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真斗士

古代真斗士——东汉思想家王充

一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掌握朝廷大权后，先毒杀了一个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小皇帝，接着又废黜了继位的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这个王莽也太自不量力，要是篡政以后有能耐治国倒也罢了，老百姓只求衣暖饭饱，其实并不在乎谁在台上发号施令。哪知他坐上龙椅以后，人民陷于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生灵涂炭、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很快吞灭了这个短命的新朝，从各路逐鹿中原的枭雄豪杰中脱颖而出的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

神武不可测，历史没有给光武帝以更多在聚光灯下亮相的机会，实际上他是一个能打仗又能治邦的英明皇帝。在统一中国之后，刘秀完成了中兴大业，使东汉经济明显恢复、政治相对稳定。光武中兴，促进了东汉的文化、经学、科技和哲学迅速发展，著名的经学研讨会论文集《白虎通义》、张衡创制的最早星图《灵宪图》、班固和班昭兄妹完成的第一部断代纪传体史书《汉书》、许慎撰写的第一部汉字字形分析和字源考据专著《说文解字》、王充的唯物主义著作《论衡》等，都是东汉初年洛阳文明的产物。尤其是那时候崛起于中国文化史上三位威凤祥麟的伟人，更是光耀千古、流芳百世。他们是：卓越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哲学家王充，杰出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地动仪及浑天仪的发明者张衡，以及惠及欧亚、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的造纸术发明者蔡伦。

三位伟人中，张衡、蔡伦在当时都是受皇帝宠幸的高官，在职期间又都有重大发明，名震当时，而且越到后来名气越大，如同陈年绍酒那样越陈越香。而王充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仕途坎坷，活得艰辛；晚年悲凉，死得寂寞。倒霉就倒在他当了个哲学家，手头拿不出发明的产品，无法为国家的GDP做贡献也罢了，却偏偏还固执地把头往南墙上撞，提出个什么“无神论”去顶撞皇帝。

“无神论”是王充哲学理论的精髓和亮点。闭上眼睛都难以想象，在将近两千年前鬼神横行、谶纬泛滥的神州大地上，匹夫王充竟单枪匹马，拍案而起，批判神鬼，涤荡虚妄。需要多大勇气，沉积多少智慧，才能有此惊世骇俗之举。

两千年前的中国，正是西汉（新朝）和东汉之交。由于汉武帝钦定和推行董仲舒创建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使学风、文风和世风越来越变得紊乱和虚妄，竟至偏离了先师孔子的儒学，走向烦琐和迷信的死胡同。到东汉初年时，阴阳五行说已经演变和发展到妖妄的谶纬之学，成为一种改头换面的“有神论”了。谶纬是汉代方士所造作的一种依傍经术的书籍，为帝王们所需，尤其在改朝换代之际更是如此。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王莽、汉末发动黄巾军起义的农民领袖张角，以及借助义军之力推翻新朝建立东汉的刘秀，无不祭起谶纬的招幡，证明自己是应天命而做皇帝。

刘秀是应图谶《赤伏符》即帝位的，据说图谶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他即位后更加崇信谶纬，并用谶纬来决定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刘秀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即把谶纬写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改易谶纬的就予以治罪，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持谶纬神学的尊严。可叹这位曾经熟读经书，又在安邦治国中运筹帷幄且卓有成效的皇帝，却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不禁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不过再一思忖觉得也无须大惊小怪，即使当历史翻过多少页之后的今天，个别唯物主义的信徒还呼朋引伴地去五台山拜佛求神，那么对于一个古代帝王的行为也就大可不必苛求了。

在皇帝的倡导下，研习谶纬形成一股风气，谶纬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在朝廷内外泛滥成灾。当帝位传到第三代，汉章帝即位之后，更召集诸儒于白虎观，会议上引谶纬以释经，并令班固做结论，编辑整理为《白虎通义》。《白虎通义》是皇帝钦定的经学教科书，自此谶纬也成为汉王朝的神学正宗。东汉前期思想界的荒诞迷信较之西汉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文化中蕴涵的理性精神几乎遭到彻底封杀。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在两千多年历史上，每到宗教与思想走进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又说：“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做大胆的批评。”

