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寿镜吾·三味书屋魏若华

第28章　鲁迅·寿镜吾·三味书屋魏若华

寿镜吾先生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塾师。鲁迅十二岁时就跟从他在三味书屋读“四书”、“五经”、《周礼》、《尔雅》等书。他是鲁迅启蒙老师中值得钦佩的一位学者。

（一）

在我国浙江省东部，钱塘江畔，会稽山麓，有一座著名而古老的城市——绍兴。绍兴，是伟大鲁迅的故乡，也是他早年从寿镜吾读书学习的地方。

鲁迅从寿镜吾读书之前，曾在新台门内先后跟从远房叔祖周玉田、周子京读过书，但鲁迅后来说“我一字也不懂”，加上时间短印象不深，当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所以鲁迅真正的启蒙老师应该说是寿老先生了。

1892年（光绪十八年）2月，由于对塾师周子京的授业不满意，鲁迅即被父亲送到三味书屋这个私塾，开始了少年时期的学生生活。次年秋天，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鲁迅随母亲到离家二十多里的皇甫庄，在那里的外婆家居住“避难”，学业暂时中断了。1894年春末，鲁迅回到绍兴，又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直至1898年往南京前半年左右才离开。这样累计起来，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长达五年之久。

鲁迅读书的三味书屋，原名叫“三余书屋”。三味的“味”字，是寿镜吾先生的父亲把它更改了的。过去，古人把经书、史书、子书比喻为三种不可缺少的食物：经书如米谷，史书如蔬菜，子书如点心。据说，三味书屋的寓意正是来源于此。

三味书屋离鲁迅故居不远，其间隔河相望，距离也仅是百米之远。鲁迅说：“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1926年9月写的一篇抒情而优美的回忆性散文。读过这篇散文的人，大抵都会对三味书屋的那位老塾师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位老塾师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寿镜吾先生。

寿镜吾先生生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名怀鉴，字镜吾，浙江会稽人。他二十岁那年（1869年，清同治八年），曾考取会稽县“学生员”（秀才），后因对现实的黑暗和官场的舞弊看不惯，自己不愿再去参加乡试，于是继承父业，开始在三味书屋坐馆教书，直至于1930年8月18日以八十二岁高龄去世为止。寿先生在他的三味书屋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整整教了六十年书。

清末民初的私塾先生，大多是一些“求官不达”或“仕途不佳”而返回故里，以教书混光阴过日子的。但寿先生教书却极为认真负责，他除了每年扫墓的二月十七、十八、二十三、二十四日以及端阳、中秋放几天假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领着自己的学生们读书学习，真可谓专心致志、尽心尽力地扑在自己的“教书匠”行业上了。

寿先生的教学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他每天上午八时左右开始让学生们逐个地背书，背完书就接着给学生们讲课，而每次讲完后也总还要用红笔在学生的书本上工整地写上一个日期，以示自己讲授和学生学习的进度。到了放学吃饭的时候，他又总是跟着学生，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自己站在高起一个台阶的石桥上，远远地目送着孩子们走去的背影，察看他们有没有在路上贪玩或是打闹，直望着他们已经好好地走远了，这才放心地转过身来，微笑着回到自己的书屋里去。

寿先生教书与其他各家的私塾迥然不同。一般私塾“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可寿先生“给学生上书时必先讲解一遍，大概只有一个例外，便是鲁迅读完‘五经’和《周礼》之后，再读一部《尔雅》，这‘初哉首基俶落权舆’一连串无可发挥，也只好读读而已”。学生们即使是课余“作为读物”而“不懂”的，也可“随向老先生请益”，他都一一讲解。

鲁迅在三味书屋学习时期，一开始便读《诗经》，接着就读完了“九经”，除“经书而外”，寿先生还“间及汉魏六朝文辞”。

后来，鲁迅说过：“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了。

当然，寿先生算不上一位“大学者”，但我们从他教书的情况看，他平时在课前一定是认真地做过一番精细的备课工作的。他一有空，就读书钻研，而且在读书做学问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生吞活剥、人云亦云。

由于寿先生教书极为认真，对学生也极为负责，所以家长都愿意把孩子们送到三味书屋去上学。据说，他的学生“一年四季”，不论相距“远近”，“总是坐满一屋的”。可见寿先生的三味书屋，在绍兴一带是深得众望、负有声誉的。鲁迅母亲鲁瑞后来曾对俞芳谈到周家的“择师要领”时，说：“规定了两条：第一，学问好，为人正直；第二，不打孩子。因为打骂中长大的孩子，好的不多。”细细揣摩一下，这里是有许多道理的。我们不难理解，鲁迅的父亲为什么会前后更换周玉田、周花塍、周子京三个塾师，舍近求远地把他送到寿先生这里去读书了。

（二）

寿先生开办的三味书屋，是当时绍兴“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其实，这种“严厉”主要是表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上。

三味书屋每年收的学生不多，一般保持八个，最多十个左右。寿先生“自说因精力有限”，多了“就照顾不到”。实际上，寿先生授课的三味书屋，据许钦文在《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中说：充其量也不过是“三间打通的一个侧厢”，“只容纳得十来个学生”。每当收新生时，总先得经过寿先生认为为可靠的熟人介绍，然后是寿先生亲自到学生家里去看过，他认为是“品格方正”的孩子，点头同意了方可入学。报名日期是在“正月十八那天”，由学生“自己背着桌椅”来入学，错过了这一天，三味书屋就不再收新生了。这种“规矩”虽有些过分，但与当时那种专谋私利，只要有钱就收下，而收下了又不好好地教，三天两头借故放假，而且一年四季，甚至初一、十五都还要巧立名目地收所谓“银珠钱”（即“批改文章的费用”）的王广思私塾相比，显然是要进步、开明得多。

