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抱琵琶半遮面

犹抱琵琶半遮面——《皇帝的新装》主题之再见

本着“教是为了不教”的原则，从1989年始，我曾对当时《教学参考书》中关于《皇帝的新装》中的主题归为“塑造了一个穷奢极欲、昏庸虚伪的皇帝形象，以他受骗出丑的故事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昏庸、愚蠢”的说法产生怀疑，并根据童话特点提出自己看法，即，“通过皇帝新装的故事，说明了‘唯无邪、才真实’的道理，同时也勾画了‘有邪者’丑陋的嘴脸，并以此劝谕人们，如果存心不良，一味地追求虚荣，就只能自欺欺人，连至尊至贵的皇帝也要出乖露丑。”1992年以“唯无邪，才真实”为题，参加华中师大“全国语文教师论文大赛”获得二等奖，1993年结集于《语文教学论集》，并于第二年以《(皇帝的新装)主题之我见》为题在华中师大《语文教学与研究》第七期上正式刊出。在此期间的1990、1991年中也多次向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虽未得回书，但1993年始的《教师教学用书》(简称《用书》)中则改为:“童话以讽笑之鞭无情地挞伐了腐朽的封建王朝，无情地挞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和一群道貌岸然的大臣，褫除了他们身上的华衮，把他们的愚蠢、卑鄙、虚伪以及为了保持权力不惜自欺欺人等等恶行，掏出示众。童话还告诉我们，应该保持天真烂漫的童心，无私无畏，敢于说真话。”虽然《用书》已改，但我依然有话说:

一、立论不确

一九九二年止的《教学参考书》对童话解释为:“童话，常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

一九九三始的《用书》则改为:“童话可分为两种，一种和寓言相近，每篇说明一个道理，这一类比较浅些;另一种与小说相近，并不直接说明一个道理，而是揭示生活中的美和丑、真和假、善和恶，这一类比较深些。这一篇《皇帝的新装》和安徒生的其他许多童话属于后者。”

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寓言、童话、小说，它们统属于文学艺术的不同分支，是处在并列地位，各有自己的特点，并无彼此间的高低深浅之别，如古希腊的伊索、丹麦的安徒生不都是因他们的作品而名扬世界吗?在中外文学史上又有谁认为他们比莫泊桑、巴尔扎克这些短、长篇小说中的艺术大师有着深浅上下的区别呢?并且同一文体的童话，无论其内容的丰富与否，大都通过故事围绕着真善美等方面说明道理。而至于寓言、童话、小说间的关系，一般是:童话与寓言，是同在由此及彼，异在寓言篇幅短小，童话内容丰富;童话与小说同在它们结构上都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异在童话由此及彼，小说由此及此。并且就小说篇幅而言，不也有长、中、短篇和微型之别吗?因此我觉得，童话就是童话，小说就是小说，不能抑此扬彼，也不能厚此薄彼。《用书》这种随意立论的态度是实不可取的。

二、论据不力

《用书》为确立自己观点正确，特意在文后练习中列举了叶圣陶先生关于《皇帝的新装》的续写，以求得名家效应来增加力度。当然叶圣陶先生是我国伟大而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在做学生时，亦使我从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古代英雄的石像》、《夜》等文著中看到先生的才华学识以及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之心而敬仰不已，当了教师后，这种感觉尤炽。但是，名家也应准确。根据文体的特点，我也只能实事求是的感到叶先生的续作是智者之失。因为童话是由故事来说明道理，如道理已明，则“辞达而已矣”;反之，则成了添足之笔。同时安徒生写作《皇帝的新装》正值其创作的旺盛之时，若仍需续写，作为能饮誉于世的童话大师怎会不明此理?乃因依据文体的特点，非不能也，实不需也。而且从童话根据故事和主题的归纳关系看，安徒生的童话中又有哪一篇不是由此及彼的呢?并且叶先生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对主题的归纳不正是按照了由此及彼的归纳吗?

当然也可说这样续写可锻炼学生的想象和联想的能力，其实要做这一训练，小说、散文中又哪一文体不成呢?而且任何的一种想象和联想都要有着一根主线去起支配作用，因此，我认为，还是保持原著的寓意为上策，它可给人以完美性，如果随意妄加附会，那就有狗尾续貂之嫌了，也正如列宁所谆谆告诫的那样，在真理面前多迈半步即成谬误。

三、引证不公

《用书》在介绍引证资料方面，从各册的容量上看确实更加全面翔实了，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对层次划分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开阔师生眼界。可是在《皇帝的新装》一文的引证资料上，则不是在引证了一种观点的同时，也予另一家的说法提供与广大师生见面的机会，而是在列举了叶圣陶先生的续作同时，又举出了鲁兵先生的同类续作。尽管如此，我也欣喜地看到，自我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又于1995年5月31日的《法制日报》上看到刊出了王乾荣先生的《童话》一文，还有同年《文汇报》上登载的上海话剧院引进日本改编的戏剧《皇帝的新装》，这两者都首先对文中的无邪童心予以了充分的肯定，我深深的盼望着我们的编者至少能提供一个机会，让全国的语文教师能就童话教学的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