百姓日子真是简单，一个月工资就那么三四十元，数不上两天就光了。买什么都要票证，也不用在商店里瞎逛了。集中精力搞革命，天天写批判资本主义的发言稿，最常用的就是：“想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我们就要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到底!”

(二)

计划订得再好，生产上不去，仓库里没东西，不发票证也难。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1959年起，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已对15种商品实行凭票供应(其中粮食从1953年起就已计划供应)，到1961年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1962年最多达到92种。当时票证繁多，门类齐全，且定量极低，几乎囊括了吃穿住用的所有商品，这也不得已而为之。

吃的方面有全国粮票、地方粮票、油票、盐票、酱油票、肉票、鱼票、禽票、糖票、蛋票、糕点票、饼干票、豆制品票、烟票、蔬菜票、酒票等，逢年过节才有的家禽、水产、金针、木耳、花生及年糕、茶叶、水果，要凭大小户副食品供应卡等(4口以下为小户，5口以上为大户)，且只能选购其中几样。

穿的方面有布票、线票、棉花票、绒线票，购鞋袜、手帕、毛巾等，也要票证。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7月份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正式发放的“全国通用粮票”的时间还早1年零两个月。

后来，新产品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反而造成了棉布的积压。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在报纸上宣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4年，布票比粮票提前10年取消了，从而结束了纺织品计划供应长达30年的历史，老百姓不再为穿衣发愁了。

用的方面有肥皂、草纸、火柴、煤球、火油、铝锅、铁锅、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钟等票证；对华侨、侨眷另外增发侨汇券，对少数民族则发牛羊肉票等。

我还清楚地记得，许多票证都以编号来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的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的字样。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的部分日用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电器等)的购货券。日用工业品购货券，是1961年10月起在全市推行，按职工月工资比例发放，50元以下的每人发5张，50元以上的每10元增发一张购货券，企业学徒工每月发两张。根据政策，也有一些属于照顾对象：解放军士兵每月两张，无工作的常住户口家庭2-4张，外地来沪大、中学校学生每学期10张；居民结婚“优待”，男女各50张。凭券购买的商品品种多达56个。可见，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

那时，我参军到了部队，我父亲花了50张日用工业品购货券为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给我。用了全家的券还不够，还向亲戚借了不少，这事一直铭记在心的。这块手表，至今我还保存着呢!

(三)

1961年12月，上海市民副食品供应量，降低至上海解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1种副食品凭票证供应，每人每月只有2两猪肉，1斤半水产，每人每天只有2两蔬菜。

1962年2月起，居民每月煤球划片定点供应。那时，我家住在普陀区的东张家宅，属于上海的“下只角”，能够用上煤气的居民可谓凤毛麟角。清晨，到处是烟雾缭绕，生炉子是家家户户头等大事。为了节约，一般家庭还不会把炉子“封”过夜，宁可天天忍受烟熏。作为调味品的酱油每人每月1斤2两，食盐每人1斤。冲碗“酱油汤过饭”的日子，不少人家都有过的苦涩经历。草纸供应每月男的30张，女的60张；副食品供应更是紧张，以机关干部为例，每人每月供应猪肉半斤，鱼半斤，我们现在有时一餐也不止这些。

1962年7月，由上海市商业一局、二局、粮食局、水产局、供销社联合印发的集14种商品65枚票券的联票，一目了然，不易丢失，这也是上海以票证进行商品计划供应的“首创”。由于供应量少，一般家庭的票券入不敷出，但也有不吸烟、不喝酒的居民冒着“政治风险”，将省下的票券，逐渐私下去换鸡蛋、铝锅、塑料盆之类的商品，我们也是经历过的。

说实在的，那时候城里人比乡村人牛气，牛就牛在除了多几张十元的人民币，还多了一叠子“票”。没票，进了城，除了喝凉水，其他的只能看。总之，以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制度，保证了居民的基本生活，即温饱生存性的需求，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

中国人总算熬过了那些最艰难的日子，票证也悄悄地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封闭了几十年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随后，国家对实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改革，逐步放开了粮油及肉禽蛋的市场和价格，人们可以直接到市场上购买各种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对票证管理的额度有所放松，但大部分票证仍沿用到八十年代中期。

票证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这一年的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领域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40年的神圣使命后，终于“光荣退休”了。到了1994年，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基本上取消了粮票，但对粮食购销政策仍实行“双轨制”。物价放开后，上海物价增幅平衡，市场供应正常。

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上海人民生活离不开票证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票证消失了，我们开始说一个新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