寿先生以“督教甚严”著称。他不管是谁家的孩子，只要送进三味书屋就得刻苦用功。他教学生，“一点一划”，都从来不苟且偷懒。按他的“教规”，学生听课时书本一定要摆端正，不许在先生讲课时三心二意，也不许在别人背书时自己高声喧哗，还不许在书房的墙壁上涂一点墨迹，更不许在上学时迟到早退。如果发现学生三天不来上学，他就会亲自找上门去询问：“家×××为啥勿来读书格？”家长说是生病或因什么事而没有去，他这才“噢、噢、噢”地应声回头走，边走边还叮嘱一句“介末（那么），毛病好了叫伊毫燥（快点）就来!”但平时他对学生不摆架子，显得严峻而又慈祥，所以孩子们总觉得他尊而可亲、严而可敬，不像一般塾师那样面目阴冷、令人生畏。

寿先生虽备有一条戒尺，放在他授课的那张未经油漆过的方桌上，也有“罚跪的规则”，“却都不常用”。偶尔遇到实在淘气、不听话的学生，才用戒尺在他手心上“轻轻的扑五下”，似乎是用蒲鞭示辱的意思，“目的不在打痛”。有时，当调皮的学生把他气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一怒之下也会把学生“推出去”。“推出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勒令退学”，这是三味书屋最严重的处分了。一般情况下，像学生们一个个偷偷地溜出去（“他目力极差，为高度近视”），跑到书屋后边的桂花园里去玩的时候，他只大声叫道：“人都到那里去了!”待到大家都陆续回来，他也不过是狠狠地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当学生们“放开喉咙”，“人声鼎沸”地重新读起书来的时候，他自己也随之息怒，聚精会神、若无其事地读自己的书。当他读到得意的地方，还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寿先生的三味书屋，在当时算得上是开明而民主的。据有人回忆，那时绍兴的一些腐败塾师，对待学生是相当狠毒的。有的“打手心要把手背顶着桌角”；有的“用竹枝打学生的脊背，再给洒上擦牙齿的盐”；有的“把学生的耳朵放在门缝里夹，仿佛是小孩的轧核桃”。附近的“王广思”私塾，学生们不但经常被痛打罚跪，甚至厉害到连出去小便还要领取“撒尿签”，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所以，有人谈到寿先生时就说：“他的书房可以说是在同类私塾中顶开通明朗的一个。他不打人，不骂人，……先生律己严而待人宽，对学生不摆架子。”

在孩子们眼里，寿先生虽然表现得很“严”，但严而不厉，严而可亲。当然，对于天真烂漫的孩子来说，这种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可待他们长大成人，再回过头来重温这段生活的时候，又怎能不变成亲切的怀念呢？所以，直到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时候，还饱含感情地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寿先生读书时的神情姿态、形样动作，甚至个别语句，像“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之类不解其意、不知作者、不明出处的句子，尽管这些句子艰深、古怪、涩口、乏味。

寿先生作为塾师，当然喜欢规规矩矩、刻苦用功的学生，儿时的鲁迅，好奇心强，爱动不爱静，一开始确也有点所谓的“调皮淘气”。那时，鲁迅常常趁先生不注意，溜到书屋后边的园子里，寻找大自然的各种乐趣。他时而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时而在地上或是桂花树上去搜寻蝉蜕，时而又捉了苍蝇去喂蚂蚁，或是干脆在寿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嬉戏，用“荆川纸”蒙在小说书上去影描绣像。稍大点的时候，鲁迅不但爱看社戏，也常在脸上抹上五彩，赶到庙会里去装扮“义勇鬼卒”，参加当地农民、手工业工人为敬神禳鬼而演出的“目连戏”中的开场仪式——“起殇”。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鲁迅逐渐懂事，就不再贪玩，懂得了刻苦用功的重要。据寿洙邻忆述：“鲁迅初去时桌子排在南边靠墙，因为有圆洞门的关系，……接近往后园去的小门了。后园里有一株腊梅花，大概还有桂花等别的花木吧，也是毛厕所在地，爱玩的学生往往推托小便，在那里闲耍，……靠近园门的人可以随便溜出去玩，本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却不愿意，推说有风，请求掉换座位，先生乃把他移到北边的墙下，我入学时看见他的座位便是那个。”

同时，鲁迅也聪明好学、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他的这一特点很快就被寿先生发现了。有次“对课”，先生出了个对子叫做“独角兽”，不动脑筋的学生就胡乱地诌了起来。有的对“两头蛇”，有的对“三脚蟾”，也有的对“八脚虫”，还有的对“九头鸟”，甚至有学生出洋相，对了个“四眼狗”，这使寿先生很生气。因为鲁迅平时很注意课外阅读，知识面广，于是很自然地联想到《尔雅》这部辞书里的《释地篇》：“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接着顺口就对出了“比目鱼”，贴切而新颖。寿先生听后连连点头，把鲁迅大大地夸奖了一番，然后给学生们解释道：“‘独’不是数目字，但含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目字，却带有‘双’的意味。”可见是用了心思对出来的。接着把那个出洋相的学生狠狠地训斥了几句，他说：“‘独角兽’就是麒麟，而‘四眼狗’是什么东西!你看见过吗？”又有一次，寿先生出了个“陷兽入阱中”的五字课课题，鲁迅又很快地联想到以往读过的《尚书·武成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于是根据这本书上的话立即对了个“放牛归林野”，又得到寿先生的称赞。

