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造反派发现了我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就是解放前他带着我，在南京上过一次给蒋介石祝寿的堂会，那时候“极左”啊，说我父亲是“老反革命思想”，很有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可能。
我父亲是个老艺人，用我们相声行内的话说他是个“大将”，有一肚子的能耐，说学逗唱都好，但是在旧社会他染上了一个很不好的嗜好，抽大烟，那时候好多艺人都沾染了这个不良习惯。要说子不言父，我不能说他，他是我爹，可他一沾上毒品，这人就懒散了，再加上有我这个“小拐棍”，他就懈怠一些了，不那么拼命了，这就导致他的业务水平和知名度没有再进一步。可他这样依赖我，反过来把我挤兑出来了，迫使我从小说相声，九岁就“攒底”，这也算坏事变好事了，我得挣钱养家呀。
“文革”时翻出来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说他给蒋介石演过堂会，其实当时是蒋介石过生日，好多名演员都去了，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里演出，我和我爸爸去说了一段《对春联》，给了我爸爸两卷现大洋。我记得现场里那蜡烛有胳膊这么粗，台口正中挂着白崇禧写的四个大字“代理山河”。
李老师说到这特地嘱咐，这个你可别写啊，我说当时老蒋是民国总统，这是历史事实啊。（执笔者注)
我父亲本来就有心脏病，这样连惊带吓，病就更重了。当时他已经行走不便了，坐公共汽车都上不了车了，可造反派还强迫他去上班，我媳妇只能用推我们小孩的小车推着我父亲去南开文化宫，然后她自己去上班，下了班再去接我父亲。
后来我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可没有单位证明，医院不给资产阶级、“五类分子”看病。
她们娘儿俩实在没办法了，给我写信让我回来。我赶回天津找到南开相声队商量，说咱是不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先让我父亲看病啊，毛主席的政策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不许虐待俘虏兵了嘛？
造反派很不高兴，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不是还让他上班了嘛。我说上班他上不了，还是让他上医院吧。您给我开个证明，我给您写个保证书，我按上手印。他要不是反革命那就更好，万一是呢，他就是死了，咱也别叫他反革命逃脱了，您把他那“反革命”帽子给我戴上。
这么着，才开了证明，我送我父亲去看病。到了南开医院，心脏科没有病床，住进了皮肤科，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大夫姓管，是镇江人，跟我说送来晚了，我们想办法吧，可是要用什么药还要请示“工宣队”。
住院没几天，我父亲去世了，才五十七岁。
临去世，我父亲还很担心地悄悄问我：“我是不是那反(反革命)呢？”我说：“不是。”他说：“如果要是的话，你告诉我一声，我爬着也往河里奔(指去寻死)，我别连累你们。”我咬着牙告诉他：“您别多想，您不是。”我哪敢跟他说您要是(反革命)这“帽子”得我替您戴。
“文革”时的景况是不堪回首啊，红卫兵来抄家，把我家里祖传的几件古董都摔碎了。有一对康熙款的瓷掸瓶，几个康熙年间的香炉，一对帽筒也是老物件，全都毁了，连带福字的茶壶都给摔碎了。还有一套木版的《三言二拍》也都给烧了。
我们院有好几家都给抄了，有一个是“一贯道”的，还有有其他问题的，有挨批斗的游街的，有被剃成阴阳头的，院里有个我们喊老姨奶奶的也被批斗了，最后实在受不了，扎水缸里寻了短见。我们家比起来还算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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