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唐朝豪迈之士

记唐朝豪迈之士——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在群星璀灿的唐代文学史上，人们誉其为“诗豪”，其代表作《陋室铭》称得上是千古传颂的佳作，可是人们对文意都是以“安贫乐道”而概括之，尤其是对“往来无白丁”中“白丁”和“无丝竹之乱耳”中“丝竹”，分别解释为:“原意是平民，这里指没什么学问的人”和“嘈杂的音乐”等，至于“白丁”就连清人编撰的《康熙字典》和《辞海》等工具书都只作如是之说。如单就本文泛泛而看，此说可成立。但联系刘禹锡的一生，尤其是写作《陋室铭》一文时的情景，实为不妥。

据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刘禹锡》一文中的介绍:刘禹锡21岁，已高中进士，这在皓首穷经的科举年代不能不谓少年得志，其后又与柳宗元等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并极受王叔文青睐。虽然改革带来了生气，但触犯了大贵族大地主的势力，在他们的联合打击下，改革不久以失败而告终，王叔文被杀，刘禹锡与柳宗元等被左谪远地。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八司马”事件。但是在共同的遭遇中，刘禹锡与柳宗元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由于刘禹锡的刚正不阿，在《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写下“玄都观里花千树，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触怒了权贵，再次被贬谪时，当权者不顾刘禹锡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和他的一再陈情，要将他远谪到蛮荒的边地播州。在这种境遇下，柳宗元特意上书，要求把自己任地柳州与刘禹锡调换。虽然后来唐宪宗取消了这次行动，但刘柳情谊有了更深发展:《陋室铭》写出之后，柳宗元亲写了碑名;柳宗元去世，刘禹锡又毅然负起了为亡友扶养子女和整编诗文的遗托。他们这种生死不渝的交谊被列为文史上的美谈，令人景羡。从唐皇朝元和初年到长庆四年的二十多年间，刘先后任职于朗州、连州、夔州与和州，饱受颠簸迁徙之苦，在冷淡白眼中，刘仍不失昂然之气，他初到和州时，当地握有实权的官员对这个屡遭谪迁的职官是不放在心上的，分配住房时故意安排他住到冷冷清清的江边。刘禹锡不以为然，特拟“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争思辩”的对联一副;当权者见了，再将其住房改换，刘禹锡则再以“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表露心迹;然而刁难又接踵而至，迫使刘禹锡搬至“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无人居住的荒凉之地。此时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歧视，刘禹锡不禁豪情大发，义愤凝聚于笔端，一气呵成了名篇《陋室铭》，豪情满怀地表露了谈笑往来中有鸿儒而无白丁的情景。由此可看出这里的“白丁”是有所指的，它不是指没什么学问的人，而是讥讽识得字也有功名，却无起码人情气味的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小人。当然据《辞海》记载，在隋朝文字中，“白丁”是作“没有功名”之说，与“白身”同义;但到唐朝“白丁”又与“白徒”意思相同，指“临时征集未经训练的士兵”。这就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词义会有不同的变化。并且在古文中，“丁”也可作“字”解，如成语中“目不识丁”和“不识一丁”;而“白”则有“清纯专一”之义。联想到我们现代一度曾把只钻研专业知识而不关心政治的人形容为“白专”，不是同一类型吗?再有“往来无白丁”中“白丁”作“平民”或“没有什么学问的人”来解释，就好像刘禹锡是一个瞧不起民众的人。其实，看看作者当年所写下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这些《竹枝词》中的名句，难道不是作者积极地接近民众、学习民众语言所能写下来的吗?又据史料记载，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苏州遭特大水灾，刘禹锡于大和六年二月到苏州上任，他深入民间，寻访疾苦，在征得朝廷同意的情况下，从仓中拨出十二万石大米，按本州户口数平均分发饥民，并宣布免除赋税徭役，使人心安定，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大和七年十一月，刘禹锡以“政最”，赐紫金鱼袋，白居易特题诗志贺。刘禹锡在苏州一共两年多时间，后人把他和曾做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一起称为“三贤”，并建祠纪念，岁时致祭。另有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其中也就有蠲免百姓所欠的租赋、禁绝各种杂税等。这些又哪有轻视民众的心呢?因此古今之人对“白丁”一词解释实有所不妥。

至于“丝竹”一词，它处在“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之后，如说作者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为乐，显示自己无责一身轻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乐趣是显然不合的，并且把这前后两句定为一层，说是前后一致也不妥当。“可以”两句是说作者平日生活的内容，后两句应是叙述了作者作为一名谪官的境遇，它的含义应是说他平日里既没有宴饮陪客的机会，更没有处事理机的权力。从修辞的角度讲，“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既可说是对偶，又可说是借代，因为在古代士大夫饮宴会庆，往往是在席间安排歌伎艺人弹奏丝竹以侑酒，如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说的“主人下马客在船，举杯欲饮无管弦”，及听到了琵琶女的琵琶声，又“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又像《鸿门宴》中也有“军中无乐，请以剑舞”，从而留下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一典故;并且现今民间的红白喜事中，也有吹拉弹唱的风俗相遗传。这一切，都可证明“丝竹”与“筵宴”的关系，这样解释，也可避免与“可以调素琴”的矛盾。

更要说明的是刘在文中所表现的并不仅仅是安贫乐道的思想，而应是正贫乐道积极入世的精神。因为仔细想想:“安贫乐道”总是给人一种古代隐士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韬光养晦之状，而刘禹锡呢，虽然处在逆境之中，但穷且益坚，不改初衷，始终如一，富有骨气的执著追求，如“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在当时情况下，公然以这两位旷世之臣自谓自许不是最明显不过了吗?如果说刘禹锡写《陋室铭》是由于当时所遭刺激的即愤之作，那所题的“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的《望夫石》诗则又是一个明证了。依照诗歌中的比兴手法，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入世济时，希望唐皇朝能起用他的思想是多么强烈。当然如说这首诗还比较隐晦曲折的话，那当他经斐度力荐，以太子宾客和校检礼部尚书的身份上调进京时，他又特意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至此，我不能不由衷的感叹:刘禹锡，真豪矣哉!

因而统观全文，我觉得《陋室铭》抒发了作者正贫乐道、处逆境而不馁的积极入世的豪迈情怀，也充分的表达了作者推崇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挚友和鄙视那些只识字、也有所功名，却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小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