对对子这门日常练习，是做旧体诗的基础知识课。老师说三言，学生就应该对三言。老师说五言、七言，学生就必须相应地对上五言、七言。严格地讲，所对的词性也必须一致，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而且还必须注意平声字对仄声字，仄声字对平声字，这是有一定格式和规律的。要使对答贴切新颖、准确无误，不狠下功夫、不广泛阅读、不深入理解词义是不行的。

通过这两次对课，鲁迅留给寿先生的印象很深。寿先生根据鲁迅独特的智力条件，在应学的“九经”之外，还让他多学了三部经书，大概这就是现在所提倡的“因材施教”吧。从这以后，寿先生让鲁迅“读的书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可就这样也没有难住鲁迅。这是因为鲁迅除了天资聪明外，在学习上他也是特别勤奋刻苦，很爱动脑筋的。

当时，鲁迅除了在三味书屋跟寿先生学习外，还常常利用过年积蓄下来的“压岁钱”，自己购买各种各样的图书，抽时间广泛阅读。有文史方面的“野史”、“笔记”，也有草、木、虫、鱼之类的自然科普读物。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曾一字一句地抄写过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如唐代茶圣陆羽著的三卷《茶经》（为我国第一部茶经），陆龟蒙的《耒耜经》和《五木经》，另外还抄了《野菜谱》及竹谱笋谱等五、六种谱录，并看了不少古史传、地方志和乡贤遗集等。他最初是抄那小本的《康熙字典》，从“一”部查起，把上边所列的当时已少见了的古字，一个个地都抄下来，订成了一册。还将《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归成类分别录出。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鲁迅，不但读书极为用功刻苦，而且知识面也是很广的。因为知识领域和眼界的扩大，使他对寿先生所授课程的理解和消化能力也更强了。

由于受寿先生读书“求甚解”的影响，鲁迅在“泛读”时十分注意订正、校对书籍上的一些不正确、不全面或是错误的观点和提法。像“曝干为脯”改为“曝干作脯”；“深春开小白花”改为“春深开小白花”。钦文在《鲁迅在青年时候怎样加强文学修养》中列举了这许多事实。再如关于“映山红”的移植，清代陈淏子在《花镜》一书中的原文上讲：“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可鲁迅经过自己亲自栽培实践后，就在原文旁加上了一条批注：“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鲁迅“泛读”中的“求甚解”，不仅表现在自然读物上，对他所翻阅过的“野史”、“笔记”也是这样。他很善于思索，而且通过分析、比较、鉴别，慢慢地明白了许多道理。

平时读书时，鲁迅极力做到了“口到、眼到、心到”。这“三到”的含义即是：不仅会朗读、会背诵，而且必须掌握生字的笔画和写法，更重要的是专心致志、力求理解。鲁迅把这“三到”作为自己读书的准则，并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一张书签，夹在自己的书中。在三味书屋的同学中，鲁迅读书不仅读得熟，而且记得牢，同时对书里的内容也理解得比较深。

有一次，寿先生因事不在，他的儿子洙邻代课，突然提出来一个新课题，让全体同学把《诗经·卫风·硕人》里的几句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几句诗念一遍后，默写下来。这个题目，大家都感到太偏太难。而洙邻正好是叫到鲁迅，其他同学都很为他捏了把汗，估计他是挨“训”的。因为诗经里的字，往往不读本音而读破音。这种情况，在《诗经》里尤其多些，所以那时的读书人都颇感头痛。即使你是读得十分烂熟，也往往会破绽百出。但这时的鲁迅，却只是略微思索了一下，就极其从容地全部默写下来了，而且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都毫无差错。这件事给“小寿先生”（寿洙邻当时教启蒙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后来曾激情地回忆道：鲁迅在书塾里读书，“绝不闻其书声，若偶一发声，字字清朗，抑扬顿挫，表现书味，动人倾听。”他每“至背书时，又令还讲，他生尚多不能对答，鲁迅早已不必讲解，自然领悟……稍有含混处，令其重讲，即字字明白……”。

因为鲁迅勤学、善思、好问，而且成绩优良，所以他的练习本上几乎全是划红圈圈的。先生每次布置作业，他总是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就提早完成交了上去。为此，书屋里的同学都很敬佩他，寿老先生也十分器重他。在他的作业本上，寿先生“给每句以双圈，结尾是密圈，批语鼓励极多，从此用功愈勤”。

寿先生自己很喜欢书法，同时也把书法的基础“习字”抓得很紧，严格要求，严格训练。鲁迅对这门功课是很重视的。据周芾棠在《鲁迅先生·三味书屋》一文里介绍：“三味书屋习写大字的时候，鲁迅总是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写下去。……六个字一行，当中写上‘×月×日周樟寿字’，他从不敷衍了事，因此字写得最好、最工整，在同学中他是吃红鸡蛋（指红圈圈）最多的一个。”

