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苏轼

与西子共风流——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

一

如果说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开创了西湖的繁华，那么奠定西湖辉煌的则是另一位大文学家——北宋的苏轼。

悠久的中华文学史上，尽管文人满天下、骚客涌长河，然而超一流的诗人、词人，大概不会超过十位，而且多在唐、宋两朝。在这屈指可数的大师级诗人、词人中，小小西湖竟然争到了两位之多，其中一位是白居易，另一位即苏轼。两位大师都不曾生于西湖，也无缘终老西湖，但是他们的身和肉曾经如痴如醉地洗礼和沐浴于西湖，他们的心和灵也永远融和与沉淀在西湖之中了。他们像两颗先后腾空的熠熠明星，各自在杭州为官的短暂春秋，给满月般的西湖绘制了两道最绚丽的风景线，又以各自歌吟西湖的不朽诗词，与杭州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共放光彩。

西湖也实在太富魅力了，无怪乎苏轼乍到杭州，初见西湖，竟如此欣喜若狂，止不住高声赞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诗人在离开杭州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仍念念不忘地回忆西子湖美丽的风神韵味，滔滔不绝地向友人道说西子湖秀媚的容貌形态：“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次韵刘景文登介亭》）；“祗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次前韵答马忠玉》）。正是由于这位大诗人的特殊厚爱和极妙才思，使西湖以绝色佳人西施的形象，永远录入了文史的记载，也永久驻入了世人的心头。

苏轼曾先后两度到杭州做官，而每次都是带着在官场争斗失败的伤痕，被贬而去的。其实何止两贬杭州，他的一生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苏轼自幼就接受了丰富的封建文化熏陶和教养，因而他在文坛吟唱了一生的同时，也在宦海浮沉了一世。惟其如此，才促成了他在中华文坛的独特地位，却也酿成了他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剧。

后人都爱把苏轼称为苏东坡，因被贬在黄州时，与田野父老结伴，活动在溪涧山野间，建造房屋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字子瞻，四川眉山人，于宋景祐三年（1037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人家。父亲苏洵（老泉）和弟弟苏辙（子由），都是著名的政论家。一门“三苏”，名噪天下，均入选于“唐宋古文八大家”。据传，苏门还有一位才女苏小妹，才情在其兄之上，不过只是传说而已。眉山苏门，一时引来多少歆羡的眼光，连本来鲜为人知的眉山，竟也因孕育了一门才子而出了名。

如果说苏轼是天府之国千年一遇的骏马，他父亲苏洵就是善于相马的伯乐。苏洵深知儿子的才华，但只恨自己是个穷书生，而眉山又处在偏僻之地，良马放牧于穷乡僻壤，日久恐怕只能变成一匹驮马或者耕马了。毕竟是老才子，脑子灵，办法也多，听说四川第一都会成都有一位名重一时的大文人张方平，苏洵就领着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来到成都访谒，请他举荐。张方平一见两位少年才子的文章，大为惊讶，赞道：“此奇才也，荐于别人何足以为重轻，须举荐于当今第一人，方不相负。”他说的“第一人”，指的是当时的诗文宗主欧阳修。欧阳修接到荐书，又看苏氏兄弟的文章，不禁拍案大叫道：“笔挺韩筋，墨凝柳骨，后来文章当属此二人矣。张方平可谓举荐得人。”并将二人介绍给宰相韩琦，又得到韩琦的一阵惊叹，二人才名也因此轰动京都汴京。

嘉祐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中进士，这自然也有赖于恩师欧阳修的提携。登科之后，欧阳修更是常常夸奖苏氏兄弟的文章：“此吾辈中人也。只恐到了三十年后，人只知有苏氏，不知有我也。”连仁宗皇帝也听说二人之才，亲试策问，大为得意。这位自号醉翁的欧阳修，本身就是一位在文、诗、词、史诸方面都成就卓著的北宋文坛领袖，如此一位大人物，对苏轼、苏辙这样才思过人、倚马可待的后生，不仅无可畏惧、忌妒之心，而且为文坛后继有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对这些小字辈关怀备至。欧公的胸怀和风格，实在值得后人记取和效法了。

