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演出旗开得胜

我进了天津曲艺团，虽说只能当老师，我也高兴。教了没有一个月，杜国芝就跟我说，师哥您把我带进去吧，你当教师有要给学员展示一段的时候，你得有个陪教的。如果能行我给您当个陪教，我也先脱离大轱辘啊(修车工)。就这样，杜国芝也进了市曲艺团。

那时把我们分配到二队。当时天津市曲艺团分三个演出队，一队有骆玉笙、苏文茂、常宝霆、白全福、张志宽他们，都是名演员。经常去大城市演出；二队有马三立、郭荣起、小岚云(钟俊峰)、雪艳花(司马静敏)、曹元珠、李润杰、马涤尘他们，都是上岁数的，还有一些常年不上班的病号也归到二队；三队队长是弹弦的陈鹤鸣，相声是侯长喜攒底。

当时团里不知谁编了个顺口溜，说一队是主力，哪好上哪去；二队老弱残，常年不挣钱。三队陈鹤鸣，专门跑县城。

我那年虚岁是四十三岁，进团以后我就教学，教着教着机会来了。那是1980年5月，曲艺团一队到上海演出，在静安剧场，那是一个能坐七百多人的园子。

当时相声界最火的要数东北的杨振华，那是火得摸不得，他忙的时候坐飞机赶场，那时候买飞机票是要证明的，在当时那可就了不得了。他在静安剧场对过演，场场客满。在这边对过一剧场是关牧村演出，也是客满。这就给一队卖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上海观众非常喜欢相声，要是都演相声，上座率还行，要是和鼓曲联合演出，我们叫花场，卖票就差一些。这可能是语言不通的问题，也有欣赏习惯的原因，但是当时去的相声演员要推出一场相声大会力量又不够，所以团里决定从天津再调几个演员去增援。

带队的团长王济就给在天津的业务副团长李润杰先生打电话，让他和马三立老先生、王凤山老先生一起去上海支援，李润杰又推荐我，说把伯祥带着一块去，我当时是教师啊，李润杰说你先救救场，回来你还回二队。

结果我们到上海时杨振华已经去别处演出了，可我们团和剧场的合同还没到期，还要接着演。

我们一贴海报：天津曲艺团演相声专场。咱说实际的，这阵容也很强啊，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剧场是天天满座，有的观众还都买不着票。

曲艺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叫“开场”，最后一个节目叫“攒底”。因为那时上海演出有个习惯，演出中间要休息一刻钟，这样一晚上就有了两个开场和两个“底”，休息之前的那个节目叫“小攒底”，休息之后的那个节目叫“小开场”。当时负责安排演出顺序的叫派场，派场有学问，如果是花场，就只有三场相声，其他是鼓曲，就是开头是个小坠子，第二个是我，观众还陆续进场呢。如果是相声大会呢，第一场是常宝丰、王佩元，第三场“小攒底”是马三立先生，第四场是“小开场”，我和杜国芝，第五场是李润杰，或者是苏文茂、马志存；最后攒底是常宝霆、白全福，天天是他们的底。

我在上海演的是《如此孝顺》《看红岩》，最火的段子是《结婚前后》，还有《蹬三轮》《学方言》。我那阵四十来岁还比较年轻，在台上也有人缘，我当时虽然是相声教师，但一到台上我就来精神了，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反响就特别好，这一下就算火了。经常有上海的观众来打听：“那个年轻的天津人今天演不演啊？”

我觉得在台上“使活”要试探着来，就像问路一样，看观众爱吃什么你就给什么，那观众能不欢迎吗？

因为我从小就去过上海，它那的地性我有所了解，我学方言说的上海话还算是比较像，我说的话观众听得懂。

你比如一个返场的小包袱吧：北京人说话叫大姑娘，“嘿，这大姑娘长得可真逗啊”；天津人叫闺女，“这闺女长得真哏儿啊”；到济南呢叫大妮子，“二哥，你看这大妮子长得杠了赛了”；最好的是我们上海，说话有味道，“侬来窥窥，小娘子生格面孔交关嗲叻”。这包袱“当”就响了。这观众欢迎啊，说一段两段下不来，还让返场。