鲁迅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然，作为孩子，他也是很爱玩的，但总是在正当的功课做完了之后，而且是在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情况下。平时他非常严肃、非常认真，也非常正派，读书就读书，写字就写字，“专心致志、目不旁顾”，对时间抓得很紧，“从不虚掷时光”。他曾针对某些“常常挤眉弄眼做小动作”的“同窗”，在自己的桌上写下了“君子自重”四个楷书大字，暗示彼此都不要互相影响。特别是对别人有损害或是不道德的事情，儿时的鲁迅是绝对不去做的。许广平晚年在《和小朋友们谈鲁迅》一文中曾说过：“有些学生乘别人不在的时候，把蟑螂放到别人的书桌里去，让蟑螂把别人的书籍玩具咬坏。鲁迅从来不参加搞这些坏事情。”有一次，书房里有一个同学给大家分信笺，那些信笺上的印花十分雅致好看。很多同学都收下了，唯独鲁迅不肯收。后来才发现这些信笺是偷来的。寿先生得知后十分生气，勒令同学们把所有的信笺全部交上来，给以打手心的处罚。这时，只有不贪小便宜的鲁迅，才受到了寿先生的公开表扬，说他品格高贵。

以上看来，少年鲁迅正是一个品学兼优、人才出众的学生，寿先生怎能不特别喜欢而又器重他呢？所以鲁迅后来曾这样说：“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

相反，寿先生的长子鹏更，一度学习不下功夫、不动脑筋，岁考成绩不好，寿先生多次批评不见成效，于是大为恼火，将其书册笔砚统统收起，并令他不必再读书了。

少年鲁迅严格要求自己，曾在书桌上亲刻“早”字，用以自勉。图为“早”字拓片因为是当着学生的面，鹏更觉得十分难堪，他不得不跟在寿先生后边苦苦恳求：“爹爹，我用功哉，我用功哉!”显然，寿先生的“严厉”，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学生们学好功课，而且这种“严厉”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的。

由于寿先生严格要求学生，学生们也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当时，鲁迅因为是长子的关系，除在三味书屋学习外，还要帮助家里做一些日常活儿，加上父亲有病，他经常“奔走于当铺与药店之间”。有一次，鲁迅上学迟到了，受到寿先生的批评，他心里很是懊悔。但他觉得寿先生出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批评自己是对的，于是默默地回到座位上，暗下决心：以后要尽早地上学，不再迟到。他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勉励自己，牢牢记住这件事，便在所用课桌的右边，深深地刻下了一个“早”字，作为时时砥砺自己、提醒自己的记号，从这以后再未迟到过。鲁迅这种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听取批评，知错就下决心改正的精神，受到寿先生和同学们的一致赞扬，使得大家都很钦佩他。

鲁迅制作过如图所示的“三到”

书签，用以自勉这件事，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并在一次偶尔的谈话中告诉了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鲁迅逝世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六年秋天，许广平到绍兴去，当鲁迅纪念馆的同志陪同她一跨进三味书屋，她就急着找鲁迅原来用过的那张课桌。鲁迅的座位放在书屋东北角的墙下，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由于三味书屋当时的条件差，光线较暗，空气潮湿，许广平同志即打开手电筒照亮，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早”字，一笔一划都刻得十分清晰有力。今天看来，这个“早”字不仅是少年鲁迅尊敬寿先生的反映，也是鲁迅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解剖自己，正视缺点弱点，尽“早”尽快工作的生动写照。

实际上，少年时代的鲁迅，正是在“阴暗”与“潮湿”的艰苦环境里，以这个“早”字为准则，激励自己勤奋刻苦地读书，而取得了骄人的学习成绩。即使是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后，鲁迅也是以这个“早”字为座右铭，“赶快做”，不停地奋进，走完了他五十六年的光辉历程，用自己有限的生命，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作为封建时代的塾师，寿先生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不但严格要求和管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地做自己学生的表率。所以，早在解放初的一九五四年，周建人就说过，寿镜吾先生待人诚恳、负责，对鲁迅很好。鲁迅也和他非常要好。1977年11月，周建人又这样回忆道：鲁迅对这位寿老先生是钦佩的，因为他为人很正派，教书是认真的；也是肯帮助人的。1981年，周建人再次重申：“寿镜吾先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鲁迅很尊重他。寿镜吾先生教学很严谨，……有些人把寿镜吾先生描写成迂腐的秀才，那是不真实的。寿镜吾先生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直到1981年5月，周建人又念念不忘地对广大教育工作者说道：寿镜吾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是从不体罚学生，……是很慈祥的老师”。周建人是鲁迅的三弟，又目睹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情况，他的回忆和评价当然是颇有说服力的。同时，作为鲁迅战友和夫人的许广平，她曾在北京北海少年之家举行的鲁迅纪念会上热情地向小学生们讲过：鲁迅“刚刚念书时的老师，名叫寿镜吾”。“他对这个老师是很尊敬的。为什么尊敬呢？因为这个老师是个很质朴、博学的人。……好好地教学生，所以鲁迅对他很尊敬。”

那么，寿先生为什么能够获得鲁迅的尊敬和爱戴？我们姑且就他的为人处世和教学态度等方面，作一些片断性的介绍：

首先，寿先生不像一般学究那么腐朽顽固、面目可憎。当时一般私塾都设孔子的牌位，至少在私塾正中墙上贴一张红纸条，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字样。但在寿先生的书屋，却没有这些传统的陈规俗套。学生照例的行礼，只不过是对着那三味书屋的匾额和梅花鹿。这在孔夫子被抬到吓人的高度的时代，三味书屋的布局的确是很特别的。这就可以看出寿先生并不拘泥于某种传统形式，而是有敢于打破一些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的独特性格。

