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称呼“几何”的人

第一个称呼“几何”的人——明朝科学家徐光启

一

很久之前，在欧洲流传着一个“南方大陆”的传说，据说在大西洋的彼岸，有一块欧洲人并不知道的大陆。自古希腊人以来，几乎所有地理学家对此都深信不疑，甚至有人将这块地方命名为“图勒”，即“地球的最后陆地”。据说“南方大陆”是亚里士多德基于其逻辑推理而提出的：既然北半球有大片的陆地，那么南半球也应该有一大片与之对称的陆地。显然，这块“南方大陆”是一个无人区——至少是没有欧洲人居住的地区。

这一大胆的推测引起了后人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往往是先驱者勇气的来源。这种勇气最终造就了不少名垂青史的欧洲探险家，他们在亚里士多德身后千年，循着他的预言，无所畏惧地扬帆远航。在与狂风巨浪的搏斗中，历经不知多少次九死一生的惊险场面后，他们终于揭开了一块块新大陆、一个个新岛屿、一座座新山峰、一条条新河流的神秘面纱，为推动人类的交流和共融，为促进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个在万里之外旅游探险的英雄，是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之子，他经过三年半的艰辛跋涉，终于在1275年的夏天到达了元大都。由马可·波罗在欧洲煽起的探险热，激励和催促着一个个航海探险家远航出征，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演绎了一部部“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连续剧。于是，在人类的航海和探险史上，在世界的发现和开发史上，记下了一个个为后人所熟知的名字：葡萄牙人迪亚士、意大利人哥伦布、葡萄牙人伽马、葡萄牙人麦哲伦……

地理大发现使东西方的交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间的距离骤然缩短了，从而使一批早就跃跃欲试的欧洲冒险家和商人，争相踏上东进的旅程，到马可·波罗曾经到过的中国来淘金。紧随着这些商人而来东方的，就是罗马教廷派出的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是西班牙人沙勿略，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后，他于1552年8月在靠近中国沿岸人迹稀少的上川岛登陆。

眼看马上就可以到达日夜向往的神奇国家，沙勿略却不幸染上疟疾不治身亡，临死前他遥望着近在咫尺的“东方巨龙”深沉地感叹：“磐石啊，什么时候才能撬开！”沙勿略虽然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锲而不舍的追求激励着他的同道。当葡萄牙人抢占澳门后，耶稣会士就开始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三十年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澳门为跳板，终于成功地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内地。

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一个名门之家的利玛窦，从小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其父曾很担心他会因此被洗脑而加入耶稣会。不幸这一担心成现实了，利玛窦在16岁到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学习预科，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加入耶稣会。其后他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神学、天算等学科，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也会使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利玛窦于1577年获准赴远东传教，他和其他14名传教士从里斯本乘船出发，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到达印度果阿。

万历十年（1582年），30岁的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先后到达澳门、广东肇庆及韶州（今韶关）。学识渊博的利玛窦“以学问为传教手段”，在肇庆制作并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近代地理学。他向高官们赠送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使其声名鹊起。利用科技的杠杆，利玛窦不仅拨动了明朝的皇帝和达官贵人，而且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

在利玛窦之后，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也乘船东来。1560年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一个贵族家庭的郭居静，于1581年入耶稣会。1588年他抵达葡萄牙殖民地果阿并在印度沿岸传教。1593年他来到澳门，在那里学习汉语，次年到韶州协助利玛窦福传。

人生的旅程充满了偶然性和投机性，有时候甚至是趣味性。就在利玛窦到达澳门的前一年，万历九年（1581年），比他小10岁的一个松江（今上海市）儒生徐光启考中秀才，在家乡开始了塾师生涯。在随后的举人考试中，徐光启屡屡落第，遂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受聘去韶州任教，而这正是郭居静抵达韶州的前一年。一次徐光启在教书之余偶游韶州的基督教堂，遇到正在当地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人生有缘，南下的塾师与北上的西欧传教士在异乡不期相遇，这次邂逅为徐光启的传奇人生谱写了一段开篇。

