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江山两样才

一样江山两样才——吴越国王钱镠

一

自古乱世出英雄，一部《中国通史》，记载了几多乱世，几多英雄。先是春秋战国，各路诸侯逐鹿争霸；继而三国鼎立，半个多世纪打得不亦乐乎；后来南北朝对峙，局势可谓瞬息万变；乃至五代十国，“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天下大乱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自古“乱世出英雄”，这句话虽不能认做至理名言，但其中确寓有深刻的哲理。历史上大凡太平盛世，奴才和庸才们飞黄腾达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因为这种时候，皇帝往往变得骄奢淫逸，用的人、选的官，当然是顺从听话、阿谀奉承者。而乱世时期就不含糊了，在厮杀争斗之中，若非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好汉能人，不仅打不了天下，连当个小头目都大不易。

几度乱世，如同在历史长河中，一阵阵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多少豪杰”。不消说从大河上下、齐鲁燕赵之地，雄赳赳地走出了诸多枭雄武夫，就是在幽幽书香味的吴水越山、郁郁胭脂气的西子秦淮，竟也造就了不少霸主。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先后品尝过几天春秋霸主的滋味；孙权和周瑜肝胆相照，在石头城中建国立业，称雄一方。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一位草莽英雄钱镠不仅窃据钱塘、独霸东南，而且大刀阔斧、有条不紊地对这座时为吴越国的都城进行了开发和建设，取得卓著的成绩。钱镠的霸业和他的政绩，对于时称钱塘的杭州城来说，产生了十分悠久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受到了一代代杭州后人的赞颂。钱镠并不是一个接受过正规教育和培训的王室子弟，而是从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拼搏厮杀出来的勇士。相形之下，在锦衣玉食中长大、又从兵凶战危中逃出来的南宋康王赵构，虽然也在杭州做了南宋第一个君主，却不仅一无所就，反而宠信秦桧、冤杀岳飞，成了千古罪人。在钱镠面前，赵构显得渺小而可怜，清朝钱塘诗人袁枚在其诗文《湖上杂诗》（之一）中，颇不客气地指出：

凤岭高登演武台，排衙石上大风来。

钱王英武康王弱，一样江山两样才。

这个钱镠是何许人也？他字具美，唐宣宗大中十六年（852年）生于浙江临安。据载，在钱母临产之际，钱父见一条丈余长的怪蛇窜于室中，钻入床下，倏然不见，而几乎同时，钱镠出生。当钱镠来到人间的刹那间，邻里望见屋中一片火光，照亮四野，宛若失火，而室内却平静如常。人们均以为怪异，钱父也认为天降妖怪，欲弃之井中淹死，幸亏邻人钱婆苦劝而留，因此钱镠从小就被称呼为“钱婆留”。钱镠虽家境贫寒，但从小在与邻里孩童玩耍时，总是由他发号施令，俨然是个帝王。长大成人后，穷困无聊的钱镠就召集了一班流民，以贩私盐为业，行踪不定。偶与追捕的差役狭路相逢，他就自恃骁勇，大打出手。

由于贩卖私盐，钱镠虽还称不上“大款”，但亦已不乏钱财。此人有个好处，就是不思淫猥，但其毛病是爱赌博。他在赌场上结识了两个好朋友，是临安县录事钟起的两个公子，往来甚频。钟起有一个外地好友，是个术士，一天来到钟家，说是遥望临安地面“王气”冉冉上升，故特地赶来寻找贵人。钟起为此大置酒宴，广邀钱塘名流做客，暗中叫术士相面，却无结果。一次钱镠来到钟家，与术士不期而遇，令术士大吃一惊的是，“王气”正在钱镠之身。素来鄙夷钱镠的钟起，尽管对术士之言半信半疑，但是却在以后有意无意地对钱镠的态度多了几分敬意。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浙西狼山守将王郢叛乱，一时猖獗，势不可当。临安人董昌组织乡勇士团讨伐，游手好闲的钱镠乘机从戎，走上了他真正的人生之路。钱镠在士团中先当偏将，由于在与王郢的战斗中立功，受到董昌的赏识。四年后，黄巢起义军经过临安，钱镠以诡计欺骗起义军，使临安幸免于战事，他又立一功。不久，董昌贿赂镇海节度使周宝，被任命为杭州刺史，钱镠也随之升任都指挥使。