寿先生教书治学都极严谨，而且在教与学两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人云亦云地沿用旧说。据许钦文在《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中说，他虽“研究阳明学说，但不相信；相信孔子，但不佩服别人讲孔学”。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不愿赴考，不喜欢八股文，尤其对仕途不热心，对功名不感兴趣，也不看《近思录》、“阴骘文”之类的纯理学书籍，而经常阅读的却是《十七史论赞》以及自己手抄的《唐诗》、《杂选本快笔》等。他尤其爱读的是名家的诗赋和骈文，特别是汉魏六朝的辞文。不但爱不释手，而且亲笔抄写成集，放在案头，一有空就朗读欣赏起来。

寿先生和蔼可亲，没有道学家的架子。比如，每年春节期间，学生们到他家里去拜年，到第二天他便亲自走出去，逐个地向学生家长一一回拜。而夏天，街坊乡邻无论谁到他家里去，他总是将衣服穿整齐了，才有礼貌地出来接待客人，但从不招待吃饭，也从不请客送礼，不管贫富贵贱、高低上下，他都是一律对待的。

寿先生生活俭朴，一辈子过着清苦的教书匠生活。他家里从不雇用女工，到放学做饭时，他即自己动手，帮老伴淘米洗菜。他自己不吸烟，也不招待亲友客人吸烟，更严格禁止儿孙和私塾里的学生们吸烟。他在衣食住行上都很节俭，从不讲究。就在过年时，也只是穿着褪了色的藏青棉外套。有一年初夏，他全家只备了一件长衫，平时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父子三人谁出去时才可以作为“礼服”一样地穿上。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高一个矮。他自己穿着显得短，可儿子穿上又觉得太长，但这些在他看来是生活小节，毫不介意。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教了一辈子书，可他常年坐着给学生授课批改作业的那张普通八仙桌，至死也未经油漆过一次。他一生甚至连普通的照片也不肯去拍一张。现在仅存的一张相片，还是他孙子在阮港回来时乘他不注意偷偷地给他拍了下来的。据他的长孙寿积明回忆：“一次祖父从乡下上坟回来，跨出乌篷小船正往家里走的时候，我拿了一架照相机，躲在房门背后，乘他不备，摄下了这个像。”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仍保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1961年，在鲁迅八十周年诞辰前夕，曾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

寿先生耿介正直，不吹牛拍马，不说谎话，也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待人接物极正派而平和。在日常生活上，他宁肯吃点小亏，但决不沾别人一点小便宜。他每天到大云桥买菜时，除从不讨价还价外，总还要多拣几个大点的铜钱给卖菜的农民。在他看来，农民们的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而靠赶集卖点自产的蔬菜，来换得几个有限的零用钱，也确实来之不易。

寿先生对鲁迅的祖父介孚公很敬佩，喜欢他的直言批评人和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其实他自己在处理日常生活和街坊邻居的关系中，也和介孚公一样。一次，寿先生因赎屋问题与偏门外金姓发生纷争，被对方无理地殴打了，乡邻们纷纷为他鸣不平，问他为何不还手，寿先生回答：“我一只手拿着洋钱，动一动洋钱要被夺去，一只手捏着契纸要被撕破，我怎么敢动呢。”当时，寿洙邻朝考得了第一名后正好回家探亲。听说老父被人殴辱的情况，感到非常气愤。盛怒之下，决定亲赴县衙告状。儿子已经走出门了，可寿先生仍赶到门口，再三叮嘱：“一个巴掌，两个拳头，老老实实讲，不准多话，你若多话一个，我回来不答应你。”

寿先生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他除了教书授课和做些家务活外，每天总要在书屋里闭目坐上一会，说是“静心”，很少跑出去闲逛。偶尔外出，说几时出去，就几时回来，一点也不误时。借了别人家的书，说什么时候归还，就在什么时候送去，从不误期失信，而且将书压得平平的，也毫无折痕墨迹。

寿先生十分同情农民，体贴农民，并尽自己微薄的能力，尽量给他们以切实的周济和具体的帮助。据周建人回忆：“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此虽区区小事，但也足可以看出寿先生作风之一斑，也可以看出寿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了。

寿先生还主动关心和帮助学生的家长、邻舍，特别是一些遭遇不幸的人。1894年冬至1896年秋，鲁迅的父亲长期卧病在床，以后又吐血不止而转入水肿，眼看病情一天比一天地加重起来。家中为了医好他的病，不惜代价地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吃了特别的药丸和“蟋蟀原配一对”做引子的汤药仍不见其效。最后只好请来一位绍兴城中的“名医”何廉臣来诊治。这位所谓的“名医”，不但诊金特别高昂，而且用药最为古怪。一次，竟开了一种奇特的药引，说是要找“三年以上的陈仓米”。全家人为之出动，多方设法，跑了好几天都找不到这种药引，心里感到十分焦急。当寿先生在三味书屋里问起鲁迅父亲的病情时，鲁迅如实地讲了。想不到寿先生却当即答应：“我去想想办法看!”“寿老先生亲自背了一只钱褡（装铜钱的褡裢），里面大约装了一升多的陈米，其实医方里要用的只是一两钱。当他背到我们家的时候，大家都感动了。”在鲁迅家遭遇困难的时候，寿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尽管“陈仓米”的药引治不了鲁迅父亲的病，但这种帮助确也给鲁迅和他全家以很大的温暖，真有些感激不尽哩!那时，鲁迅的祖父介孚公正在坐大狱，其家已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不但无法筹措高昂的医药费用，连鲁迅本人也被人讥笑为“乞食者”，可以说是受尽了“亲友们更多的歧视”。可是，就在这艰难困苦之际，年过半百并作为老师的寿先生能够抱着同情的态度，能够主动而热情地替一个小学生和他的家庭排忧解难，四处奔走，这在鲁迅幼小的心灵里，又怎能不引起深深的震动而铭刻在脑海呢？

