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无“散文”的名称，这类文章的名称，最早叫“书”，叫“春秋”，后来叫“传”，叫“语”，叫“子”。这些文章中，后来一部分上升为“经”，一部分叫“史”。屈原将其称为“辞”，汉朝叫“赋”，六朝叫“骈文”，韩愈叫“古文”，并倡“文以明道”。后来又有小品文、杂文等诸多称呼，而“散文”的名称是白话文出现以后才有的。
散文，这个命名有点意思。《庄子》里，讲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人为“散人”，照此说法，“散文”就应该是“无用之文”的意思了。可是，《庄子》在把无用之木命名为“散木”的同时，又把有用之木命名为“文木”，则“散”与“文”为一组对立的反义词了。如是一说，“散文”一词，其构词，犹如“是非”“对否”“好坏”“黑白”“荣辱”，是反义并列法，而不是偏正法，“散”不是偏，“文”不是正。既然“文”不是正，“散文”说的就不是文章。——好在庄周先生没有用“文人”来指称“有用之人”，算是给舞文弄墨之人留了一些面子。不过，在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文人”确实不是对一个操持文字者好的评价，在他们那里，士志于道，写文章是要“文以载道”，要附庸经史而经世致用，文不是目的，文只是载体，被载的道才是目的。没有道，只是吟风弄月心灵鸡汤是上不了台面的，无病呻吟不行，有病呻吟也不行，只要是呻吟，就不行，就被视为“文人”，属于对社会既无害也无用的一类。
中国散文的历史中，唐宋八大家是巨擘。八大家之首，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一生低首三代两汉之文，自承“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就是《尚书》、《春秋》及其三传、《易》、《礼》及老孔而下的诸子、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古代图书分类中属于“经、史、子”三类。他们的价值，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作。其作者，非圣即贤，都是有大境界的人，都是得道弘道之人。所以，在韩愈看来，写文章，必有一个愿心：那就是明道。“文以载道”，是文章的使命，是文章的身份证，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既如此，则撰文之人，必是有道之人方才称职；撰文之前，必先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优入圣域，获得言说的资格。这种资格，首先是一种道德上资质，然后才是语言上的能力。先修养身心，再说三道四，用夫子的话说，叫“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由此，要舞文弄墨，必先有仁德有智慧有勇气：有仁德担当道义，有智慧勘破世相，有勇气说出真相。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高人苏东坡，说先秦诸子是“黄钟大吕”，后代作者则不过“秋虫时鸣”。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前者在争鸣时代，大狗小狗都可以叫；后者在一统时代，渐渐趋向独裁，大狗叫，小狗不能叫，或只能跟着叫，不能对着叫了。跟着叫，就只能如秋天的虫子，逢秋而鸣，歌功颂德，润色鸿业。
假如不愿跟着叫，又不敢对着叫，那就绕着弯子叫。这也是有传统的，《毛诗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说穿了，就是绕着弯子叫。但绕着弯子叫，有一个原则：不能让人听得出你的控诉和不满，你得不怨天不尤人只怪自己命苦才行。泰戈尔说：独裁者觉得受害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那个身处魏晋多事之秋、“名士少有全者”时代的阮籍，常常临歧而哭，长啸也是哭，唱歌也是哭，写诗也是哭，但诗中多用比兴，言在此而意在彼，弄得归趣难求，难以情测。其实，他用比兴，不是出于艺术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他有苦痛要表达，却又不敢让司马昭觉得他忘恩负义。这一点，司马昭明白得很，司马昭说，你这不叫艺术手法高超，你这叫为人绝对谨慎——至慎。好在司马昭知道阮籍胆子小，不会坏他的大事，还能给其他人做缩头榜样，也就放他一马了。这一类文章，大都归入“经史子集”中的最后一类——“集”中，身份要比前三类低。
所以，写文章，最高境界是先把自己修炼成圣贤，如孔孟老庄，即便述而不作，也自立德立言，功业不朽。其次是把自己修炼成烈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李大钊一般悬颈绞架，犹自张望着赤旗的世界。最不济也要保持着心灵的敏感——在不能当圣贤英雄的时代，至少心智健全，感觉正常。如阮籍，至少能感觉到时代的不对头，能明白自己被压迫着是在受苦而不是在承欢，从而能有被侮辱感并觉得痛苦。其实，作为一个作家，良知有时是这样的一种扭曲的状态：在不能说出真理甚至不能说出真相的时代，至少应该感受到痛苦并表达痛苦——哪怕是绕着弯子很艺术地表达痛苦。