与郭居静的第一次接触，就让徐光启顿开眼界，使他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了解到在大明王朝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的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第一次知道麦哲伦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他的航行批驳了“天方地圆”的谬论，为地球是圆的这一假设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自幼就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兴趣，而后进一步博览古代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的徐光启，从此开始接触和迷恋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点燃了一直埋藏在他心中的期望：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使普天下黎民过上“丰衣食、绝饥寒”的安定富裕生活。而当从郭居静那儿听说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时，徐光启就到处打听利玛窦的去向，想当面向他请教。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来已经名落孙山的他，竟侥幸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挑出，受到赏识并被拔置为第一名。世道云谲波诡，宦海变幻莫测，岂料不久焦竑被劾丢官，徐光启在参加会试时最终未能考中进士，便只好悻悻然地回到家乡，重操课馆教书的旧业。

二

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徐光启，念念不忘与郭居静交往的那段日子，他和郭居静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但是他的精神和学识上的导师却是利玛窦。

1600年，徐光启偶尔得悉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就即刻专程前往南京拜访，在恩师焦竑的引荐下，徐光启和利玛窦终于见面了。走进利玛窦的房间，室内各种奇形怪状的科学仪器和形形色色的西方科学典籍，无不深深地吸引着徐光启。而一张展示地理大发现的《坤舆万国全图》，以精妙的绘图技巧清晰地标明了经纬度、赤道、五带，以及世界五大洲的地文、物产，更是引起了徐光启的好奇。

第一次见到利玛窦，徐光启真诚地对他的见识与博学表示了仰慕之情，倾诉了向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愿望。而利玛窦也十分欣赏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称赞他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这是两人的初次相识，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临别时，利玛窦对徐光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请求未置可否，却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可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解释天主教义的书。

徐光启心中明白，以传教为首要任务的利玛窦是要他先加入天主教，然后才肯向他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与利玛窦分手后，徐光启花了两三年时间研究基督教义，思考自己的信仰和命运。1603年，徐光启再次启程去找利玛窦，不料利玛窦已经离开南京到了北京，遂拜见了留在南京的耶稣会士罗如望，与之长谈数日。在深思熟虑后，徐光启终于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当时利玛窦已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了使中国的传教活动得到有力保障，利玛窦曾两次上北京去觐见中国皇帝。1601年初，利玛窦再次抵达北京，向明神宗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深得皇帝喜爱和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批准他在宣武门外置办住宅，从而利玛窦如鱼得水，以丰富的东西学识，很快结交了京师的士大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参加翰林院选拔时列第四名，在京城任职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明帝国皇家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历尽23年的寒窗之苦，徐光启在43岁时才真正得以步入仕途。按规定他将以3年时间精研宫廷图书档案，为日后辅助管理帝国做知识上的积累。而徐光启很快就知道他现在与利玛窦已经同居一城，天赐其便，从此开始了与利玛窦的三年密切交往。

在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从1605年起就成为利玛窦住所的常客，常去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利玛窦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总是准时到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

在徐光启的建议下，利玛窦决定和他一起翻译西方文献，旨在宣扬西方科技。首先翻译什么著作呢？徐光启感到《原本》一书极有翻译和推广价值，评论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英雄所见略同，利玛窦也指定为《原本》，他认为中国人重视数学，《原本》一书必会受到喜爱。

《原本》（十三卷）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编成的，这部古代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用一系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几何学知识整理成一个完备的体系。这部划时代历史巨著融整个古希腊数学成果和精神于一炉，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既是数学巨著，又是哲学杰作。它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学实验，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西方是仅次于《圣经》而流传最广的经典著作。

