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见唐玄宗与其侍臣的对话,觉得颇为有趣,不妨摘录如下:
问:“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
答:“我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显然,正是由于李隆基统治前期忧国忧民、殚精竭虑,甘于以自身之“瘦”,换取天下之“肥”,方有“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
其实,中国自古不乏己“瘦”而“肥”天下者。一代名臣海瑞客死旅店时,宦囊空空,令人无不感动。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一生无妾,家徒四壁,被误杀后抄家抄出皇帝赐盔甲袍带一副,令英宗追悔不已。清朝的两江总督于成龙死于任所时,遗物乃白银三两,小米六斗而已,被康熙誉为“廉吏第一”矣。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可明得失。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许我们永远也难以忘怀那一张撼人心魄的照片:清癯的周恩来总理坐在沙发上,目光深邃,身架端正,似能见生命的火焰在他日见消瘦的躯体内顽强地燃烧着,这正是他为了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真实写照。我们也不会忘记三年灾害期间的领袖风范:毛主席带头不吃肉,粗茶淡饭,与人民共渡难关;陈毅元帅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的部长,半年来未吃上水果,却不动一个外事用的苹果。还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那时候,党与人民、干部与群众之间,是多么了不起的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鱼水关系啊!
令人遗憾的是,而今确有少数身居官位的“公仆”,颠倒了“肥”与“瘦”的关系,身患严重的“肥胖症”。权力在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腰包里的票子、屁股下的座车、屏幕上的亮相;为官一任,他们信奉的是“马不吃夜草不壮,人不发横财不肥”,贪图享受,耽于安乐,只图索取而不思奉献。结果是自家肥如油,百姓“瘦”如故,使干群关系由“鱼水”变成“油水”,甚至“污水”。云南某集团原老总褚某因贪污受贿,其律师在辩护时认为,褚某心理失衡,理由:褚某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80万元,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而“玉烟”17年的收入为800亿元。这位律师还有两个形象的比喻:
一是褚某就像把小庙建“肥”了,还为大庙做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
二是褚某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
一位领导也说,该给他的没给他,不该拿的他拿了。褚某的不甘心“瘦”而自“肥”,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正因为能干,如果一个单位权力运作不透明且监督不力,能吏更容易出事,能吏、贪官,一步之隔。道理很简单,能干的人更有可能发现制度漏洞,更有胆量突破一些禁区,而这样的人,一旦走上贪污自肥的道路,其危害程度也更深、更大。
据《新京报》报道,十一届人大代表,山东某市委书记赵某表示,当前贪污腐败多,处罚力度太轻,从而助长了这种社会风气,“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有人敢贪污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贪污百万刑期数年,贪污上亿还有陈同海免死的“示范”……贪官无法无天,并不是法律条款不严,而是判决越来越松惹的祸,治吏还须从严。
我很是赞成这种说法——“如果贪污犯罪都能及时发现,那就好了。但假如每100个人只能抓到1个,那都杀了也没用。”治腐,关键还在于监管。小偷偷出贪官,“小三”反出贪官,这种偶然性“发现”,实是监管之痛。
用人以德为先,官“瘦”乃有天下“肥”。《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主张尚无德才兼备的圣人可用,则宁愿用有德无才的贤人乃至无才无德的愚人,而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蜀中无大将,矮子里面选将军,也要以德为先,“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努力贯彻之。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古人尚且以民“瘦”而忧,不敢言己之“肥”。倘若今日之公仆,只顾己“肥”而使民“瘦”,当作何论呢!
但愿我们的为官者以先贤风范勉励和警策自己,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义务和使命,牢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清正廉洁,忧先乐后,“官清赢得梦魂安”。为官一地,不惜拼一“瘦”而“肥”天下,使改革兴、百业旺、地方富、黎民丰,此可谓“瘦”得所哉,这就是我们所期冀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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