在这种乌烟瘴气之中，首先大胆地向皇帝提出异议的是桓谭。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的桓谭是个博学多艺、熟谙五经的学者，见“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就上疏进谏：“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力主祸福在人不在天，应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针对当时流行的精神可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决定形体的观点，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指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他深入浅出地以火与烛的关系来说明人的思想、精神对人的形体的依赖关系。

由于桓谭一再上书请禁谶纬，使光武帝甚为不悦，几遭杀身之祸。后来在议建灵台（天文台）时，终因得罪了光武帝而遭到贬黜，病卒途中。显臣的悲剧，皇帝的权势，难道还不足以震慑朝野吗？于是朝内三缄其口，朝外万马齐喑，尽管还没有残暴到秦始皇时焚书坑儒的程度，然而那种唯我独尊所导致的错误和荒诞，却足以在历史上记下可笑而又可悲的一笔。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沉闷而悲哀的政治局面，却未因朝代的更迭而有所变化，也不为帝王换班而稍作改进，到了明清时期，更发展成为一种凝固的政体和“国粹”。

就在这种黑云压顶的严峻情势下，正是“吃了豹子胆”的王充，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向当朝皇帝和他的权威性提出挑战，向虚妄而混沌的迷信世界叫阵。桓谭的悲惨结局，使王充感到激愤也受到鼓舞，对这位前辈学者，他做了高度评价和赞赏。他将桓谭与孔子相比，说孔子以其《春秋》之著被后人誉为“素王”，桓谭也可因其杰作《新论》而被称为“素丞相”。他赞《新论》是“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意思是说，读桓谭之书，实在是一种幸福和享受，远胜于做春秋鲁国大富翁猗顿。

经历了四朝帝王的王充，面对的不仅是一位光武帝，还有他的三任继承人：明帝、章帝及和帝，更有那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以孤山独庙一和尚之身，纵使有千手观音之能，王充也根本无法对付立体的围攻。幸好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被遗弃和遗忘于穷乡僻壤，使他得以远离京师这块是非之地，不会重蹈桓谭的覆辙，尽可以安全地教书、做文章，安心地完成自己的不朽著作。

二

若不论迷信偏执的一面，光武帝也可称得上是具有远大目光和博大胸怀的帝王，从他的招揽人才政策和用人之道，可以证明这一点。光武帝本是一介南阳书生，在夺得天下后，不忘崇儒重道，“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使洛阳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迅速发展为文化、科技中心。

为安置和使用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帝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洛阳太学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由于典籍丰富、名流云集，也成为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于是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18岁的王充也成了幸运儿之一，他到洛阳太学的时间，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同时进太学的，还有年仅13岁的班固，当时“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后汉书》）

会稽上虞人王充，字仲任，生于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死于永元八年（公元96年）前后，一生经历了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以及和帝四朝。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其实也不尽然。他乃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的煊赫家族王氏之后，祖上几世骁勇善战，建有战功，被封到会稽阳亭，全家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好景不长，家道败落，又逢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王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由于与地方豪强结下深仇，不得不落户到上虞章镇。迁居上虞后不久，王充来到世上，而此时王家已经“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仅以农桑为业赖以度日。加上王家“宗祖无淑懿之德”，又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

民谚说：穷人的男儿早“出山”，穷人的女儿早“当家”。诚然，民谚并不一定是真理，但往往寓有深刻的哲理。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以“穷而后工”之词来评价同代名士梅尧臣，意指贫困能激人奋发、促人努力，从而成就优秀诗人，欧阳修眼中的梅尧臣就是这样一个诗人。其实梅尧臣还不能算得上真正的穷困，至少他还是官宦子弟，自己也一直在官场混迹。而王充却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生活本来就清苦，屋漏偏遭连夜雨，在其十岁左右时，父亲王诵不幸病故，他成为孤儿，一颗年幼的心过早承受了雪上加霜的痛苦和压力。

