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草心焉报三春晖

寸草心焉报三春晖——唐朝诗人孟郊

一

古典名著《儒林外史》的开头，有一篇在十足的趣味中掺杂着辛酸泪的“范进中举”的故事，说的是一生穷困潦倒的范进在54岁那年高中举人后，狂喜之下竟然疯了。他是在集上卖鸡换米为母亲煮餐粥吃时听到邻居报喜的，听说后并不以为然，继续兜售捧在手上的鸡，直到被邻居强拉回家里，亲眼看到满屋的报喜人和高挂的报帖，才大梦初醒，但随即就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成了疯子。读过这篇故事的人，莫不满心凄凉，感触良多。

范进中举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却是千百年来儒林的真实写照，46岁的唐朝诗人孟郊高中就是一个实例。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早春的一天，报录人敲着锣为孟郊送来喜报——他在京城会试中金榜题名。孟郊闻讯欣喜若狂，幸好他的理智强于范进，没有狂喜到发疯的地步，而是“春风得意”地在长安街上“走马看花”——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疯疯癫癫地张狂了一番后，孟郊坐下来挥笔疾书，写下一首别具一格的小诗——《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首小诗描述了在铿锵悠扬的鼓乐声中拉开帷幕的一台大戏，不过出场开道的并非是“肃静”、“回避”两块官府大牌，随后登台的也不是威风凛凛的八府巡按大人，而是一位喜气洋洋、得意非凡的新科进士。

进士及第对所有文人来说，都是人生中一件天大的事，似乎只要跨过这道高门槛，就意味着青云直上、前程似锦，而实际上多数人也都如愿以偿。生活于孟郊或前或后的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分进士科和明经科两类，明经科考试儒家经典；进士科考试诗赋和政论，难度较大。曾经在中唐政坛和诗坛风光一时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同在孟郊中举前三年高中鹄的；而后来官至宰相的元稹，也在那一年及第，当时他年方弱冠，更是春风得意，只不过他中的是明经科。

46岁才时来运转的孟郊，此前曾有过两次落第的经历。尽管好运姗姗来迟，然而在众多终生困于科场直至老死的文人眼中，他终究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幸运儿。在得到高中喜报后的那些日子里，孟郊和一班新科进士齐登雁塔题名，共享曲江宴饮，同往杏园探花，风云际会，备享荣宠，龙腾虎跃，如上云天。人逢喜事，心花怒放，诗人只觉得天宇高远，大道空阔，春暖花开，马蹄生风，遂将充满心怀的得意欣喜之情，倾注入一首28字的小诗。诗句明朗欢快，别有情韵，其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后人喜爱的名句。

岁月流逝，“春风得意”与“走马看花”这两个成语深深地种植在文化园地，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脱口引用，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它们的来由，更谈不上对这位叫孟郊的诗人、新科进士的了解。不过也难怪，在群星灿烂的大唐诗空，最引人注目的往往是那些一等亮度的“明星”，孟郊虽然能跻身于二等亮度，但这类星星的数量少说也有数十位。而不幸的是，这位被称为“苦吟”诗人的孟郊，因诗风清奇而被中国文坛冷落，因性情耿介而遭大唐政坛排挤，因一生困顿而为炎凉世态鄙薄。

中国文学史上对诗人的排名不能说不公平，但是由于“地位”和“金钱”的介入，就使这种排名略有偏颇。唐朝是古代堪称政治清明、社会宽容的一个王朝，但既然是封建社会，当然也不可能摆脱传统的世俗习惯。试想，要不是位居秘书监高位的贺知章造访李白并赞其为“谪仙人”，随后又有“金龟换酒”之举，李白能在长安一炮打响而成为“诗仙”？试想，要不是李贺的好友沈亚之为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而又由著名诗人杜牧为诗集作序，李贺这位既无钱财又无背景的“诗鬼”还能留名于世？而对于“诗圣”杜甫的名气究竟是生前已显还是死后才扬，众说不一，但杜甫出身名门，是西晋当阳侯杜预之后、唐初“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的孙子，他与上层名流李邕、王翰等交结，与最著名的诗人王维、李白、高适、岑参等往来，又得到时任高官的朋友高适、严武的关照，可见背景也是非同一般。