882年，驻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出重兵谋夺浙西，即杭州及苏、锡地区，被钱镠击败。钱镠又乘胜攻破越州，使董昌得以从杭州徙驻越州，并被唐僖宗任命为浙东观察使。当时越州是一个中心城市，为浙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在杭州之上。钱镠也因董昌升迁而水涨船高，步董昌后尘而一跃成为杭州刺史，开始了他对杭州的统治和管理。此后由于镇海将士叛变，钱镠又以伐叛为名，出兵取得苏州，从而获得了镇海节度使的任命，也使杭州成为有兵十三都的浙西强镇。这一年是唐景福二年（893年），历史上以此作为吴越国的开始。

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弱肉强食、占山为王的乱世，拥兵割据的各路军阀之间，好像都在玩着我们儿时“官兵抓强盗、强盗变官兵”的游戏。世事不可捉摸，时局变化无常，因此，为精于看风使舵、善于混水摸鱼的钱镠以极好的发展时机。而他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又使他十分顺利地过关斩将，轻松地坐上了君王的宝座。

在钱镠近半生的戎马生涯中，对浙东观察史刘汉宏的四次战斗，使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精彩表现和卓越发挥。从农民起义起家、后来降唐廷而升官的刘汉宏，兵强马壮，从未遭逢过劲敌，觊觎浙西之地，以为夺取这片土地不过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对手并不是那个头脑简单的士团首领董昌，而是董昌手下一位颇谙兵法的大将钱镠。钱镠与刘汉宏的四次交战，都是以少胜多的智取，最后大获全胜，活捉刘汉宏。这一重大胜利，扫清了争霸吴越的最大障碍，为后来吴越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军阀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忠”、“义”可言，钱镠要占有两浙就必须铲除董昌，但是无缘无故地讨伐曾经栽培、提擢自己的董昌，师出无名，必为人所不齿。然而没想到愚蠢的董昌利令智昏，竟于895年在越州登基称帝，给了钱镠一个千载难逢的讨伐借口和取代机会。本来是鸠占鹊巢，居心叵测，却又显得那么振振有词，理直气壮。钱镠借机讨伐，次年攻破越州，杀董昌，被朝廷任为镇海（浙西）、镇东（浙东）两军节度使，据有两浙之地，梦寐以求的吴越王位置也已唾手可得。

说什么“怪蛇”、“火光”，说什么“王气”、“贵人”，说到底，不是乡邻父老因无知所编织的光环，就是谄谀小人有意制造的神话。对钱镠一步登天的命运变迁来说，历史的真实是两个字：机遇！

二

钱镠摘取吴越国王这颗“大桃子”，是得陇望蜀而渐次推进的过程，不过这也是水到渠成、势在必得的事。

自唐乾宁三年（896年）十月，钱镠被授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后，又于次年八月获赐“金书铁券”，恕镠九死、子孙三死。天复二年（902年）五月，他终于被封为越王。但仍不满足的钱镠于天祐元年（904年）请唐皇改封为吴越王，朝廷不许，只同意改为吴王。三年后朱温篡政，后梁取代了大唐帝国，改元开平，封钱镠为吴越王。次年即开平二年（908年），钱镠自称为吴越国王，建元天宝，而后又得到后梁和后唐朝廷的册封认可。自此，钱镠的一个不大不小、颇有自知之明的称霸计划，业已大功告成。