少年王充表现得孤介寡和、端庄老成，显示了“有巨人之志”。与一般孩子相比，他不喜欢狎昵戏辱等无聊游戏，也不参与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等戏耍。他六岁就受父亲家教，八岁入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曾受责。学会写字之后，王充就“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自纪》），开始埋头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炼。

不久，王充终因自己的优异成绩和“乡里称孝”的好名声，被“保送”到京都洛阳进入太学。从越中到洛阳，山遥水阔，迢迢千里，单是一路上风餐露宿的滋味，就绝非今天乘坐波音767飞机赴美国深造的留学生所能想象的。而对于“留学生”王充来说，独在异乡为异客，孤立无援地开始“太学”学业，更大的困难还是身无分文，既不可能指望家里供给，而官府津贴又十分微薄。

捉襟见肘，维持温饱尚且不易，又何来余钱买书？从小就受到家风熏陶和父辈教育的王充，具有很强的自觉性、自信心和自立能力。据说他“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凭着罕见的勤奋和刻苦、超人的天赋和才智，王充成了“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者。

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的太学教育，方法僵死，内容虚诞。过时的“章句”每天必诵，先师的遗教味同嚼蜡；弟子不敢越师训的雷池，学坛构筑了谶纬的藩篱。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位大家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王充是班彪的私淑弟子，与其子、《汉书》的作者班固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影响。而在思想方法上，他更得益于桓谭。

当时王充在京交往的青年学者除班固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名士，他们四人都曾为官兰台。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的纸墨都是公费，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也很为王充所歆羡。

在京师洛阳“留学”的日子，是王充大开眼界、大长知识、大获丰收的青葱岁月，也是他准备大显身手、立志大展宏图、自觉大有作为的青春年华。从太学学成之后，王充曾抱着进入仕途、致君尧舜的梦想，为国为民也为东汉皇帝做一番贡献，而且他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资本。名师出高徒，以王充的才能、思想、水平，完全可以留用朝廷，日后造就为东汉一代重臣，更何况他的师长班彪名满天下，连同《汉书》作者的长子班固、女儿班昭以及出使西域的次子班超，一门荣耀，皇帝对班家恩宠有加。大树底下好乘凉，班门高足王充的飞黄腾达原不过指日可待的事。

然而理想毕竟不是现实，像许多有志、有识、有才的文人一样，王充的仕途生涯也是坎坷不平、荆棘丛生。一部黑暗的中国封建史，不知埋没和葬送了多少人才，然而却也因此相反相成地促成或逼出了一个个千古风流人物，当然功罪之间是远不能平衡和抵偿的。王充在官场的履历，在其《自纪篇》中记述道：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府，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历仕三级，但职位都不离“掾”，掾是汉代各级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做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做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也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徘徊州县，为人下僚，淹滞不进，人微言轻。

王充尽管在仕途上还不曾有过碰得头破血流的经历，但是物未能尽其用，人不得尽其才，能不让一个才高八斗、胸怀大志的文人感到逼仄和郁闷吗？按说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方兴未艾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也属正常，称得上生逢其时，究竟是什么挡住了他步步向上、节节升高的升路呢？

王充虽不是功利场上的能者，却是知识界的智者，凭他的犀利目光和清晰头脑，还能看不清个中奥秘？他在《逢遇篇》中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累害篇》中提出的“累害论”更是一言中的：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根据自己的切身遭遇，王充将来自外部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于乡里，害发于朝廷。乡之三累为：朋友反目，相为毁伤；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交游失和，转相攻击。朝之三害为：为竞职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人，长官偏听偏信；浊吏在清吏面前自惭形秽，怀恨在心，伺机陷害使之受重罚；长官的佐吏人品不高，提拔小人，对“清正之士”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予以诋毁。一旦身蒙三害，就是孔丘、墨翟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也不能全身，我王充还能有什么本领免于牵累？

