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应为讽喻诗

《蜀相》应为讽喻诗

诸葛亮是蜀汉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史书和民间故事的流传中，诸葛亮已成了智慧的化身，极受后人的推崇，像唐朝的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诸葛亮的事迹为题材所作的诗歌前后就有《八阵图》、《蜀相》、《古柏行》、《咏怀古迹》(五)等多首。现代的教材也历年将《蜀相》作为必修教材。可是欣赏中人们都只是遵从传统的观点将其作为一首普通的赞扬诗来欣赏，其实联系作者作诗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诗句，我认为更应称之为讽喻诗。

《蜀相》写于公元760年，当时安史之乱已是第五个年头，在全国军民的同仇敌忾中，平叛战斗已转入了反攻阶段，郭子仪、李良弼等九节度使率大军追剿已呈包围之势，安庆绪(安禄山之子，已杀父自立)统领的叛军已退至相州。正当胜券在握的时刻，唐肃宗却忌讳功臣，特地不设统帅，还让毫无军事指挥能力的宦官鱼朝恩作监军，致使九军无帅，没有统一调度，顾此失此，被叛军在邺城打得大败。当时整个唐朝上下，无论前线后方，莫不痛心疾首。诗人得知败绩也是忧心如焚。在忧虑的同时诗人又想到如何就当时情景予以劝谏。这时他流徙辗转到了成都，他不禁想到了蜀汉时刘备与诸葛亮鱼水相偕的君臣之情。因而首联便是“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丞相祠堂的庄重肃穆更显得人们对一代名相的无比尊敬与爱戴，一个“寻”字又可看出作者的心情是多么的急迫。起承只为引导大家思考:是什么原因能使诸葛亮获此殊荣呢?颈联则分析出了原因，那就是君贤臣忠。“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面对当朝状况，故而就有尾联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的感慨无奈。

作者巧借历史典故，对失败的教训总结是多么的深刻，它既有对肃宗决策失误的痛惜，也有对身为大将的郭子仪、李良弼等人没抓住机遇的遗憾，因为从古以来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遗训。我们好像听到诗人在语重心长的谆谆告诫:当年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六出祁连而未捷，而我们却千万莫使这出英雄的悲剧重演。

“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论诗的名句。而在此之前，杜甫却已身体力行了。每当提到讽喻性的作品，人们都推贾谊的《过秦纶》、杜牧的《阿房宫赋》与苏洵的《六国论》，其实，《蜀相》完全可以与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