吴越国虽拥有十四州（一说十三州）土地，但却是个弱小的国家，特别是毗邻以扬州为中心的吴国，对吴越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这个小国家的安全，钱镠煞费心机地制定了一系列强国和御敌的政策。他自己更是日夜警惕，丝毫不敢懈怠。据载，这位吴越国王警觉到睡觉也不安生，他在安卧时以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只要头稍移动便落枕而醒，名曰警枕。睡眠中有侍女通宵守候，要求遇事立即将其唤醒和通报。他还在寝室中置有粉盘，想起事情就立即记于上面。当时人们戏谑地称钱镠为“南方不睡龙”。在历代君王中，像这样操心的“不睡龙”，可能也仅此一条吧。也许由于钱镠自己惯于夜袭敌营，而且每战必胜，因而反过来倒造成了他对沉沉夜色的恐惧和担忧。

为保全吴越这个小国家，并无什么从政经验的钱镠，在位近四十年，以扩建都城和兴修水利为当务之急，大刀阔斧地组织实施，在杭州倒是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兴国创业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扩建杭州旧城，兴建杭州新城。旧杭州城池狭窄，作为州城，尚且嫌无多少回旋余地，而成为国都以后，更显得局促、寒酸和窘迫。更有一件心事，使钱镠昼夜不安，就是这样一座几无设防的小城，又如何抵御外来的攻击？为此，他指挥兵民，三度大举土木：首先扩建府城，修筑城墙；其次新筑罗城，建造十座城门；最后扩建王宫所在的“子城”，改建子城内各殿堂。钱镠的大手笔，兴建了一座整齐美丽的江南新都，奠定了今日杭州的城池规模和发展基础。三动土木，杭州巨变，但也引起饱受劳役之苦的兵民怨气，难怪钱镠在对自己业绩沾沾自喜的同时，也不免忧谗畏讥。功成之后，他坦然自陈：“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

组织民众修筑捍海后塘，是钱镠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做的重大决策。杭州之南的钱塘江，古时亦称罗刹江，蜿蜒东去，浩荡入海。在入海处形成了狂涛怒潮，蔚为壮观，闻名古今。在唐诗人刘禹锡的诗《浪淘沙·八月涛声》中，有对钱塘江涨潮时雪浪淘沙磅礴景象的生动描摹：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宋诗人陈师道也在《观潮二首》中，盛赞了海潮奔腾而来时的神奇光景，他大概在阴历八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接连两天兴致勃勃地前往观潮，在其《十七日观潮》一诗中记述道：

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

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沉浮急浪中。

然而伴随壮观浪潮而至的却是潮患，海潮侵蚀良田，冲袭村舍，年年酿灾。钱镠下令修筑捍海堤塘，从六和塔一直筑到艮山门，长达一百多公里；并采用了先进的加固技术，使堤塘牢不可摧，被后人冠名以“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为阻遏海潮内灌，钱镠还建造了龙山、浙江两闸。修堤筑塘，护田蓄水，自此沿江农业丰收，促进了杭州富足繁盛。

更有一件功德之举是整治西湖。自白居易疏浚西湖后，历经百年，湖面又为葑草蔓合。钱镠为此组建了一支号称“撩湖兵”的专业队伍，昼夜工作，使西湖得以重现原貌。同时，他又组织力量治理钱塘江，疏通航道，清除障碍，使这条贯通中原腹地和系连海外邻国的交通大动脉畅通无阻。

翻阅史书，我们曾经与许多帝王邂逅，然而还难得碰上几位像吴越国王钱镠那样的实干家。在称王之后，居然做成了那么多的大事，能不令人信服和钦佩吗？何况这些大事，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业。使人惊讶的是，这位原本是市井之臣的吴越国王，除了在东南一隅这块不大的舞台上，挥洒自如地表演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治国能力外，还尽显令人叹服的外交天才。