不用说，苏轼对恩师自然怀有深挚情谊。他第一次离京外任杭州时，曾绕道颍州访谒业已致仕的欧公，师生畅饮于颍州西湖。次年得悉欧公仙逝，苏轼为之大恸，写下两行祭文：上为“天下恸，恸赤子无所仰庇”；下为“哭其私，虽不肖而承师教”。苏轼曾三过欧公所建的扬州平山堂，凭吊恩师，写下了感慨万端的《西江月·平山堂》词：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当年李白远行越中，寻访恩师贺知章，并一再提笔追忆贺老。这番师生的深情厚谊，又再现于宋朝大诗人苏轼和他的恩师欧阳修之间。古人的楷模行为，不是几句简单空洞的八股赞语所能涵容和解释的。

在唐宋几位大诗人中，苏轼与他的前辈李白和白居易同样幸运，这三位文学大家都是适遇伯乐，少年得志。然而他们在早早成名之后，其漫长的人生旅程却都十分坎坷；生活从来就不顺畅的杜甫一语破的，他在《天末怀李白》一诗中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宋朝大诗人苏轼的艰辛经历，也应验了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话，这句话是总结，也是预言。由于苏轼站在守旧的立场，卷进了宋朝熙宁年间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浪潮，因而被放了外任，从京都的直史馆学士贬为杭州通判，以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

苏轼真正倒霉的日子是元丰二年（1079年），他成了权术斗争、官宦倾轧的替罪羊。当时谏官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摘出苏轼在杭州等地做的一些讥诮新法的诗句，上疏劾奏，云：

苏轼出判杭州，专好做诗，讥诮时事。陛下发钱以济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好言语，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士吏，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谈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苏轼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苏轼不臣。乞下狱究治！

苏轼因此被捕入狱，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经过残酷的折磨后，他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随着政局变化，苏轼一度被召回汴京，平步青云，但不久又受排挤而再次请求外调，二去杭州，做了知州。此后，他转徙数地为官。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后，新党上台，苏轼受到报复和迫害，一贬再贬，从惠州一直发落到遥远荒僻的儋州（今海南岛）。虽然在宋徽宗即位时（1100年）得以遇赦北归，但却在次年死于常州。

不幸的遭际逼着苏轼二到杭州，西湖意外地接来了这位天赐诗仙，而苏轼也在西湖找到了理想的归宿，虽然不是身的归宿，但也算有了魂的归宿。

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带着初生之犊因斗虎受挫的失意，悻然来到杭州，任职通判。在将临杭州时，他在给弟弟苏辙写的《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之一）中道：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然而，苏轼这位具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博大胸怀和磅礴气势的文豪，在政界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由于早就听说杭州湖山之美，白居易的诗篇当然使他受到不少感染；而曾先后任杭州刺史的李泌和白居易，开发西湖，兴修水利，都在杭州留传政绩，垂千古风雅之名。因此苏轼赴杭上任，并非为消极地躲灾避难，或潇洒地游山玩水，实际上心中已有一番盘算：“我今到杭州，若得在西湖上也做些好事，与李、白二公配餐，好不快心！”

一到杭州，苏轼就对西湖山水发出惊叹：“余杭自是山水窟”、“故乡无此好湖山”；他曾声称“自意本杭人”，也希望死后归葬西湖。湖水的盈盈眼波，山峦的黝黝黛眉，都使他忘却了官场的权斗，驱散了心头的阴霾。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峰回路转，千里逆风竟鬼使神差地把他送到了世上桃源。于是，心花怒放的苏轼写下一篇篇对西湖的赞歌：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南歌子·游赏》）

苏轼对西湖的感情之深，能与之比拟的也许只有白居易了。他在杭期间，往往是处理公务在西湖边上，而公务之余的游览、宴饮，更是夜夜不离湖，甚至如他在《夜泛西湖五绝》所述，竟陪伴西湖月色共同度过一个良宵，真是爱到了痴的程度。当时杭州名胜十三楼邻近西湖，据载“十三间楼去钱塘门二里许。苏轼治杭日，多治事于此”。杭州回馈给苏轼的，不仅是望不尽、看不够的湖光山色，而且特地向这位大自然的亲密朋友赏赐了美丽西湖罕见的奇妙瞬间，平静浙江少有的壮丽场面，从而使苏轼的诗词中出现了一个风雨变幻、神秘莫测的情趣世界：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云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