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一领布袍，长期蔬食”，六十年如一日，一直靠勤苦的教书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对于这种清苦的生活，寿先生甘之如饴，安之若素。二儿子洙邻考中秀才时，寿先生并不为此感到喜悦。当报单到家的时候，寿先生只是出于传统的习惯，淡淡地托出三百文铜钱。报喜的人嫌少不肯收，寿先生却说：“这是我父亲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三代如此。”否则的话，“我把钱收起，你将‘秀才’拿回去（好了）!”后来，洙邻觉得一辈子守在乡下坐馆教书，生活很难维持下去，于是很想出去参加乡试，但寿先生却执意不肯。他认为当时是贼官当朝，是乱世，乱世就不能出去做事。可儿子坚持要去，急得寿先生发起火来，竟将儿子关进房里扣了起来。结果他还是从窗户里逃了出去，终于中了考，当了吉林省农安县知县。儿子上任后曾专门差人给家里送来一些银子，想孝敬老人家，以维持他晚年的清贫生活。谁知寿老先生见后大发雷霆，连看也不看一眼，还当着差人的面大骂儿子：“畜生，不听话!”最后他执意不收，竟让来人原封不动地带回去了。

1962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六周年之际，寿镜吾先生晚年的学生寿耕梅，写了《四十五年前读书的回忆》一文，说寿“老先生治学教人，从不以高第做官为可贵，而以学为明理，行先克己，做到言必顾行，行必顾言。在封建王朝以文赋取仕的漫长一段时代……终身止一青衿而已”。当时，寿先生已故去三十二个年头了。三十二年后，他的“年逾花甲”的“老学生”寿耕梅，仍这样深怀敬意地感念着他，可见他在学生中留下的印象之深，影响之大。

从以上有据可查的史料来看，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确实是一个勤俭朴实、严谨执教、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在封建时代，他能够博得学生、家长、乡里以及广大社会面上的好评，一直被公认为是“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辛亥革命后不久，绍兴一带的人们，为了表彰他的这种精神，曾敬赠他“通天教主”的称号。1929年又自发地敬送他匾额一方，以颂其“治学教人”之功德。如果说，整个封建时代是个大染缸的话，那么寿先生正是一个“处于污泥而不染”的清白、正直、勤苦的旧知识分子。

（四）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的一封祝贺信》中，曾写了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我们教育工作者每当读到这段话时，都感到格外亲切，心里总像有一股暖流一样。在对待寿镜吾先生的问题上，鲁迅正是这样做了的。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只有十二个同学，而鲁迅正是他们中年龄比较小的一个。1897年3月以后，鲁迅的同学纷纷离塾，各奔前程。他们中有的做了幕友，有的当了商人，也有的子承父业，甚至“升到绅士的地位”。这些学生，一个个神气十足，也许把寿老先生忘掉了。而十八岁的鲁迅，却不顾人们的“奚落”与“排斥”，拿着母亲含泪为他筹措的“八元川资”，告别故乡，告别老师，结束了自己的童少年时代，开始走上了一条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路。这与寿先生“不热心仕途”、“不慕求功名”的朴素民主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

1898年至1901年，鲁迅在南京读书。这期间，他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许多东西，接触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一些新鲜事物，思想眼界开阔了，社会见识增长了，对儿时的一切有了新的认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自己私塾时代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他每年放假回绍兴后，不论有多忙，总要抽空去看望寿老先生，高兴地向他述说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随着岁月的流逝，师生之间的感情仍深深地留在两人的记忆里，到后来竟成为亲切的怀念。

鲁迅对寿先生一直是很关怀的。1902年至1909年，鲁迅远涉重洋，东渡日本留学。这八年中间，鲁迅的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他仍缅怀着远在祖国绍兴的寿先生。当时，“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可他还经常写信向寿先生汇报自己在异国日本的学习情况。而寿先生每次收到鲁迅从国外寄来的信件时，总也是兴奋地带上老花眼镜，连夜给鲁迅写回信。

1906年6月，鲁迅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因时间急促，只停留了短暂的四天，但他还是从百忙中脱出身来，冒着暑热，特地去探望了年近花甲的寿先生。作为学生的鲁迅，他是很了解寿先生寂寞、苦闷而忧患的心境的。两人一见面就激情地促膝长谈了起来。阔别多年，他们有多少话要讲呵，但除了畅叙离情别绪之外，更多的是抒发对黑暗现状的不满，对祖国前途的担忧。在谈话中，鲁迅从思想上关心他，从政治上鼓励他，极力帮助他正确分析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发展。鲁迅预感到：整个中国必将爆发一次大的革命，也相信伟大祖国未来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鲁迅的话和他所阐述的革命道理，对长年禁锢在书屋深院而孤陋寡闻的寿先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1909年5月，鲁迅从日本归国以后，开始在杭州和绍兴从事教育工作。这期间，他与寿先生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但有时也通信。可惜这些珍贵的信件几乎全部散佚。现在唯一可见的一封信，是寿先生写给鲁迅的。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

1920年至1926年，即鲁迅在北京的八所高、中等院校任教时期，他们师生间也还有书信来往。如1923年1月29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得镜吾先生信。”同年2月9日《鲁迅日记》又写道：“寄镜吾先生信。”可惜这些信件至今没有发现。因此，信的内容也就不得而知。

