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票子与帽子

上世纪好些年里，我觉得有两个“多”。一是票证多，二是帽子多。到“横扫一切”时，“东风吹，战鼓擂”，各种帽子满天飞。连国家主席都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派”等一系列大得吓人的帽子。不过，有考证者告诉我说，当年戴帽最多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陈独秀。陈独秀就有过托陈取消派、反苏、反中央、反革命、汉奸、叛徒、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近十种帽子，可谓洋洋大观，多矣。

票子和帽子“俩色俩味”，也多矣。吃的用的哪一样不要票证，都是计划供应的。我记得票证有几十种，肉票、糖票、肥皂票、食用油票、线票、火柴票、烟票、豆制品票、布票、鱼票、肥皂票和粮票，等等。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冰箱、收音机、电视机等，也是凭票供应的。粮票，又分全国及地方的，票面从半两开始，有一两、二两、半斤、一斤及五斤的。过年的时候，发的票证更多，有鸡、鸭、木耳、黄花菜、花生、粉丝、枣子，等等，遗失是不补的。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保存得好好的，到用时才找出来，唯恐遗失了。

票证能给人以小小的物质满足，帽子则给人以巨大的压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两“多”，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票证反映的是“短缺经济”，帽子反映的是“高压政治”。越是绷紧阶级斗争弦，政治冲击一切，狠批生产力论，经济越是短缺。越是经济短缺，越有不平则鸣，遂有“帽子”压来，使人噤若寒蝉或假话连篇。于是乎，“短缺经济”和“高压政治”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落霞与孤鹜齐飞”，使国家频临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尝过这“票与帽”的滋味，感到“味道好极了”的，我想，不会没有人，但大概是不多的，除非是那些专门火中取栗的特殊人物。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发生在“文革”中的往事。有天，我去派出所处理一位职工被打的事。本是件极为简单的小事，牵涉到帽子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民警小马告诉我：

“他母亲是戴帽子的，此事就不好处理了。”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听说他母亲戴过帽子呀!”

我来派出所之前，这个职工已向我反映这一问题，我到里弄里调查过，并抽调了档案，均没有谈及这一问题，也没有只言片语说他母亲戴过什么帽子呀!我一头雾水，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他母亲有选民证。”我对小马说。因为当时明文规定，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的，才有选民证。戴帽的人，是没有选民证的。也就是说，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刚刚戴帽”。小马肯定地对我说：

“群众专政吗，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无言以对。没有任何职能部门批准，也未履行过任何手续，戴帽是这般容易，还美名曰群众专政呢?

古代刑罚“黥劓”，是刺脸、削鼻以败其形容，这戴帽应该说人道多多。但它赋予无辜戴帽诸君一种贱民、原罪和“小的有罪不敢抬头”的自我感觉，且除了戴黑箍的都怕，不知何时便要“坐飞机”。批斗中，即便万般唾面自干，仍属罪不可赦，且罪孽深重、祸延六亲，在入党、入团、参军、提干上，统统成了“癞蛤蟆吃天鹅肉”，而这一切又叫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侥幸摘帽，七分像鬼；虽未“黥劓”，颜面全无，形影相吊，苟存于世。

不过，当年面对这不堪重负的“泰山压顶”，绝大多数人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国人特有的抗压性和阿Q精神，总算熬了过来。最近看一些回忆录，物质极端匮乏之时，有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大学教授，在劳教农场节粮度荒时，饿得逮耗子吃，但用省下的点心票，买了糕点密密缝好，诚心诚意寄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但被拦阻。呜呼，心地如此善良者，竟遭此不幸!这个涉及“票和帽”的故事，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今朝，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抚今追昔，我们怎能不发展，我们怎能不珍惜今日小康生活的大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