雨过湖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二）

在杭州虽有山水之乐，但这还不是苏轼的主要心愿。他是个为民干实事的人，决不做尸位素餐的庸官。第一次任职杭州，苏轼是个通判，即二把手，二把手是难以施展才能和有所作为的。所幸的是，苏轼碰上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一把手——杭州知州陈襄。陈襄字述古，亦因批评王安石及其改革新法而被贬于杭州，但他并不很在意，“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与向有“政虽无术，心则有民”志向的苏轼一拍即合。他们在杭州共事两年多，同心协力，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由唐朝李泌修建的六井，奖掖文学后起之秀。两位同在杭州为僚的诗酒朋友，在同被贬谪的逆境和共为人民办事的相处中，结下了真诚的友谊。

陈襄任期届满，奉命调回应天府，苏轼因此感到恋恋不舍。临行前夕，僚佐们在有美堂为知州夜宴饯行，苏轼当然也出席了。有美堂在杭州城内吴山上，前望浙江，江流环以湖山，左右映带；后顾西湖，水月交相辉映，意境渺远。杭州繁华之地沙河塘就在吴山之下，万家灯火，一片辉煌。有美堂则是取宋仁宗赐诗首章“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意而名。同僚加知己，酒朋暨诗友，惜别之际，能不感伤？席间，陈公请苏轼赋词，苏轼即席赋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一词：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陈襄走后不久，就轮到苏轼整理行装了。这一次，苏轼去杭州做通判，为官三年，于郁郁不得志之中，不免迷恋山水，流连诗酒；然而他并未忘记一个行政长官应有的责任和感情。在蚕将吐丝、麦临收割的时候，杭州却是淫雨成灾，游天竺的苏轼忧心忡忡地想起了盼待天晴的蚕农和麦农，因而对端坐高堂、漠不关心农民苦难的观音菩萨予以辛辣的讽刺：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指桑骂槐，借佛讥人，苏轼在这首诗中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讽刺对象显然是倡导新法的革新派。苏轼反对新法的立场是时人所共知的，但他并不是死硬的守旧派，对某些有利于民的改革措施，亦表赞成。不过在革新派中，也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从而使新法在贯彻执行中，出现不少偏差。官员的素质低下，实在是一种政治的尴尬和社会的悲哀，古往今来，这种难堪的现象从未间断过。

尽管苏轼反对革新，但是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并不影响他“为民父母”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因此凭借他的才思和能力，公正、巧妙，甚至以违背“肃静”、“回避”官场原则的幽默方式，处理了不少看似简单却又动辄反目成仇的民事纠纷。

一日，苏轼坐堂时，接到原告吴小一的诉状，告张二欠钱不还。被告张二申诉自己无力还债，原因是借的钱买了绫绢，制成扇子，但因当年春天连雨天寒，一时卖得不畅，故无还债之钱。这时堂上的苏轼一听，就叫张二取来千把扇子，效法当年书圣王羲之，提起判笔在每把扇子上或写字或画画。书画完毕，就吩咐张二赶快卖了扇子还债，并宣布退堂。苏东坡的字画是何等的值钱，张二的扇子旋即以高价卖光，一桩民事案顷刻化解。此事一传十，十传百，被杭州百姓传为佳话，人人称颂苏轼为建造和谐社会立了大功。

虽然苏轼已尽其权限之内的所能，在杭州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有一件大事未能做成。他在欣赏湖景时，对西湖的状况进行了考察，湖中葑草填塞，先人兴修的水利工程将渐渐湮没，他为此暗暗着急。正当苏轼下决心开浚西湖之际，朝廷来诏命让他转迁密州。接旨之后，苏轼不禁惋惜地叹道：“不能遂吾志矣！倘与西湖有缘，除非再来。”