“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尽管王充官小位卑，却恬淡怡然地笑看人间，自得其乐地埋头著述。他不屑攀龙附凤，也不愿苟合取安，其实不要说约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就是到今天的社会，王充的那种正气和刚度，也难以完全为世风所接受和容忍。最终由于和上司意见不合，王充决定归去，“海归”返里，“屏居教授”，在家乡以教书维持生计，同时不懈地著书立说。

元和三年，60岁的王充再度应扬州刺史董勤之聘进入官场，先任职扬州郡的丹阳、庐江，后调任九江刺史府治中从事，两年后“自免还家”。几年之后，对王充了解颇深的钜鹿太守谢夷吾上书章帝，力荐王充，荐表中把其比之于先秦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的扬雄、刘向、司马迁。章帝获悉后，特下诏派遣公车到会稽征聘，但此时的王充已无意于仕途，何况年事已高，身心交病，确已力不从心。

晚年的王充，贫病交加，在困顿和寂寞之中，倔强地“爱精自保”，尽力让羸弱的病体多活一天、一月、一年。他深知一件伟大的工作正在进行，因此不能停步、不能休息，更不能长眠。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如此强烈地呼唤着他、激励着他，在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驱动下，他“愚犹沛沛”，一字一笔、端端正正地填写完了历史交给他的试卷中最后一道答题，在永元八年（公元96年）前后病死家中，无憾而无愧地瞑目了。

王充死后，家徒四壁，据说葬资全赖王充的学生们筹集。王充墓位于今上虞市章镇乌石山，墓碑以行书阴刻“汉王仲任先生充之墓，清咸丰五年岁在乙卯桂月吉旦”。在清朝曾对其墓做两次修治，新中国成立后，1981年当地政府又予重修。与其他桑梓先贤的祠墓遭遇一样，王充的墓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一个农民抬回家中用作猪栏圈，后经再三查访才失而复得。如今一座古朴的墓冢坐落在碧绿的茶场中，总算留下了一代鸿儒的最后足迹，一颗明星的几分余光。

三

王充是继往开来的一代鸿儒，也是光前裕后的一颗明星。

王充的一生，除做过那几年的州郡属吏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居家教授的同时专力著书，写下了《讥俗节义》、《政务》、《养性》和《论衡》四部著作。正是这些独树一帜、光芒四射的巨著，以及横扫迷信、涤荡虚妄的高见，为中华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的是，前三本书均已亡佚。所幸的是，最重要的一部共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论衡》，除《招致》一篇外，近乎完整地得以保留、流传于今。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论衡》是一部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智慧之灯，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论衡》之“衡”字的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正如作者自言，其著书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

元气自然论是王充哲学思想的核心，这一重要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反映在《论衡·自然》篇中。王充在《自然》的开篇阐述了关于“元气”的基本观点，他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如夫妻合气，子自生矣。”他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由来，元气和天地万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有了元气，万物自然而然便产生，万物都是由“气”形成的。元气自然论阐明了元气的运动和变化是自发的，肯定宇宙和自然界出现和存在的客观性和自然性，而非以天的意志为动力，从而否定了董仲舒提出和宣扬的天的意志、天人感应，还世界物质性面貌。

董仲舒由天及人，把帝王说成从天而降来统治黎民百姓的神的化身，因而皇权是神圣的，封建等级观念也是不可动摇的。而王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人和万物处在同等的地位，人属于万物，同是元气所产生和构成的。在肯定人是动物的基础上，王充又肯定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即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种类，是万物中具有智慧的群体。在关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两者关系的问题上，王充认为精神必须依附于形体。《论死》、《道虚》、《辩祟》等篇章，都是王充批判鬼神迷信思想、宣传无神论的重要论文。