翻译用的版本是德国人克拉维乌斯校订增补的拉丁文本的《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在准备动手翻译前，利玛窦用疑惑的眼光审视坐在他面前的徐光启，这位长得斯文白皙、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若论舞文弄墨当是游刃有余，但他的数学基础行吗？此前曾有两个人，一个叫瞿太素，另一个叫张养默，曾先后自告奋勇对这本数学经典之作尝试翻译，但都因知识稍逊而半途而废。现在第三个中国人要重开翻译门，是否是明智之举？面对利玛窦的一脸疑云，徐光启平静地对他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从1606年的冬天起，两位学者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译，徐光启当即草录下来，每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做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如发现有译得不妥之处，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徐光启对翻译工作一丝不苟，常常为了确定一个译名而不断琢磨、思考，不知不觉地从夜里忙到天亮。由于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的语法、词汇差别很大，书中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中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谈何容易。译文中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中文名词术语，都是经过徐光启呕心沥血地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在年余时间中，利玛窦和徐光启每天风雨无阻地往来商讨，废寝忘食地辛勤耕耘，使这部巨著的前六卷终于在1607年春天译出。付印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太像是一部数学著作；而按照其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很费解。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metria”，其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中找一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突然想起了“几何”一词，取“Geo”的音为“几何”，而“几何”两字的中文原意又有“衡量大小、多少”的意思。用“几何”译“Geometria”，音义兼顾，堪称神来之笔，对《几何原本》的书名，利玛窦感到很满意。

《几何原本》前六卷于1607年正式问世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为明末从事数学工作者一部必读之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几何原本》中译本确定了“几何学”这一研究图形学科的中文名，并确定了几何学中一些基本术语的译名，成为徐光启、利玛窦的一个伟大贡献。在这个译本中定下来的一些几何学中最基本的术语，如点、线、直线、平行线、角、三角形和四边形等中文译名，一直流传到今天，且东渡日本等国，影响深远。

这三年不平凡的“利徐之交”以及他们的合作成果，在中国科技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几何原本》并不如利玛窦期望那样风靡当时，不过徐光启知道，《几何原本》的逻辑体系十分严格，叙述方式迥异于中国传统的《九章算术》，也许一时难以被接受和受到青睐，但他预言：“窃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历史的进程似乎比徐光启预料的缓慢，直到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后，几何学才成为学校中必修科目之一，到这时才出现了他期待的“必人人而习之”的情况。

就在他们准备继续把《几何原本》的后九卷翻译完的时候，徐光启的父亲不幸去世，使他不得不陷于一系列繁杂的丧事中，并扶柩回了上海，按照礼仪丁忧守制三年。三年中，一直在北京的利玛窦，曾为在南方刊印《几何原本》的事情与徐光启有过一次联系，然而两个人都未曾料到，这次联系竟是他们的诀别。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五月的一天，北京阜成门附近的耶稣会士府邸内，58岁的利玛窦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对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嘱咐了最后的遗言：“我利玛窦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禄合译的书籍完成，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利玛窦念念不忘的徐保禄，就是徐光启的教名。徐光启在十二月十五日才从上海回到北京，而利玛窦早已于十一月一日下葬，他只能在这位来自异国的良师益友墓前久久徘徊，寄托哀伤之情。

就因为这个意外，使《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推迟了二百多年，才由清朝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合作完成。

三

守制期满回京复职的徐光启，除几次临时性差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

闲散意味着年岁的流逝、天才的浪费。对于徐光启这样的有志之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任其驰骋的阳关大道：一是努力挺进三十功名宦途路；二是从头迈步八千里路文化旅。在那个年代，有两个声势浩大的团体都向徐光启敞开了大门，欢迎他的加入，一是政治派别东林党和东林书院，二是文学流派公安派。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这副对联，已经成为委婉地反映晚明时期朝野党派厮杀的经典之作。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创建，天启五年（1625年）被朝廷禁毁，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上激起万丈波浪。起于吴中的东林党，主要成员多是江南读书人，不言而喻，徐光启理当与他们多有交往。但他心有所属，没有把“闲空”时间和心思用到政治斗争上，在阉党和东林党两者之间不做左右袒，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在明朝后期的文坛上，也呈现了狮子龙灯一起舞——热闹非凡的景象。各种文学（戏曲）流派如公安派、竟陵派、临川派、吴江派相继崛起，而其中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公安派更是一家独大。公安派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公安派声势最为浩大，影响十分深远。