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孟郊就没有以上这些福分了。孟郊（751～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他出身寒门，少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裴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时刻鞭挞他孤灯苦读，博取功名。孟郊曾周游湖广一带，隐居嵩山，却因无所遇合而无功而归，直到年逾不惑时才中吴兴乡贡，从而激起了他仕进的热情和勇气，一鼓作气地直奔京师长安参加“春闱”。

长安两次拒绝了这位既无根底又乏背景的游子。眼看好朋友韩愈登第，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几位比他年轻二十岁之多的文人一个个接踵而上，其后王建也榜上有名，现实无情地嘲讽和刺激着老大哥孟郊。老母的殷殷期待，科场的频频失意，使他的内心充满悲酸苦恨，痛如刀割。在忧愁愤懑中，孟郊先后写下了两篇催人落泪的小诗：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

谁言春物荣，独见花上霜。

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

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

（《落第》）

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

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再下第》）

面对残酷的现实，孟郊感到忿忿不平。十年寒窗苦读不但没有为他带来些许回报，还由于多年滞留长安应试，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积蓄，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贫寒家境更是雪上加霜。苍天啊，你为什么要肆意作弄一个穷苦文人？孟郊无法理解和接受，只能怨天叹命，他在《叹命》一诗中绝望地呼叫：

三十年来命，唯藏一卦中。

题诗怨问《易》，问《易》蒙复蒙。

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

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

归去不自息，耕耘成楚农。

“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落泊而又落第的孟郊，当然无法继续居于京城。按说远离家乡的游子应该回家探母了，然而孟郊却深感无颜言归——“慈乌不远飞，孝子念先归。而我独何事，四时心有违。”他孤独而寂寞地走上了“长为路旁食，着尽家中衣”，“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的《远游》之路。当他又一次回到长安来参加科举的时候，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那种意气风发、无所畏惧的状态，胆怯而畏缩地写道：“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年轻的韩愈虽然也曾三度落第，但最后得到主考官、古文学家梁肃的赏识而顺利考上进士；然而“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长安有哪位“朱门”高官能慧眼识孟郊这样一个末路英雄？

没想到孟郊的这一考却使他一锤定音，朝思暮想的“进士”光环从天而降，落到了他的头上。此次与他同时高中的还有那位以一首“人面桃花”的小诗而留下美名的崔护。孟郊及第后，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地扬鞭策马，飞驰巷陌。在他眼里，同是一座长安城，昨天还是“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的黯然镜头，今天却突然变成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欢快景象。

有一句俗语说得好：“遭受的痛苦越深，随之而来的喜悦也就越大。”

二

孟郊高兴得太早了，他又一次错估了自己、错估了形势。在他那个时代，登科只是做官的前奏和可能，而不是仕进的肇始和必然；何况科举选才是礼部的职能，用人放官则是吏部的权限。但是孟郊这个书呆子却并不熟谙官场的这些常规，自作聪明地按常规的想法行事，不但不抓紧时间向主管人员送礼，巴结讨好，反而颇为自负地等着朝廷下任命书。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别的同科进士相继衣冠楚楚地走马上任，唯有他带着两袖清风悠闲地游山玩水，吟诗访友，东行的足迹到达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

贞元十七年（801年），50岁的孟郊总算被“分配”到溧阳（今属常州）任县尉。这是一个卑微之职，这种恩赐明摆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孟郊不想领这份情、戴这顶“乌纱”。他对这种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激、委屈，这种情绪正如后来他在《懊恼》一诗中所言：“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大概是因为小他17岁的挚友韩愈的开导，孟郊的糨糊脑袋总算开了点窍，准备上任了，不过牢骚还不少，因此韩愈为他的就任专门作了一篇《赠孟东野序》。