在北京工作期间，鲁迅曾三次回故乡绍兴探亲、搬家。他每次回来，也总抽空去看望寿先生。据寿先生的长孙寿积明追忆：“鲁迅先生每次来时，祖父总是在三味书屋里接待他的。坐在八仙桌北首的客椅上。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不懂事，但看祖父和鲁迅先生总是那么亲昵，不时两人相互发出爽朗的笑声，一谈就半天。”

1926年9月18日，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报到刚十六天（鲁迅是9月2日到厦大的），还未顾上很好地休整一下，就执笔写了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时，寿先生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而鲁迅也将年近半百。但鲁迅仍以优美动人的抒情笔触，重温了启蒙时代入塾读书的生活。他这样追述自己第一天到三味书屋入学时的背景：“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初次见到寿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并怎样占据着十二岁鲁迅的幼小心灵。在少年鲁迅的心目中，他的老师是多么和蔼慈祥，多么可亲可敬。其实，关于寿先生的文字又何止是这一篇呢？鲁迅为了表达对这位“设校授徒、专心一致”、“处之怡然”、“历久不渝”，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寿镜吾先生的尊敬，在他的日记和著作中提到时，无一不是尊称为“寿师”或“镜吾先生”的。寿先生的夫人徐氏在绍兴病逝，鲁迅于1915年12月3日“得寿师母讣”后，当即“以呢幛子一送洙邻寓”。12月5日，“寿洙邻设奠于三圣庵”，鲁迅于是日“上午赴吊”。

鲁迅对寿先生一家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不仅对镜吾先生和寿老夫人是这样，就是对他们后代人，像刚才提到的二儿子寿洙邻，也一直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1914年洙邻从东北移居北京，在北洋政府的平政院担任法官。这一期间，他与鲁迅之间的交往是很密切的。尤其鲁迅因反对章士钊而被无理地免职以后，洙邻为了支持鲁迅对执政府的正义斗争，曾“热情地对鲁迅提供了不少帮助”。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后，他热情地写信祝贺，并指出了书中的一处差错。鲁迅收信后，“即行更正，并志谢于书端”。即使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他们还经常通信联系，互相寄送书刊，也多次见过面。这在《鲁迅日记》里都清楚地记载着。仅1912年9月至1929年3月，鲁迅在日记上就有52处提到过有关与寿洙邻来往的事。其中有：“晚寿洙邻来，并招饮于广和居”；“得寿洙邻柬招饮”；“洙邻兄送食物四种”；“同二弟往洙邻家饮”；“寄赠洙邻《小说史略》一本”；“洙邻兄来，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洙邻兄寄赠《红楼梦本事考证》一本”；“洙邻来，赠以《游仙窟》一本”。《鲁迅日记》中的这些文字记载足以说明问题。鲁迅比他小八岁，所以总常以“洙邻兄”敬称他。寿洙邻是1961年1月21日在北京病逝的。在病逝前，他还写过一些关于鲁迅的回忆录，1956年发表的《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正是其中的一篇。

寿镜吾、寿夫人；鲁迅、寿洙邻，他们是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两代人，而两代人的关系为什么仍这样亲密无间，这是很发人深省的，让我们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去深入领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哲理吧。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无疑也是会有很大启发和教育意义的。

（五）

寿先生在旧时代的私塾里，整整地教了六十个年头的书。寿先生所经历的六十年，正是我们民族和人民苦难深重、内忧外患的年代。就在寿先生开始任教的1869年（清同治八年）来讲，这一年，上距鸦片战争二十九年，距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五年。这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古老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政府日益腐朽，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革命运动，猛烈地震撼了清王朝的根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正在倡导“洋务运动”。寿镜吾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开始在三味书屋教书的。

寿先生之所以厌恶仕途，而选择了教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是有其阶级和社会根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的政治表现，同他的家庭、社会等影响有关，同他长期的思想素养有关，但他的实际作为是离不开他的阶级地位的。这正像鲁迅自己说的：分析历史人物，应当按照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

寿先生出生在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家庭。他的祖父寿峰岚，最早居住在绍兴偏门外，是个开酒作坊的手工业工人。这一带的鉴湖水酿出酒来清香而味醇，很受当地群众的赞赏，颇有些名气。可当地有个大恶霸，却依仗自己的势力，明目张胆地将秀丽的鉴湖据为己有。他不但巧立名目强征租税，甚至连取湖水也要用钱买。寿峰岚咽不下这一口气，一怒之下，就愤然搬迁到城内的覆盆桥，刚好同鲁迅祖上世代居住的周家老台门隔河相对。

寿先生的父亲寿韵樵，又继承父业，也以开酒坊为生。这样世代相传，积累了一些酿酒的实践经验。据说，他用耳朵就能听出自己所酿的酒是否熟了，这件轶事在绍兴是作为佳话而广为流传的。但到他这一代，却不得不改用张马河的水来酿酒了。寿先生的名字自小就被取作“怀鉴”，其含义很可能是与鉴湖有关系的。寿韵樵不但有纯熟的酿酒技术，还会写诗，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至今，在三味书屋后园的粉墙上，还留有他亲笔题写的“栽花一年，看花一日”等诗句，充分抒发了寿老先生的“园丁育花不易”之感，其字迹工整、笔力挺拔。

其实，寿镜吾的一生，也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来的。他在十几岁时，父亲寿韵樵就过早地离开了他。不久，父亲留下来的酒作坊也因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倒闭了，生活的重担自然地落在寿先生身上，不用说，家计是很困顿的。这对年轻的寿镜吾，在思想上怎能不有所感触呢？