以上的文字是读了穆涛的散文集《先前的风气》后，莫名其妙写下来的。读一本今人的散文集，联想起散文的历史——那是说明，我感觉到了，《先前的风气》是承续着散文的文脉的，是承接着先前的散文风气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风气之文。境界高迈，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几乎圣贤气象，直接最高境界。
穆涛的文字在当代是一流的文字，规范正道又幽默亲切，简约含蓄又意蕴丰足。规范正道看起来是文字的基本功，但是，当代很多作家却并不具备这份基本功，这份基本功是建立在对古代汉语娴熟掌握的基础上的，很多当代作家的古文修养显然不够。规范规范，那是规矩和模范；规格规格，有规才有格。有规矩，然后才可以说有高格。文字是有规矩的，是有门第的，是有身份的，是有等级的。
规范了，才能正道。规范是语法和词法，正道则是一种风格，它来自于作者的语言修养——他能判断出哪种语言风格是有境界的语言，有身份的语言。举例而言，这样的作家，自尊心也使他不会写出诸如“你有吃饭吗？我有”这样混血的句子。混血的句子，也是混账的句子。汉语是有文化的语言，因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大家辈出经典汗牛充栋，汉语身份高贵，气象万千，用汉语写作，有点像和大家闺秀谈恋爱，你自身得有些教养，至少得有对于文化的敬重，否则就如同高衙内调戏林娘子，那不是爱情，是对语言耍流氓。对语言的敬重，也是作者内心正道的体现。读穆涛的文字，因为其文字的正道，我就感觉他为人的正派，他在面对语言时的本分谦恭恪守规矩，使得他的文字呈现出一种高贵的气质。
但穆涛并不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他自有一份轻松幽默。有意思的是，他的这种幽默往往还不是出于文字效果的考虑，而是出于他轻松自得云淡风轻的态度：他可以举重若轻，他可以哀而不伤，他可以怨而不怒，他可以乐而不淫。穆涛的风格来自于他的性格，文字来自于他的气质，机智幽默却出自于他的憨诚厚道。因为他总是洞悉人心，所以不免常常幽你一默，机你一锋，但宅心仁厚，所以他常常是仁厚包裹着才智。他说事，总是留有余地，这是他洞悉世事，知道凡事都有因果，而因果不止一端，故不可极端；他说人，也是心存宽恕，这是他体谅人心，知道凡人都有苦衷，而苦衷不可尽悉，故不可究悉；他讽世，更是怨而不怒，这是他意在匡正，知道兴亡都有气数，而气数总有消息，故不可勉强。他热讽你，你心中五味杂陈但脸上却挂得住，因为他从不撕破了说；他冷嘲你，你感到切肤之痛却并不由此积怨种仇，因为他从不抵死了说。让你脸上挂得住，给你生路，这是他的厚道处。这种厚道，体现为文风，就是圣贤气象。所以，穆涛的文章，让我们想起先前的风气——文章的气象，就是人的气象。
再说简约含蓄。简约含蓄历来是语言的最高境界，它的根源也在人的境界。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晓晓善辩固然不是简约含蓄，但简约含蓄也不是吞吞吐吐闪烁其词，而是言简意赅，要言不烦，不是心中有鬼而是心中有分寸，不是想隐瞒什么而是要折衷什么。这种折衷分寸的根据是：这世界上，有大的原则，却也有小的通融，大处要分明，细处宜模糊，若一味计较，到最后反而没有满盘道理了。东方朔感叹：谈何容易！知道谈何容易，才能做出圣贤文章。
穆涛的文章谋篇布局上也极有特点。我们这一代，读中学时读的是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大家，三大家固然有其魁伟杰出处而不可妄加菲薄，但其不足处也毋庸讳言。他们都布局精心而结构精巧，却又动辄升华主题而文风浮夸，以文章的精心布局来重置现实中的时空关系从而再造现实粉饰现实。布局越是精心，对现实的扭曲越是严重，对事实的遮蔽越是严实；越是升华高超，越是虚情假意，浮夸空泛。影响所及，几代人很难脱其窠臼。但穆涛几乎把这样的风气洗刷殆尽，他提笔为文，不知何处下笔，又何处不可下笔，如同高明的画家，在一张白纸上，东一笔西一点，毫无心机，让我们莫名其妙，但到了最后，待意义水落石出，竟然万象毕呈，纤毫毕现，处处妥帖，无一笔不在其位，无一点不得要领，令我们喟然而叹。东坡先生说自己的文章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穆涛的文章，则给我不当行也行，有何不行；不当止就止，无不可止的感觉。这种谋篇布局，已达到不谋不布，篇局自在的神妙境界。盖穆涛撰文，用心不在文章，而在自家心意兴致，本自乘兴而行，兴尽自然可返，彼处既可起兴而行，此地有何处歇不得？文章不是文之彰，文章乃是心之迹，是心灵行迹，心行文显，心息文寂。
新时期以来，散文中“文化大散文”奇葩独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作品。但这种以宏大叙事为基本特色的散文，却也常常粗疏空洞甚至矫情，不仅缺少与宏大的规模相应的思想的厚重，甚至连一些基本史实和文本解读都不得要领，而其矫情煽情处，则正让我们又看见“三大家”的“升华”套路。跳得出跳不出前人窠臼，正可以验明作者的才力。穆涛散文，文化深厚却篇幅短小，大多数只有千把字，我暂谓之“文化小散文”。大者，往往有小算盘，小者，常常具大气象。穆涛的《先前的风气》，虽都是短小篇什，却是有良知的剀切之作，有德性的济世之文，有智慧的觉人之言。盖其真有文化，从而小而深厚，小而广大，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这是为文者的基本立足点和职业良知，今日操持文字者，多少人无此能力，多少人甚至无此意思！
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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