韩愈在这篇立论卓绝、寓意深刻的文章中说：物不平则鸣，人也如此。孟郊、李翱、张籍这三个人的命运，决定于天意。位高无所喜，位低无所悲。孟东野任职到江南，心似有郁闷而未释，所以我韩愈用命运决定于天意的话来宽慰他。知孟郊者，韩愈也！针对孟郊“善鸣”而终生困顿的遭遇，韩愈表面上说是天意所决定的，实则是指斥当时的社会和统治者不重用人才。

其实，孟郊大可不必如此顶真，唐朝的县设县尉一至二人，职在县令、丞、主簿之下，是级别最低的九品文官。毋庸置疑，县尉是封建王朝统治机构中的卑职，且一旦进入这个角色，就必须学会两套本领：对上的曲意逢迎和对下的欺压敛财。当年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出任此职仅八十余日，就因为不愿折腰媚迎上司督邮，毅然弃职归隐，留给世人一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名句。但对于热衷功名的文人来说，既然要做官，就绕不过由台阶式的任命制度设定的人生轨迹，这是向宝塔型统治集团攀登晋级的第一步台阶。

当年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杜甫，突然接到了任职河西县尉的通知。他深知这是一个需要曲意逢迎上司、残酷欺诈百姓的官位，故没有接受任命。但为生计所迫，后来却不得不委屈地担任了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吏。聪明的白居易没有学他的前辈陶渊明和杜甫，他接受了盩厔县尉的授官，而且任职近两年。但是福祸相依，正是在此小职任上，白居易亲身感受了官僚政治的腐败，也切实体会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从而使他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新的源泉。

上任做官后，孟郊首先想到的是含辛茹苦地将自己培养成人的老母，于是将她从武康接到身边。人生到了半百才谋得一官半职，也终于有了报恩老母的机会，思前想后，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一首母爱颂歌从心中油然而生，脱口而出，这就是千古传诵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人性中最普通却最伟大和深挚的爱莫过于母爱，幼年丧父、成年落魄的孟郊，更能比其他儿女们深切地感受到母爱的恩惠。在这篇诗题下诗人自注“迎母溧上作”的小诗中，既没有铺张的言语，也没有伤感的眼泪，只有细微中见真情，平淡中见深情。洋溢在一针一线中的母爱，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催落了读者的热泪。

母亲接来了，并不意味着孟郊安心于本职工作，他根本不把这样的小官放在心上。位于江南的溧阳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倒是给了诗人一个足以放情于山水吟咏的好去处。吟诗游历，不务正业，公务自然有所废弛，县令只好另找一人代他办公，称为假尉，但却分掉了他的一半俸禄。凭良心说县令算是手下留情了，但微薄的工资减了一半，孟郊何以养家糊口？使他更不堪忍受的是精神上的伤害，于是写信给常州刺史，发泄不满情绪，但毫无回应。后来实在熬不下去了，遂拂袖而去。

辞官容易找事难，清高孤傲、不谙人情世故的孟郊比一般文人更难找到赚钱的工作，或者说即使找到了“低俗”的工作他也不屑去做。在洛阳赋闲两年，最后还是靠至交韩愈出手帮忙，将孟郊推荐给了郑馀庆。郑馀庆何许人也？他是中唐时期的名相，曾被唐宪宗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因抨击腐败被罢，离开朝廷后当了河南尹。郑馀庆有才也爱才，在当宰相前主持吏部负责为朝廷选拔官员时，就曾赏识和提拔过刘禹锡、韩愈等文人，对孟郊当然是既闻过其名也欣赏其才。

元和初，郑馀庆邀请孟郊去洛阳，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这对于已陷于山穷水尽境地的孟郊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