到了上海每天都演出，演出结束放假了，我和杜国芝说，好久没来上海了，咱逛逛吧。上海5月份天气就很热很热了。我们去逛上海的豫园城隍庙，那里最好吃的就是小笼包，我们两个喝点酒，吃完了小笼包，从饭店里出来，走走九曲桥，杜国芝那个时候就胖，肚子也大，体重得有二百来斤，他说哥哥不行，我太热了，我得在这亭子里边凉快凉快，我说你凉快凉快我等着你。

他坐那歇了会儿，胖人都爱睡觉。他坐着坐着就歪那块儿睡着了，露着个大肚子打上呼噜了。弄得来来往往的游客直看他，有两位女同志还捂着嘴直乐，说这人像不像猪八戒。我一听赶紧过去把他叫醒了，说国芝别睡了，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问我师哥怎么了，我这刚睡着。我说八戒你可别睡了，再睡把蜘蛛精都招来了，这城隍庙就改了盘丝洞了。

还有这么一段笑话，那个时候出外演出，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富裕。有时候要自己起火做饭，杜国芝做饭手艺好，都是他做饭。我们这一个小组几个人搭伙吃，完事一块算账。

有一次我们到南通去演出。杜国芝出去买菜，来一个当地人卖鱼，杜国芝问你这个鱼，杜国芝在台上是普通话，平常说话是天津话，问人家你这个鱼是不是鲜的？鲜鱼水菜嘛，卖鱼的是南方人就回答一句，“还的还的”，杜国芝就放心了。他那天起得太早，眼神儿也有点迷糊。既然是鲜的，他就把这鱼拿过来，给弄点调料，弄点盐，弄点酱油，都做得了，倒是挺热乎。

我们四五个人，还有常宝丰，把白全福先生请在当中间，杜国芝很有礼貌，先让白先生，说叔您先尝头一口。这白全福先生拿过筷子：我不客气了，你忙一早晨，还得让我先吃，这鱼看样子还不错，我先来，还有白酒呢。说完，白先生来口白酒，夹一块鱼，往嘴里一搁，他这嘴就咧开了。

杜国芝问他：“您怎么了？”

白先生说：“我要吐，你搁了有半斤盐吧？”

杜国芝说：“没有啊，我就搁了一勺啊。”

白先生又问：“那这鱼怎么这么咸啊？”

杜国芝说：“我问他了是不是鲜的，他说‘还的还的’呀。”

白先生说：“你听错了，人家说的这是咸的，不是鲜的。”杜国芝说：“那我再给您换一块？”

白先生说：“你甭换了，我这一块够吃一个星期的。你要再给我换一块，我飞着就回天津了。”

我们这回在上海演出是大受欢迎，我心里一直记着我妈的嘱咐，好好干，好争取转正啊。所以我到上海就卖力气演出，观众很捧场、欢迎，我心里也挺高兴，还有点沾沾自喜。

演出结束回天津，我又回到了演出二队，我们的老队长是弹弦的著名琴师马涤尘，他就问我：“伯祥，听说你这回在上海了不得？火了？”我说：“叔，这都托大伙儿的福。”

“你也别说托大伙儿的福，你就说说你是怎么个火法儿？”

我说：“您给我猜猜，如果这次在上海我要是小火呢？。”

他乐了：“那你就要遭‘吾攻’了。”这是我们的行话，就是招恨了。

我说：“那我要是大火呢？”

“那你就遭‘吊脚’了。”(就是想办法要治你了)

我说：“那我要是不火呢？”

“那这儿就不要你了，这地方不养闲人呐。”

我说：“你还让人活吗？”

他乐了说：“这就叫买卖生意。你就在二队这忍着吧。”