正是由于钱镠制定和坚持以远交近守为核心的外交原则，他的国家得以在虎尾春冰的险恶环境和变幻莫测的动荡时局下，得以安然无恙地躲避七十余年。后唐长兴三年（932年），81岁的钱镠病危之际，告诫继位的七子钱元瓘，今后要继续奉行他的既定政策，尊奉中原，俯首称臣，朝贡任何一个坐镇中原的帝王，以牵制虎视眈眈的邻近吴国。

钱镠甘称儿臣，效忠于那一个个走马灯似的匆匆而过的中原帝王，这番心机连他所器重的幕僚都十分不理解。在幕僚中，有一位钱镠的座上宾，是余杭名士罗隐。这位罗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但毕生怀才不遇，十举进士不第。早年他以寒士身份赴举，路经钟陵县时，与歌妓云英相识。十二年后他又一次落第途经钟陵，重逢云英。阔别经年，一个仍陷风尘，一个还是布衣。沦落天涯，同病相怜，罗隐写下一首《赠妓云英》，诗云：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然而与罗隐的遭际形成对照的是，一个耍猴人竟因博得了皇上欢心而被赐以五品官职，忿忿不平的罗隐又写下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的讽刺诗：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月烟月难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这位在大唐王朝的地位远不如一个耍猴者的失意文人罗隐，在吴越国却受到了礼遇和厚待。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和意图，至少钱镠还能称量出知识的重量，评估出文人的成色。凭这一点，就已经比晚唐皇帝高明得多了。

罗隐在吴越朝廷当了一个镇海令通判官，另有几位名士如皮日休、胡岳等，也都成了钱镠的上宾。士为知己者死，文人图报知遇之恩，当是情理之事。因此，这些文人也常发自肺腑地给钱镠提建议、出主意。在僖宗、昭宗时代曾遭十试不举厄运的罗隐，当看到钱镠被篡政的后梁皇帝朱温封为吴越王时竟喜形于色，奉表称谢，就直言进谏，要他感念“受僖昭两朝恩遇二十余载，位列为王”，劝他“此正尽忠报国之时”去讨伐朱温。倒是武夫出身的钱镠颇有见地：“自思吴越一隅，岂能支中原大厦？”这不仅是一种知足者的理念，更是自知之明的分析。钱镠当然不能采纳罗隐的意见，不过他并无丝毫的责备之意，而是以“今为此言，真义士也，吾殊愧之”的好言作答，给这位善良迂腐的文人回送一片暖意。

诚然，对钱镠这位小国君主的品行才干，不应做过分的评价，事实上有些史书对此君的一生亦颇持微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位大朝帝王能够赢得时人和后人的信服和崇敬呢？在中国历代数以千百计的帝王行列中，吴越国王钱镠并不引人注目，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他在国都杭州的政绩，就足以使大多数平庸无能的帝王深感相形见绌，自叹弗如了。

三

钱江东流，大浪淘沙，冲走了历代帝王将相，却留下了千古恩仇功罪。

历史上的钱塘江，先后留下了两位名贤的名字和传说，其中一位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另一位就是吴越国王钱镠。伍子胥与钱镠一前一后，相隔千余年，然而钱塘江上的两则传说，却使他们发生了“关公战秦琼”般的戏剧性冲突。

赤心报国而惨遭杀害的伍子胥，被害时曾愤怒地说：“我死后，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姑苏城南门，让我目睹越兵破城灭吴；再将我的尸体投到钱塘江，我要驾潮观望吴亡于越。”后来伍子胥果然化成了钱塘潮神，时时大显威灵，掀起怒潮。忠臣的遗恨，激起后人的无比同情，人们在杭州吴山顶上建了吴相祠，文人在此咏词不绝。明初诗人高启曾有《谒伍相祠》一诗，诗云：