三

不知是缘，是命，还是精诚所至的感动，苏轼真的又回到了杭州，而且这次是以一把手的刺史身份。天遂人愿，苏轼这下子可以在杭州做一番事业了。因此，尽管这次他还是被朝廷权臣打发出京的，但却不以为不悦，倒是十分欣喜，道：“吾昔日未了之愿，今者可以完矣。”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到了杭州，见到父老远迎，甚为高兴。在给皇帝的报告中，他说：“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相迎如旧。”一到任，苏轼就急急地去看西湖，他痛心地看到，阔别十六年，葑田已扩大到湖面之半，“葑合平湖久芜蔓，人经半岁尚凋疏”，因此深感忧虑和焦急。这年杭州先是大旱，又继以大涝，饥荒疫病一齐袭来，给苏轼来了个下马威。苏轼一面上书朝廷，请求减税；一面打开官仓，减价平粜；同时提出官库中的余钱，加上自己捐的俸禄，用以设立病房，延请良医，置买药物，救济灾民，终于领导杭州民众渡过了灾荒。

灾荒的教训，更使苏轼下决心治湖。他通过考察调研，找到了水旱之患的根源均在于丛生的葑草，再不除葑田，西湖将在二十年内湮于一旦。西湖一废，杭州淡水之源六井也将枯竭，居民没法生活，城市亦将不存。警钟声声，形势逼人，苏轼认为事不宜迟，必须立即整治西湖。他向宋哲宗呈上一份奏议《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其中说道：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唐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方是时，湖溉田千余顷。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合，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苏轼的报告得到朝廷批准后，即组织二十万民工，择吉日动工。丛生的葑草太多，堆积到什么地方呢？一个极妙的办法就是将这些葑草和淤泥取出来，填筑一条沟通南北的长约五里余的堤，将湖一分为二，西为里湖，东为外湖，这样既除去了葑田，又方便了行人和游客的南北往来。为通水利以便游舫往来，堤上建造了六座桥，依次命名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为防湖泥淤积，苏轼在湖水最深处立下三座石塔作为标志，规定三塔之内不准种菱植藕；三塔之外，募人种菱收息，以偿修湖之费。当时正值饥荒之后，百姓闲居无事，听说太守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无不踊跃投入，加上又有钱米日给，更是蜂拥而来，掘挖挑筑，不数月就完成了工程。

除尽葑草、挖深了湖床后，苏轼又一鼓作气，挖深杭州的茅山、盐桥二河，令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又造堰闸作湖水蓄泄之限，从而做到了湖水不入市，六井不受淤泥之害。至此，终于大功告成，夙志已遂，从此五谷丰登，民康物阜。苏轼心中好不高兴。这是苏轼期待多年的一天，他知道一旦疏浚西湖的工程得以成功，杭州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在工程开始之后，他就以一首《南歌子·湖景》的词，记叙了他亲自在船上指挥工程的情景。他在其中表达了愿将余生寄与一叶扁舟的决心，希望开葑筑堤后的西湖，湖光月色满映于万家楼台间，民众得以享受菱芡美味，从而也流露了他对杭州人民的深厚感情：

古岸开新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记取他年扶路、入西州。

佳节连梅雨，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

水利工程竣工之后，苏轼趁热打铁，又组织民众在湖堤的两旁遍植桃柳芙蓉，以卫护和加固堤岸。后来，杭州知州林希题下了“苏公堤”，以此命名湖堤：

青红一线界沙堤，日日香风逐马蹄。

三月桃花无浪起，六桥柳色有莺啼。

官亭飞盖春相接，酒舍收旗晚自迷。

游子岂知坡老意，两山长拥夕阳西。

（宋·董嗣杲《西湖百咏苏公堤》）

苏堤使西湖锦上添花，从此，一泓碧水的西湖湖面上，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见晓雾暮霭中，红桃绿柳，金镶玉嵌，分外妖娆；不论晴雨明晦，湖光山色，步换景移，妙不可言。尤其在春浓湖堤、和风戏柳的季节，湖堤更变得几树啼莺、一路醉意，被世人称道为“苏堤春晓”。清康熙皇帝游湖，将此景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并在望山桥南立有“苏堤春晓”御碑亭。而远眺湖堤，烟水空漾，柳色如烟，又成为“六桥烟柳”的胜景。明朝“公安派”之首袁宏道在《西湖游记二则·晚游六桥待月记》一文中写道：