应该说，徐光启有足够的才能和资本成为公安派的一员大将，早在他沉浮于官宦生涯之前，设馆教学于乡中时，就曾“孜孜求学，必将酝酿于诗书，而发挥于事业”，对儒家经典特别是《诗经》进行过比较完整的研究，成为万历以后几十年间《诗经》文学研究的四大“名家”（孙鑛、徐光启、戴君恩与钟惺）之一。但是他后来没有继续在文学上任意消费他的天才，在笔墨应酬上也变得十分吝啬。

职位闲散，但徐光启并不闲散，继《几何原本》的翻译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上了一条并不为时人所看好，而且要付出比常人更多时间和精力的科技路。徐光启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他在《致老亲家书》中自述道：“昨岁偶以多言之故，谬用历法见推……惟欲遂以此毕力，并应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千百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历虽无切于用，未必更无用于今之诗文也。况弟辈所为之历算之学，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如今岁偶尔讲求数种用水之法，试一为之，颇觉于民事为便……弟年来百端俱废者，大半为此事所夺。”其中的“用水之法”，指的是万历四十年（1612年）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做法和各种水利机械。

在此期间，徐光启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介绍西方笔算数学的《同文算指》、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这些序言都表达了徐光启对传入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看法。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助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庇护。

徐光启的这些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有些官员的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年）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并往来于京津。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在农学方面的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起，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在通州督练新军三年。虽然他投入了很大精力，但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不了了之，并未取得直接的成效，他自己也辞归天津。

天启三年（1624年），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等职，鉴于当时朝中魏忠贤阉党专权，他不肯就任。次年徐光启便遭谗劾去职，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就回到上海。“闲住”当然闲不住，徐光启乘此时机进行《农政全书》的写作。他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出版的。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以徐光启练兵为“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许多不实之词对其弹劾等，《徐氏庖言》的出版正是对此的应答和驳斥。

也许是一生辛勤工作的回报，运气似乎特别眷顾徐光启。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即位后，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次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俨然是朝廷重臣。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由于明初朱元璋登基后废除了宰相制度，内阁大臣称为阁臣，阁臣中负有一定职权的尚书称为阁老，相当于宰相的位置。

身为宰相兼科学家，“每日入值，手不停挥，百尔焦劳”，“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订其细节”，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1632年十一月，加徐光启为太子少保。崇祯六年（1633年）八月，再加徐光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位极人臣，何等荣耀。同年十一月徐光启病危，但仍奋力写作，“力疾依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并嘱家属“速缮成《农书》进呈，以毕吾志”。

徐光启在67岁以后青云直上，而在临死前一年更是快马加鞭，竟然来了个终极三级跳，可谓时来运转。昔年有心栽花的李白、杜甫、陆游、徐渭，一个个空怀壮志，徒有名声，最终连个芝麻绿豆官都没当上，何以报国？而毕生埋头于科技事业的徐光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意插柳，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晚年能戴上这么多光环。

徐光启一生究竟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明史·徐光启传》开宗明义，记云：“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他是一部“百科全书”，学了而且做了许多看似各不相干却都是国和民所需要的事。

从青年时代起，徐光启就注意农桑水利技术和各种实用知识。他一生不遗余力地吸收、介绍和推广欧洲科学知识，为国为民贡献了他的资才。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毫无保留地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很多著作，做了很多实事，而其中有四件事可称为具有标志意义。第一件不言而喻是翻译《几何原本》，第二件是著述《农政全书》及提倡和引进番薯，第三件是练兵和提出火炮应用理论，第四件是组织编纂《崇祯历书》。

生性喜爱农业的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除他死后经陈子龙改编出版的《农政全书》外，还有《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又名《北耕录》）、《泰西水法》（与熊三拔共译）等。其中《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徐光启的农政思想。向内地引进红薯是徐光启的一大功劳，由于红薯和后来引进的玉米，解决了中国的粮荒，使人口从当时几千万，猛然跃升为乾隆年间的两亿多，乃有人口众多之盛。