地老天荒伯业空，曾于青史见遗功。

鞭尸楚墓生前孝，抉目吴门死后忠。

魂压怒涛翻白浪，剑埋怨血起腥风。

我来无限伤心事，尽在越山烟雨中。

在钱镠带领民众修筑钱江堤塘时，由于“潮神”不肯让步，无法使怒潮驯服，于是他就以阳山之竹制成好箭，亲率三千弓弩手去江边射潮，乱箭如流星，迫使“潮神”屈服告饶，从此不再危害百姓。钱镠射潮除灾，当之无愧地受到后人的赞美和纪念。在涌金门外建造的钱王祠，表达了后人对射潮英雄的敬意。宋诗人陈德武在《望海潮·钱江怀古》一词中赞颂道：

珑山西峙，浙江东逝，谁余一箭临冲。凤舞龙飞，地灵人杰，当年树此勋庸。强弩万夫雄。令冯夷退舍，海若潜锋。拥石成堤，百川约束障西东。

至今人物蕃丰。仰功扬山立，德润川容。乐极西湖，愁多南渡，他都是梦魂空。感古恨无穷。叹表忠无观，古墓谁封。棹义钱塘，浊醪和泪洒秋风。

忠臣成了“潮神”，君主当了射手，混乱的传说可笑地把两位前后历史人物，变成了厮杀的双方。然而在人民的心中，他们却是紧密的一体，他们共融于钱塘江，既创造了它的壮丽，又促成了它的安顺。把他们尊为神和英雄，即使今天看来，也并无荒诞之感，倒是感到一片真情和真诚。

但帝王毕竟是帝王，钱镠坐上王位，盘算着两件私事：一是铺张享受，建造王宫；二是光宗耀祖，回乡祭祖。据载，钱镠计划将宫殿建于西湖南面的凤凰山，有个风水术士对他说：“如在凤凰山造宫殿，王气太露，不过只能百年延续；若将西湖填平，只留十三条水路，建宫殿于其上，便有千年正气。”千年王朝，百代后嗣，当然有巨大的诱惑力，然而须以毁灭西湖作为沉重代价，如何取舍和抉择？钱镠不假思索，回答得十分干脆：“西湖乃天下名胜，安可填平？况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王者乎？有国百年，吾愿足矣！”顺应天理，符合人情，实事求是，知足知福，这就是钱镠的明智和明白之处。

登上王位的钱镠，对村邻旧友倒是难以忘怀，发起了一次兴师动众的衣锦还乡。在临安家乡，他祭祖坟，访旧居，封山水，摆酒筵，当然为了炫耀，不过也融入了一片真情。这时救下他命的钱婆已故，他以千金为她造了一座报恩牌坊，又将她的两个儿子提拔为星官。他还遍请一班熟识的高年父老，一起开怀畅饮，并分赠金银彩缎。酒酣之际，钱镠乘兴高歌：

立节还乡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

天明明兮爱日晖，百岁荏苒会时稀。

功成名就，钱镠春风得意，于是不免得意忘形。但他没有料到，满怀喜气的兴头，竟被一个和尚泼上了一盆冷水。一天，诗僧贯休慕名求谒钱王，并送上一首他自己写的《献钱尚父》诗，诗云：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

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钱镠得诗，不禁大喜，但嫌诗中说他仅得十四州，地盘太小，就让门吏告诉贯休：“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门吏的传话，激怒了贯休，贯休轻蔑地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说罢飘然他往。

王位坐了二三十年，年岁到了七老八十，闭目塞听，还能不忘乎所以？可惜的是贯休走了，如果钱镠身边多几个带点傲气的“贯休”，时时唱几句不失真的原版反调，让他不断听到来自民间的呼声，吴越国的兴旺发达就不止此了。不过贯休之走也许又是对的，因为历史上有几个帝王能如此宽宏大量、虚怀若谷呢？