到了洛阳以后，56岁的孟郊得到了爱才若渴的郑馀庆的特别关照，他的公馆被安置在洛水北岸的洛阳立德坊，在临水高处还为他筑了一座“生生亭”。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孟母去世，按当时规矩儿子要丁忧居丧，孟郊不得不离职，好不容易得到的温饱生活又与他无缘了。于是就出现了他在寒冬季节由于衣被单薄，冷得全身蜷曲的可怜景象，幸好友人送来些木炭，才总算“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如果说饥寒交迫还没有把孟郊压垮的话，那么一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却将他推上了绝望的边缘，因为一场病疫让他的三个儿子在短短数日内相继夭亡。幼年丧父，老年丧子，使孟郊从心灵深处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悲惨、苍天的无道。寒士别无所能，唯有以诗来排遣内心的剧痛，孟郊一气写下了九首悼念的《杏殇》诗。他在《悼幼子》中的“负我十年恩，欠你千行泪”，不仅道出了他“心已摧”，而且把读者的心也摧了。丧子的悲哀，使一生坎坷的孟郊和借佛经浇愁的妻子郑氏变得沉默寡言。哀莫大于心死，对友人的丧子之痛也深感哀伤的韩愈，默默地写下一首《孟东野失子》诗，表达了自己的安慰之意。

五年后，郑馀庆任兴元军节度使，又奏请64岁的孟郊为参谋、试大理评事。此时的孟郊已是贫病交迫，连生活都难以自顾，郑大人的厚意和真情恰如久旱中送来的甘霖，于是他以罕见的豪迈之词“国老出为将，红旗入青山”表示酬谢。孟郊兴冲冲地带了郑氏前往兴元，岂知走到阌乡（今河南灵宝），竟因暴病而亡，这一天是元和九年（814年）八月乙亥日。孟郊死时，一贫如洗，幸亏生前好友韩愈、李观、张籍等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葬于洛阳城东先墓旁，韩愈为其作墓志铭。张籍倡议私谥曰贞曜先生，故题《贞曜先生墓志》。郑馀庆深感遗憾，派人送三百贯“为遗孀永久之赖”。

三

党同伐异，文人相轻，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顽症。然而在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当“金龟换酒”、“三贤游汴梁”的佳事引领文坛风尚时，这种顽症似乎顿时失去了它蛊惑人心的魔力。高官贺知章对晚辈李白的谦恭态度，李白、杜甫和高适的深情厚谊，不仅在中国文坛留下千古美谈，而且更成了后代文人立身交友的光辉典范。

在唐朝文坛中相继出现了文人相亲、同僚相助的感人故事，如顾况对白居易的荐举，韩愈和皇甫湜对李贺的赏识，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白、刘柳（宗元）之间的交情以及杜牧、沈亚之对李贺的推崇和帮助等。在这里，文人之间的相知、相识和相助都成为一种纯正、率直的非功利性行为，其中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永贞革新”主将和同舟共济的患难之交，留下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友谊颂歌。

刘禹锡因诗得祸被远谪至荒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诏书一下，柳宗元立即想到家有八旬老母的挚友，怎能携着老人流徙南荒？于是他冒罪上书，甘愿李代桃僵，将自己谪居之地柳州与刘禹锡的播州对换。虽然后来由于大臣裴度的说情，使刘禹锡得以改谪连州（今广东连县），但柳宗元的这份真诚质朴的情谊却实在令人感动。四年之后，柳宗元死于柳州任上，当时刘禹锡正扶老母灵柩返洛阳，途经当年与挚友分手之地衡阳，闻好友病逝之噩耗，不禁“惊号大叫，如得狂病”，当即写下一篇伤心之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吊唁亡友。柳宗元死后，刘禹锡遵照遗嘱，为其抚养子女，编辑文集，以此报答和追念自己十分崇敬的亡友。又过了三年，刘禹锡偶然听到一则消息，说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的旧居愚溪，已由结茅树蔬的胜地变成萧条冷落的荒地。一句话勾起了刘禹锡对亡友的无比怀念和不胜悲愤，又写下《伤愚溪三首》，以表达对柳宗元的追思，并为他惨遭迫害、盛年而殁的不幸一生再鸣不平。