《论衡》从哲学的高度、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大胆地批判了官方的神学体系，也深刻地揭露了迷信说教。王充以前无古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一系列天经地义且从来不容怀疑的神圣信条逐一剖析并予以批驳，其中如以“王权神授”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以“符瑞”（把龙、凤等物的出现或臆造说成帝王的“受命之符”）、“谴告”（把自然现象或灾害说成上天对人君的警告）为根据的天人感应论，以世间有鬼、人死成鬼、鬼能害人、灵魂永存为内容的有鬼论以及宣传历史倒退、今不如古的崇古非今论。如果说古代神话中有过羿射九日的英雄故事，那么，以一箭射数雕的王充倒是一页真实的历史、一个真正的英雄。

王充提出通过“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来“考证实虚”，他认为，只有实际存在的物和事才是可信的，凡不可捉摸和实现的物事均属虚妄。基于虚妄的言行也必然虚妄，而检验言行可靠性的尺度，就是实际存在的物事。应用这种方法，王充又写下了《问孔》、《刺孟》等篇，向孔孟圣贤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两千年前的王充提出的“考论实虚”的观点固然令人惊讶，然而三十多年前发生在现代中国的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不能不令人深思。

更为惊异的是，《论衡》竟然涉足其他科学领域。就物理学而言，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在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两千年前他提出的看法，竟与现代声学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而当英国化学家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已经是17世纪的事了。这也难怪后人又把《论衡》说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

《论衡》的写作花费了王充毕生精力，他从30岁左右开始构思、酝酿，60岁前后才最终定稿。他闭门潜思，殚精竭虑，刻苦著述，夜以继日，凭精神、意志和毅力写完了《论衡》全书。在末篇《自纪篇》中，王充向世人坦言他的志向、个性、追求和期望，他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望）不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义正词严地批判流俗，一往无前地追求真理，苦口婆心地唤醒民众，不折不扣地坚信科学。一位如此伟大、勇敢的哲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于公元之初，巍巍然地屹立于东海之滨、稽山之麓，他比欧洲冲破神学牢笼的先驱、提出“地动说”的哥白尼早了一千三四百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绍兴的光荣。

四

甚至在时间推移到十五六世纪的时候，以自己的学说和实验向神学挑战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仍不免遭到教廷的残酷迫害和惩罚，那么，比他们先知先觉早得多的王充受到封建卫道士们的围攻乃至围剿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论衡》这部博大精深之作，在经受不知多少朝代的雷霆之怒、冰霜之击、虎狼之嚎以后，居然还能传世至今，而且越传越广，也可谓奇迹了。

在王充死后的近百年中，《论衡》仅局限在江南一带转抄传读，一直没有机会传到政治、文化中心之地中土（中原），自然也未能被学界所了解、关注和重视。《论衡》流传九州，还是靠几位眼力不俗的名士帮忙，其中一位是蔡邕，另一位是王朗。据范晔《后汉书》的王充传注引袁崧《后汉书》载“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蔡邕、王朗二人对于《论衡》“北上”，功不可没。

按袁崧所说，应当是蔡邕先得书而后王朗予以传播，不过在传说中却把功劳全部加在蔡邕头上了。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因在朝廷得罪权贵，于公元178年避难江南，曾投宿于高迁亭（会稽柯亭），取椽为笛，制作和吹奏了音韵独绝的“柯亭笛”。人在会稽其地，闻说王充其名，蔡邕为访求其遗著而到上虞，如愿获得《论衡》，遂将书秘藏而归。蔡邕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感受益匪浅，称“真乃奇书也”。于是《论衡》不胫而走，在儒林中广为传读、传抄，从此官方与民间都有收藏。

人们应该记住和感谢蔡邕、王朗，正是他们从历史的“垃圾箱”中不遗余力地搜“破烂”，从而使《论衡》这一哲学珍宝得以存世，也让生前被不公平地冷落的王充在身后变得备受拥戴。陈留蔡邕博学多才，通晓经史、天文、音律，擅长辞赋，在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在诗词中常被称为“蔡中郎”。汉末三国时期名士、曹魏司徒王朗，曾被汉献帝任命为会稽太守，在任四年，获得当地人民爱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居然能去寻找、发现死去的千里马，功莫大焉，品莫高焉！由此令人想起那位抢救几乎已销声匿迹且无望进入史册的一代画圣徐渭、而后又将他奉为“有明一人”的文坛领袖袁宏道，此乃何等胸襟，何等品格！