以农业为富国之本，以正兵为强国之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光启一贯重视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他的军事思想核心是“求精”和“责实”。徐光启还特别注重制器，尤其是火炮的制造，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徐光启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成效的成就，应该是他主持历局修订和编纂了《崇祯历书》，使中国有了将近三百年的官方天文学记载。

明初以来使用的《大统历》屡生差错，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1610年12月15日）日食，钦天监预报发生显著错误，崇祯二年五月酉朔（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推算又出现错误。为此，崇祯皇帝授权徐光启组织历局进行改历，先后聘请耶稣会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参与工作。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历局从1629年开始，到1934年编译成46种137卷的《崇祯历书》。徐光启本人虽在1633年病逝，但大部分工作在他在世时都已经规划好并且完成，其继任人仅花一年的时间就把历书编完了。

《崇祯历书》是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第一部分包括了西方天文学的各种理论；第二部分是根据这种理论而编算出来的各种天文表，这些天文表在中国传统的历法里通常是不记载的。经过十年争论，八次较量后，《崇祯历书》终于被崇祯皇帝于1644年下令颁行天下。然而诏书刚发，李自成的军队就打进京城，明朝灭亡。传教士汤若望乘机转舵，把《崇祯历书》做了删改，献给了清朝政权。顺治皇帝重新题写了书名，命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天下。明朝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修成的这部立法，竟变成了送给清朝的一份厚礼。

四

徐光启的家族在上海拥有一大片土地，这片地留存至今，人称“徐家汇”。

徐汇区的前身是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在明朝时这里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当年有一户祖居苏州的徐姓人家迁至上海，后代因经商而致富。其后六七十年间，徐家经历了三次较大起伏，到了后人徐思诚时，家道第三次中落并到谷底，徐思诚亦从经商转为务农，就在这时候徐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法华汇（另一版本谓太卿坊，即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少年徐光启聪敏好学，在龙华寺读书，并深受其父“博识强记”和其母“性勤事”的影响。万历九年（1581年），徐光启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在家乡教书，娶本县处士吴小溪女儿为妻，十二年后他离乡赴两广任教。

其后徐光启曾四度回乡：第一次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在会试后回乡教书；第二次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父亲去世后他回乡守制；第三次是天启三年（1624年），他遭谗劾去职，回乡著述。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八日，徐光启病逝，崇祯皇帝闻讯停朝三天，特地为他赐祭，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并谥为“文定”。崇祯十四年（1641年），朝廷派遣专使护送徐光启灵柩回乡，归葬上海，这是徐光启最后一次回乡，但也是他永远回到家乡。

徐光启墓地在上海县城西门外十余里的地方，被称为“阁老坟”。墓地占地二十亩，共有十个墓穴，中间葬徐光启及其夫人吴氏，左右是他的四个孙辈夫妇。其后徐家后代子孙陆续在墓地周围聚居，并逐渐繁衍开来，形成村落。因这里是徐家聚居的地方，原来又曾是肇嘉浜、蒲汇塘、法华泾三水的汇合处，“徐家汇”因而得名。后来这地方逐渐繁华起来，并以“徐家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商业区。

然而徐光启的光环并没有让其子孙后代的居地得到庇荫，从不堪回首的鸦片战争，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徐家汇”默默地承受着一次次痛苦煎熬，无奈地打发了百余年的蹉跎岁月。20世纪80年代，一场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让“徐家汇”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并终于抓住了20世纪最后一次腾飞的机会，开始了振翅高飞的壮美历程。

改革开放时期，十里洋场的十年巨变，不仅让国人而且也让世界感到眼花缭乱。在上海这个大家庭中，黄浦、卢湾、长宁、静安、普陀等区均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而浦东与“徐家汇”更是发展飞速。位于中心城区西南部的徐家汇，凭借着地理位置、交通设施、生活和商业配套上的优势，不仅毋庸置疑地成为上海十大商业中心之一，而且雄心勃勃地发誓要建成上海的“新宿”、“尖沙咀”。别以为徐汇区抢了其他各区的风头，在那些有深厚徐汇情结的徐家后人眼里，“徐家汇”是上海历史上第一高官徐光启的出生和归葬之地，它才是上海永远的“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