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白天的六桥已是如此艳丽、繁华，而到晚间月下，则更是妙不可言：

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宋、元、明、清，苏堤盛景，始终不衰。南宋诗人吴唯信曾写下过歌咏清明时节游人到西湖踏青的优美诗篇《苏堤清明即事》：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元人尹延高也曾咏赞：

翰苑仙人去不还，长留遗迹重湖山。

一钩残月莺呼梦，诗在烟光柳色间。

苏堤与白堤一起，长筑在西湖的胸中，也长驻在杭州人民的心中。苏堤造福于人类，历史也记住了苏轼。

苏轼疏浚西湖、建造湖堤后，在湖中又建三座石塔，名为三潭。三潭毁于明初，后又移建，并在原三塔处用湖泥堆积成绿洲，洲上建造一座九曲桥，构成了“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园林奇景。而在洲边亭亭玉立于湖面上的三塔，塔腹中空，各塔有五个孔眼，内外相通。每逢月夜，特别是中秋佳节，在塔内点上灯烛，烛光透过孔眼，与月光、湖光相融，形成迷人的“三潭映月”，成为赏月胜境。尽管“三潭映月”非苏轼亲自所为，但却源自他的三塔，也是他在兴修水利时，为杭州民众留下的一份宝贵的“副产品”。

杭州百姓感念苏轼为他们做的好事，纷纷杀猪宰羊，慰问和酬劳这位贤太守。苏轼对父老们的一片真情十分感动，觉得却之不恭，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与民同庆的办法。他以独特的烹调方法，把收到的生肉烧制成香酥不腻、肉色红艳的熟肉，然后切成许多小块分赠给全城百姓。这道佳肴成为流传至今的杭州特色菜——“东坡肉”。

为官一时，世俗以为是显赫、辉煌；其实这种经历往往是机遇的孪生兄弟，因为夸大了这种经历的含金量，不仅有意无意地欺骗了自己，而且也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他人进入误区。更何况时局多变，人事孰料，福和祸两个极端，又常常会置换于瞬息之间。真正的显赫与辉煌，在于充分珍惜和利用这短暂的为官一时，为历史多涂抹一层绚丽，为时代多映照一点璀璨。西湖中的白堤和苏堤，不正是显赫和辉煌的表征和见证吗？

“平堤绕碧想前贤，太守风流接踵传。”杭州人民爱戴和怀念唐、宋两位太守白居易和苏轼，连他们身上多多少少的酒色财气，也被善良的百姓称道为风流韵事，有人还以诗作解释：

嬉说虽说乐民乐，细想风流实近淫。

何事斯民反羡慕？盖缘恩泽及人深。

四

杭州既多山水美景，也多风尘女子，在杭州做了五年官的苏轼，不仅免不了与这些妓女打交道，而且于公于私都沾了边。因而这位“风流太守”留下的不单单是人们喜闻乐道的风流逸事，甚至连他处理的政事竟也变得“风流”起来。

一日，两名官妓各拿着一纸牒文来到官府求判，其中一名叫郑容的要求落籍，另一名叫高莹的希望从良。苏轼看了两人的牒文后，点头应允，随手提笔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分判在两纸牒文上，判书写道：

郑庄好客，容我楼前先坠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莹骨冰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他将判词送给几位府僚看，大家看后不解何意，但面对的是一把手，何况又是天下名家，因此都异口同声地奉承道：“好词，好词！”苏轼听后，心知肚明，不禁微微一笑，然后用朱笔在词文每句之首圈了一字，让诸公再读。这时大家才看懂了，原来苏轼已通过这首词，将“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个字判在牒文上。人们叹服苏轼的文才之高，也调笑他的风流雅兴。