不光是蔡邕、王朗对《论衡》一书如获至宝，从汉到唐，谢夷吾、虞翻、抱朴子等文人学者，都认为此书是一代伟著。然而尽管褒者不少，但贬者更是人多势众，这也是情理之中。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批评，其中《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冒天下之大不韪，岂不成了儒家之叛逆、名教之罪人！

早在《论衡》还在襁褓之中甚至还在孕育之中的时候，王充就已经饱受明枪暗箭之苦，真难以想象这位穷塾师是如何忍辱负重，在冷嘲热讽和挖苦诽谤声中，继续旁若无人地埋头于自己的巨著的。随着《论衡》越传越广，名声日振，这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王充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尽管老先生早已作古，然而那些卫道士们依然咬牙切齿，一朝又一朝地轮番上阵、狺狺狂吠。特别是在唐、宋、明、清几个朝代，围攻之势愈来愈烈，从唐朝史学家刘知几首先发难起，骂了千年，直到乾隆皇帝亲自出马斥骂，并对王充论罪。

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大概觉得骂还不过瘾，竟至对王充的祖上挖老底、揭疮疤，说他“实三千之罪人”！宋朝一批卫道士如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葛胜仲、吕南公、黄震等，都把《论衡》视为一部离经叛道的书。明、清以后熊伯龙、刘光斗等也骂王充是“非圣无法”。当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出笼之后，卫道的学人们更是蜂拥紧跟，挥毫濡翰，口诛笔伐，对王充论罪之重，旷古绝今，从围攻、清算王充的“打手”身份看，莫不是读书人，倒是应了明朝进士曹学佺说的一副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不过，历史毕竟不完全是一幅只能由帝王及其卫道士们涂抹的画布，任何时候、任何朝代的历史画卷都必须是集体创作的作品。历朝的有识有才之士面对思想的禁锢、社会的不公，不禁义愤填膺，纷纷挺身而出为王充打抱不平，连政治上保守、思想上唯心的唐朝文学家韩愈也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充为后汉三贤之一。随着时代的进步，真理的阳光也透过云罅，越来越照亮了阴暗的大地。明、清以来，更多的学者和思想家站出来为王充正名，沈云楫、熊伯龙、章士钊、胡适、谢无量等均在其列。清末绍兴著名文史学者、精通古经百史的李慈铭，盛赞《论衡》之说惊世骇俗，通俗易懂，“故世争传之”；国学大师章太炎称王充“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则以《论衡》为“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

书为汉第一奇书，人呢？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立为合传，认为东汉两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此三位。后世学者更誉为“汉世三杰”，其中又以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两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是三人中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现代史学家范文澜的评论是：“《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两大创造，王充与张衡是东汉文化界的两个伟人。”

书是奇书，人是伟人。如此又怎能用查禁、销毁、诽谤和咒骂等手段使消亡？恰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难怪清朝协办大学士纪昀在其受命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到《论衡》时，深有感触，不管他自己想通想不通，但历史的事实却是历代“攻之者众，好之者终不绝”。我想，如果纪大学士多活百余年，那么他对《论衡》的评语就应该加上一段，即而今已一倡百和，好之者遍及海内外，乃至于英国李约瑟博士也赞之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王充哲学思想及其论著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不是一代的话题，而是千古的文章；不因某个皇帝的禁令而沉没江底，却因千万学者的叫好而飞上蓝天。井蛙醯鸡，不足为怪；蜀犬吠日，亦可理解。然而倘若带上政治、权术、意识、感情等诸多色彩，透过厚厚的有色眼镜来阅读《论衡》，评论王充，那就只能说“此辈不可理喻，亦不足深诘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褐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