四

“有国百年，吾愿足矣！”钱镠的这句话，深含哲理，也颇藏远见。不出这位开国君王的预料，自唐天祐二年（905年）建立的吴越国，历经三世五主，更五代而迄于宋，只延续了七十四年。这个小王朝的末代王是钱镠第三代的钱俶（弘俶），弘俶是在大将胡进思作乱废其兄弘倧后，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被拥立为吴越国王的。钱俶在位十二年，当宋太祖赵匡胤重新统一南北中国、建立大宋王朝之后，吴越国以极其虔敬谦卑的属国姿态，暂时得以幸免灭国，继续苟安于东南一隅。

不久，钱俶奉表向宋太祖称贺并请入觐，宋太祖约钱俶前来宋都汴梁。钱俶奉召，进退维谷，既不敢违命，又恐遭杀身之祸，内心惶恐，不胜自危。为保佑钱俶，以期祈福消灾、安全归来，钱俶的母舅、吴越相国吴延爽就筹建了保俶塔。保俶塔建于西湖北宝石山东巅，塔高45．3米。山如凤凰飞翔，塔似佳人玉立，湖山映衬，天造地设。

千年以来，以“美人”誉名的保俶塔，与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号称“老衲”的雷峰塔隔湖相望，人称“西湖二门户”。元朝诗人钱惟善曾以《保俶塔》之诗，描述了塔旁的景色风物：

金刹天开画，铁檐风语铃。

野云秋共白，江树晚逾青。

凿屋岩藏雨，粘崖石坠星。

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沉冥。

钱俶抵汴梁后，受到宋太祖的礼遇。当他向宋太祖献宝犀带时，宋太祖笑纳并告诉钱俶，他已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淮河，再一是扬子江，表明了志在统一中国的决心。两个月后，钱俶获准南归，临行前，宋太祖赐黄绫包袱一个，要他回国后启看。当钱俶回国后急不可待地拆看后，不禁大惊失色，原来包内装有十三封宋朝文武大臣请求扣留钱王的奏章。钱俶对宋太祖的恩典十分感激，但也预感到吴越王朝的亡国之日，只是旦夕之间。

宋太祖死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吴越国的存亡面临着新的考验。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在先遣其子赴汴梁朝贡并试探宋太宗的态度后，决定亲往朝贺。这一次他又受到宋朝廷的热情款待，其间适逢南方一些土皇帝向宋朝献土，于是钱俶也见机行事，顺水推舟，痛快地向宋太宗献上了吴越国土和将士。钱俶的聪明举动，不仅受到了宋朝廷赏赐的功臣待遇，而且使得保持了七十四年安定局面的吴越之地，又一次平安地绕过了险滩暗礁，避免了一场根本无望胜利的战祸。有了这样的最佳结局，还应该归功于钱镠，正是他制定的国策和原则，始终支配和影响着这个知趣而知足地躲在江南一隅的小国。

在历代帝王中，钱镠不能与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汉武帝、唐太宗相比，但是在他统治的十四州土地范围内，却是干了一番事业。有一古联扼要地总结了他的平生经历和作为，联曰：

力能分土，提乡兵杀宏诛昌，一十四州鸡犬桑麻，撑住东南半壁；

志在顺天，扶幼主迎周归宋，九十八年象犀筐篚，混同吴越一家。

后人为纪念钱镠而建造的表忠观，即钱王祠，屡废屡建，延续数百年，虽今已不存，但北宋杭州知州苏轼为他写的《表忠观纪》石刻碑文摹拓本，迄今仍存放于杭州碑林。历代文人谒祠看碑，留下不少咏赞之作。明朝诗人王稚登之诗《钱王祠》云：

王龙带衣貌宛然，朱门碧殿暮湖边。

行人下马看碑字，高柳藏鸦拂庙堧。

禾黍故都州十四，波涛残岸弩三千。

伤心一片崖山地，月色潮声更可怜。

南宋大朝先后九个帝皇，无一留于西湖的记忆之中；而一个乱世时期的吴越小国君主，却荣幸地进入了西湖先贤的行列。个中缘由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