无独有偶，韩愈和他的忘年交孟郊，共同在中唐文学史上写下了另一篇异曲同工的友谊赞诗。唐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虽然在六年间三度落第，没能迈入仕进之门，却使他走上了古文运动之道。当时韩愈已致力于古文的写作，尽管初出茅庐，还不可能成为运动的领导，但已经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友，其中就有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的梁肃。

也就在贞元八年这一年，42岁的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25岁的韩愈作《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孟生诗》两诗相赠，从此两人开始交往并最终结为莫逆，孟郊成为韩愈文学主张的积极支持者。而韩愈对这位不合时宜而一生悲苦的老大哥，不仅在生活上予以细微的关切和照顾，并且更发现了孟诗绝妙奇特的过人之处。但是由于孟郊性格孤僻耿介，不善交友，不善与名家交流，加上其诗风苦涩矫激，一直被时人冷落，唯有韩愈对他的诗歌成就赞不绝口，一有机会就为之宣传，扩大其声誉。

孟郊的诗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往往出人意料而又新颖形象，很受韩愈的推崇，说要“低头拜东野”（《醉留东野》）。例如，在一首《古离别》的诗中，孟郊挖空心思地写下了这样别出心裁的妙句：

春芳役双眼，春色柔四肢。

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

孟郊在诗中说：双眼如服劳役一样欣赏春花，春色把人醉得四肢都变得柔软，然而千万条杨柳丝却编织着离人惜别的愁网。这种以超越一般诗人的思维去追求艺术构思的精神和风格，被韩愈称赞为“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孟郊另一首表现女子思念远方夫君的《怨诗》的构思同样堪称奇特，诗中说这个思妇可笑地却是真挚地要求与丈夫来一个两地比试，办法是：把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芙蓉）池中，看一看今夏绽放的莲花究竟将因谁的相思泪多而被浸死：

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

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

南宋胡仔所编的《苕溪渔隐丛话》卷五记载了王安石以李白、杜甫、韩愈各人的诗句对他们诗歌特色所作的评价：“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此韩愈所得也。”其实，“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是郑馀庆任河南尹时，韩愈为向他推荐孟郊所作《荐士》诗中的一句赞语。

“硬语”指诗文字句坚挺有力，“排奡”指诗文书法笔力矫健奔放，不受约束。孟郊的一首《游终南山》正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这首诗通过写终南山的雄奇险怪之景，表达诗人归隐山林、淡泊名利的情志，被沈德潜评为“盘空出险语”，并说它与孟郊的《出峡》（《峡哀》）诗中“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之句“同一奇险”（《唐诗别裁集》）。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

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

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

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

这首诗果然硬语盘空，险语惊人，气势不凡。诗人以一个“塞”字、一个“石”字作为自己的直观感受，在山间仰望俯瞰之际，觉得天地之大只有一座终南山，日月仿佛都是从石上“生”出来的。峰壑景异，山高风厉，全诗迸发出意想不到的雄厚奇特气概。诗中由山及人，以“路险”反衬出诗人心地平坦，因游山感受到何需追求功名利禄！

诗人还有一首写景诗——《洛桥晚望》，透森冷幽静之气，突险峻峭拔之笔，将人引入更高的意境，令韩愈为之倾倒：

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

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

天津桥下刚刚结冰，洛阳道上悄无人声。萧条的榆柳掩映着静谧的楼阁，万籁俱寂，在明静的月光下，一眼便看到了嵩山上的皑皑白雪。同为硬语盘空，与《游终南山》开端令人眼前一亮所不同的是，《洛桥晚望》把“明月照积雪”的奇特壮丽景象放到了结尾。

韩愈最佩服的唐朝诗人除李杜外，就是孟郊。在《醉留东野》中，韩愈抒发了心中波涛起伏的真切情感：“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

孟、韩的诗文各具特色、旗鼓相当，唐人将两人合称为“孟诗韩笔”。但韩愈总把孟郊推到他的前面，对这位以“苦吟”著称的诗人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认为其可能是继陈子昂、李白、杜甫之后的诗坛巨匠。韩愈对孟郊的推崇是发自肺腑的，说明他慧眼识英雄，也证明了他的宽广胸怀和真诚之情。