我就在这忍着吧，一边教学，有时也演出。如果是小岚云、王毓宝、马三立等老艺术家出来演出，我在中场演，如果他们不出来，我“攒底”。可还是挣我那五六十块钱。

后来到了10月份，二队的创收指标还差几万块钱没完成，李润杰也在二队，说这样吧，差这几万块钱咱们要争取完成了，这回我带队咱们去趟太原、阳泉，可必须带着伯祥，让他“攒底”。我说我得教学啊，他说那就带着小戴他们一块去，也上场练练兵，长长见识。

我们去了太原，戴志诚、郑健开场，后边是李润杰，还有王毓宝、小岚云等老艺术家，他们那时的知名度很高，一报名字下面就热烈鼓掌欢迎啊，我攒底。开始一提我，没名啊，观众没反应。那时我是教师啊，虽然攒底可我不是正式演员，团里也没给我做演出服，我就穿李润杰的大褂，他瘦嘛，个头比我稍微的猛一点，结果我一上台，一段《报菜名》、一段《结婚前后》就“打遍”了太原，连演了一个月。这一炮就打响了，没人“吊脚”我了。感动得王毓宝先生她们那些老演员去找领导去了，说这得给人家伯祥涨工资，出门在外的给人家五六十块钱不够吃的。这是后来别人跟我学说的，我到现在都很感激这老几位。

领导没办法了，就说伯祥，回天津咱就想办法，准备给你定为十级演员，每月工资九十八，我们征求了大伙的意见，苏文茂先生说应当再升一级，定九级，每月一百一十一块五。苏先生说他都四十多了，以后不好涨了。那阵苏先生是八级演员，工资一百二十九块。杜国芝也表态了，说只要给伯祥涨，一分钱不给我涨都行，我只要求能进团。

回天津以后，涨工资的事也没人提了。转眼一年试用期满了，领导找我谈话了，说你的工资涨不了，一年期也满了，你看看是回原单位啊，还是继续在团里再等调级的机会？

这时候学员基础课也教的差不多了，上海、太原、阳泉演出也演完了，领导这么说，我觉得多少有点儿“过河拆桥”“吊脚”我的意思了。

我回到房建队一说这情况，书记傅向东气得不得了，直拍桌子，说这又不是借瓶醋，说不用了就给送回来了。伯祥，你要是回来咱就接着看夜。我说我觉得太窝囊了。傅书记说，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回去和他们说，我们这看夜这个活是照顾老年人的，因为李伯祥是文艺界的，我们照顾你让你看夜，现在走了一年安排别人了，后边还有六十七个人盯着这工作呢，你要是回来也行，只有“苦大力”的活了，你干得了吗？干得了就回来。

我一听傅书记这是向着我啊，我就回曲艺团和领导说了这番话，领导眨眨眼说，那我们给你找个其他单位看夜你看行吗？他这句话当时把我气乐了，我说领导您看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领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在原单位处的都挺熟的，您这曲艺团调我来给学员上课，为了救场还南征北战演这么多场，这满一年了给我另找一家看夜，早知是这样我不来好不好？问得这位团领导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隔了一个礼拜，我去找团领导了，说请您还给我退回我原单位得了，我不愿意在这干了，我不愉快。可能团里还真去找房建队了，人家答复说，来了也行，只能是干烧砖、烧瓦、刨沟的力气活，看门的工作没有了。他们就没办法了。

说到这，李老师嘱咐我说，兄弟你写到这可要躲着点，看着哪些不能写，咱可要讲道德啊，可别给傅向东书记惹事，人家是为我好啊。（执笔者注）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曲艺团当时领导的本心本意，我和他也没仇，可能他也是被人左右，究竟被谁左右呢？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我在曲艺团工作的心情就不愉快，可又没办法，我四十多了调动也不容易了，在团里又不受重视，为什么我在台上总说感谢观众，我这点小知名度，完全是观众们认可我、捧我的结果，另外还要感谢媒体，给我出头露脸的机会。我一直感谢观众朋友和媒体朋友们的这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