一次，苏轼在湖滨宴客，召来一名叫群芳的歌妓唱歌。群芳奉命唱了一曲《惜分飞》，词曰：

泪湿栏杆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

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苏轼闻词，暗暗吃惊，问道：“此词笔墨风流，是谁写的？”群芳支吾其事，不肯直说，后来禁不住再三盘问，才说：“这是昨日任满回去的推官毛相公临别时赠我的。他再三叫我不要唱这首歌，但我以为他已经走了，这里已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偶尔唱了一次。”面对神色惶遽、以为闯下大祸的群芳，苏轼叹息道：“毛泽民与我同僚，在此多时，我竟不知他是个风雅词人，还谈什么去觅知己于天下，这真是我的过错！”随即写书差人去追毛泽民返回杭州。毛泽民返回后，苏轼深深谢罪道：“即使小弟有眼不识，也不该叫老兄去而复返；之所以苦苦把你叫回，是为了给群芳的兴致增添些气氛。”此后，苏轼挽留毛泽民，诗酒盘桓于西湖月余，才放他走。由于大诗人的赞赏，毛泽民在后来大有声名。

爱才的苏轼也十分怜妓，特别是对富于文采的妓女。他第一次到杭州时，看到一名妓女琴操，才13岁，但却性情聪慧，喜读佛书。第二次赴杭，琴操已经29岁了，苏轼对她很怜惜，怕她堕落风尘，迷而不悟，召她到湖中饮酒，与她参禅论道，并以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话对她点化：“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听了，恍然大悟，第二天就削发为尼，参访佛印禅师，留下了“东坡三化琴操”的美谈。

爱才怜妓的苏轼，更使一个杭州名妓朝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朝云姓王，字子霞，杭州人，是个能歌善舞的美女。她不仅姿色极美，而且性念很高，鄙薄庸俗村夫，轻视纨绔公子，不是水性杨花的风尘女子，因此一见面就引起了苏轼的注意和青睐。在与她酒酣之际的谈话中，苏轼更感到这是一位有才有志的女子，不得已误入风尘，绝不是她自己之过，遂下决心娶朝云为妾，从此朝云就一直随侍苏轼。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继室王夫人去世后就没有再娶。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到偏僻的惠州。南下惠州时，苏轼辞去了其他几个侍妾，只带了朝云。

不幸的是，由于水土不服，朝云于绍圣三年在惠州病故，年仅34岁。朝云死后，苏轼深念她对自己的深情和忠诚，凄然伤怀，心境难以平静。他写了《朝云墓志铭》，又作了《悼朝云》诗，后来再吟下一首抒发自己哀伤之情的《西江月》词，以梅花隐喻朝云，悼念这位患难之交：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风。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朝云的离去给苏轼寂寞的晚年增添了难言的孤独。苏轼离开杭州时，在西湖留下了苏堤，带走了朝云。朝云对于他来说，是心爱的侍妾，更是西湖的影子，杭州的留念。在苏轼最后几年的人生之旅中，他艰难而蹒跚地踽踽独行，从惠州再南下海南岛，实际上他被流放到了天涯海角。在他生命的灯油将尽之际，终于被赦北归到常州。次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

苏轼的一生，像一匹被无情鞭笞着的骏马，不停地奔波迁徙，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二度驻足杭州时，西湖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欣喜，这片多情的湖留给他一方用武之地，使他充分施展了治国安民的才能，又让他在这里挥洒才情，尽显风流。杭州百姓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所爱戴的风流太守是带着伤痕来到西湖的，即使在游赏西湖时，脊梁上仍压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的种种风流行为，不过是一种寻求自我解脱的苦中作乐。然而，无论如何，西湖终究给了这位豪爽、潇洒的大诗人以短暂的欢乐。

第二次离开杭州以后，苏轼再没机会回来探望西湖。但是，西湖却留下了苏轼，留下了他的形象——“苏堤”，留下了他的心灵之声——“苏诗”。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在其《西湖十景·苏堤春晓》诗中云：

烟柳幕桃花，红玉沉秋水。

文弱不胜夜，西施刚睡起。

睡眼惺忪的西子，昨夜是否又梦见了“风流太守”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