四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因为两人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存世的两人联句多达十三首。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韩愈在《双鸟诗》中比喻两人一鸣而万物皆不敢出声，孟郊也有“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的话。后来文人对韩孟互有抑扬，但通常认为韩诗境界壮阔、力度奔放，孟诗风格瘦硬、力度内敛，更接近汉魏风骨。

作为中唐时期崛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派，韩孟诗派拥有一群优秀诗人，代表人物除了韩愈、孟郊外，还有贾岛、卢仝、姚合、李贺、刘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为己任，不想因循守旧，随盛唐诗的后尘亦步亦趋，而要自创新格，另辟蹊径。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用思艰险”，崇尚“苦吟”，主张“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

在诗歌风格上，他们主要追求奇崛险怪、雄奇怪异之美，就如同韩愈评价孟郊的那种“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刿目怵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设鬼施，间见层出”。而就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而言，即使是优秀之作，也多以抒写个人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端，较少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韩孟诗派及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792年孟郊与韩愈在长安邂逅，为诗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诗派成员有两段频繁的聚会时期，对韩孟诗派群体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段是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800年）间，韩愈先后入汴州董晋幕和徐州张建封幕，孟郊、张籍、李翱前来游从；其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从而给步入诗坛未久的韩愈以明显影响。另一段是元和元年到六年（806～811年）间，韩愈先任国子监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后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陆续到来，张籍、李翱、皇甫湜也时常往来，于是诗派全体成员得以相聚。此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完全形成，他独创的新体式和达到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诗人的公认和仿效，孟郊则转而接受韩愈的影响。通过这两段时期的聚会，诗派成员酬唱切磋，相互奖掖，形成了审美意识的共同趋向和艺术风格的共同追求。

在这一诗派中有两位都以“苦吟”著名又“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的诗人，就是被称为“郊寒岛瘦”的孟郊、贾岛。“郊寒岛瘦”的称呼来源于苏轼的《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其实这两个人生年相差28年，卒岁相距29年，籍贯天南地北，生死各不相知，但在三百年后，苏轼以他们清奇凄苦的诗文意境风格为契机，把两人的诗名连在一起并使之流芳千古。

后人总喜欢根据写诗的态度和风格给唐朝诗人戴上形形色色的光环，诸如“诗杰”王勃、“诗狂”贺知章、“诗骨”陈子昂、“诗家天子”王昌龄、“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诗谜”李商隐等。孟郊、贾岛这两位个性特点十分鲜明的诗人，也不可避免地被授予两顶帽子：作诗苦心孤诣、人生经营惨淡的孟郊被称为“诗囚”；一生以作诗为命、好苦吟的贾岛，人称“诗奴”。金诗人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将孟郊贬为“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而在其《放言》诗中，索性将两人称为“郊岛两诗囚”。

“郊岛”成了孟郊、贾岛的合称。孟郊是贾岛的前辈诗人，把他们连在一起，仿佛有点如“关公战秦琼”般勉强。但实际上他们有诸多共同之处，两人遭际不遇，官职卑微，同为一世穷困、一生苦吟，“皆以诗穷至死”。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贾岛为诗艺洒尽心血，“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同为两人好友的韩愈在《赠贾岛》一诗中戏谑地说，贾岛是被上天派到人间来接孟郊的班的：

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

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着人间。

贾岛一生不喜与常人往来，唯喜作诗苦吟，在字句上下足苦工。因为他才使文学创作上出现了“推敲”这一词汇，而他也因“推”、“敲”二字而留下一段感人的传说。一次他去访问李凝幽居，骑在毛驴上构思了一首名为《题李凝幽居》的诗，诗曰：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他对第二句中的“僧推月下门”中的“推”字不甚满意，觉得不如改成“敲”字好，但一时又拿不定主意，嘴里不停地念着“推”“敲”、“推”“敲”……却没有觉察到毛驴闯进了官道上韩愈的车马队伍里。韩愈询问贾岛为什么乱闯，贾岛如实说明缘由，韩愈听后竟忘了训斥，也帮着思索起来，对贾岛说还是用“敲”字好，夜晚访友先敲门才有礼貌，而且月夜万籁俱寂，一个“敲”字更增添韵味和诗意。贾岛听了心悦诚服，遂以“敲”字代替“推”字。

看来做学问做到走火入魔，忘乎所以者古已有之。诗痴贾岛曾在一首名为《题诗后》的著名五绝中曰：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这是他吟成“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后加的注诗，大概是这两句诗苦思了三年才得以吟出，吟成后不禁双泪长流。知音者如不赏识我苦心写成的佳句，那么我只好归隐深山，搁笔不写了。一首小诗，含义深刻，既表现了诗人锤炼词句的顶真、刻苦，也说明了他对自己好诗佳句的自信。贾岛的自信心和凌云壮志更跃然于另一首小诗——《剑客》中：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贾岛对诗之苦吟似乎更甚于孟郊，然而他的一生的清苦较之前辈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官微职小，禄不养身，乃至身后家无一钱，全部资产只有一头病驴和一张古琴，让人不胜嗟叹。

苦吟诗人在功名上没有得到公平回报倒也罢了，然而在艺术成就上也没有备受诗坛赞美，则不能不说是一件使人感到遗憾的事。中唐时期被公认的诗坛盟主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也许还有人推举李贺或元稹。尽管包括韩愈在内的一些人为“郊岛”特别是孟郊叫好，但“郊寒岛瘦”怎么也轮不到坐上盟主的位置。

但令“郊岛”没有想到的是，一千多年后，现代一位文学大家却以独有的历史文化研究视角，为他们大唱赞歌，把其推上了中唐诗坛的首席位置，他就是闻一多。闻一多在其唐诗专题研究中，一反白居易是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人的定论，认为不同于白居易的孟郊，才是杜甫的继承者、师法者。闻一多曾经指出：

“他们首先调整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认定了诗人的责任，这种精神在中国诗坛是空前绝后的……中唐承继这派诗风的有孟郊和白居易两人。但白居易仅喊喊口号而已，《新乐府》之外，其他作品跟人生关系无多大联系，他的成功是杂体诗（如《长恨歌》、《琵琶行》）和闲适诗而不是社会诗。只有孟郊是始终走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大路。”

“孟郊是以毕生精力和亲身感受用诗向封建社会提出的血泪控诉，他动人的力量当然要超过那些代人哭丧式的纯客观描写，它是那么紧紧扣人心弦，即使让人读了感到不快，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展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平而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使人读了想到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从中国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我认为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生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地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定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蛰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对于老是作着“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的贾岛，闻一多也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贾岛以生活中的丑为美或化丑为美的审美意识，既是对庄子以来尤其是韩孟诗派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又是对韩孟诗派审美模式的突破。闻一多还认为“郊寒岛瘦”虽是寒士诗人的范式，但贾岛的诗风特征和审美趣味，却与孟郊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范式。因为当衰落的中唐走到没落的晚唐时，韩孟诗派的恶毒咒骂与元白诗派的悲伤泣诉，已经让人们的感情觉得疲乏，情趣感到腻味。这时候贾岛出现了，他的清凉酸涩的诗风，恬淡自安的情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让感情和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张着眼睛往有清凉色调的地带涉猎去，‘叩齿坐明月，支颐望白云’，休息又休息。对了，唯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第一次是被贾岛发现的。”

“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期都会有贾岛似的情形？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及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唯是，即宋代江西诗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份遗产中得来的盈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地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地接受他，作为一种调剂，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孟郊的诗受到唐宋不少著名诗人的赞美，贾岛在《哭孟郊》一诗中说：“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可见他死时诗篇已流传国外。而北宋江西派诗瘦硬奇拗风格的形成，也受他一定的影响。对于贾岛，闻一多的“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之评价，绝非仅仅是一家之言。

历代对“郊寒岛瘦”的评价见仁见智，各持其说，欲识庐山真面目，只能有待于时间的公正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