寿先生首先是一个具有朴素民族节操的爱国的旧知识分子。他在青年时代，就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深感不满，常常从昏皇帝（光绪）、专制太后（慈禧），一直骂到府、州、县的贪官污吏。每当感情激越之时，往往气得手都发抖。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同情以“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为口号的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他对甲午海战、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以及赔款失地，割让香港、台湾等地也都深感愤慨。为了不同流合污而保持自己的寒素清白，他终生不渡钱塘江，不应乡试，不买洋东西，不用外国货，甚至不照相，认为这都是洋鬼子到中国来骗取老百姓的铜钱和银子的玩意儿。为此，他一生都过着清苦、节俭而勤朴的教书匠生活。三味书屋的横匾之下，原来曾有一副对联：“屋小于舟”、“人淡如菊”。这八个字的寓意，不正是他这一思想感情的具体体现吗？

从见到的一些片断史料来看，尽管寿先生的某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难免有偏颇、片面或与时代不合拍的地方。可到清末民初的时候，随着形势的发展，寿先生本人的教育思想也在程度不同地起着变化。据张能耿在《鲁迅和他的农民朋友们》一文中说：“这时，寿镜吾先生还在三味书屋教书，但自称文笔已经古旧，不再批改文章。担任批改任务的，已是他儿子了。”

寿先生任教的六十年间，除了教书度日之外，也曾利用日常课余时间撰写一些诗文，但保存下来的却极少，而且大多数是为别人写的题词序跋之类。现在，笔者看到的只有两篇：一篇是为丁怿谙、金谷兰两人所写的酬唱记《松竹联吟》的题词；另一篇是应约代人撰写的发起组织诗社的序文。

《松竹联吟》，写于1919年，系寿先生晚年之作，纯属应酬唱和文字，没有多大价值，这里无须引它。可在后一篇序文里，寿先生则充分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怀。序文中说：“今日者，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抱感慨悲歌之意，于风云缭绕之时；能不发思古之幽情，效长言而永叹哉!”在这些文字里，他一方面流露了对祖国前途和时局发展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他生逢“乱世”、有志难酬的忧愤。其间，我们不难看出，他内心深处蕴藏着对清末现实政治生活不满的感情。

寿镜吾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旧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他身上的历史局限性，而绝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机械地去分析和评价他，否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实际上，在他的晚年，思想已有所开化，其基点是进步的、民主的、爱国的!

“文革”期间，“石一歌”撰文，每当提到寿先生时，总把他一味地丑化成一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腐儒”，说他“满身都散发着儒家教育思想的臭气”，是一个“体现孔孟子之道的、不学无术的腐朽典型”，并竭力夸大其封建性和落后性，彻底否定其进步性和民主性，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对此，我们必须通过批判，为寿先生“落实政策”，并在鲁迅作品教学中彻底肃清其流毒。

我们知道，在那“风雨如磐”、“大夜弥天”、“文字狱”遍地的黑暗社会里，知识分子稍有越轨言行，就会有人头落地、惨遭杀害的危险。寿先生作为一个从清末过来的塾师，他敢于大胆评论现实，要求改变现实，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基于这一思想基础，又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他表面上似乎是一个隐居书屋、与世无争的老学究，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是长叹掩涕、以歌当哭的。对于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地教书，清清白白地做人，从不依附权贵，从不慕求利禄，也从不说半句谎话的老先生，鲁迅怎能不尊敬他，我们又怎能不肯定他呢？

对于寿镜吾先生，鲁迅是以科学的态度一分为二的。鲁迅认为，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局限，寿先生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人物。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在这激烈搏斗的大变革时代，寿先生既是封建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与牺牲者，同时又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执行者和宣扬者；他既对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表示不满，同时又对清政府现行的教规予以维护。鲁迅对他实际上是受害者和牺牲者的一面，包括传统的教规、陈旧的教学内容和呆板的教学方法，也客观上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出发点，又是放在团结和教育的基点上。所以，鲁迅的态度是诚恳的，感情是真挚的，批评也是善意的。这是因为，寿先生同当时的许多塾师一样，他们不可能逾越，也不可能跳出这样一个历史的漩涡，当然更不应该对这样一个封建教育制度负责。鲁迅自己曾说过：“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那么，我们又怎能以今天的人民教师的高标准，去苛求一个世纪前的旧时代、旧中国的一位塾师呢？

从实际情况来看，寿先生不但留给鲁迅的印象极深，而且对鲁迅后来做学问、搞研究也还有一定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

1933年5月18日，鲁迅在《伪自由书·不求甚解》一文中说过：“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寿先生的这一见解，鲁迅直到晚年还经常回味着。

1933年12月31日，鲁迅在《南腔北调集·题记》里又幽默而诙谐地谈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闹到书名上来了。”

这里所举出的，仅是出于鲁迅原著上的两个直接事例。其实，稍稍留心一下，也还会发现一些间接性的东西，而且还会不少。比如，寿洙邻晚年的笔记上就曾记着：寿先生除授经史外，间及汉魏六朝古典文辞，而“鲁迅亦喜阅之”。他独能心领神会，并且还常取汉魏古典文学等藏抽屉中暗阅。而私塾时期的听讲和阅读，对鲁迅后来从事教学、研究以及创作，不能不说是有一定影响的。鲁迅早期所作的古文，就“极得力于魏晋文”。据林辰在《鲁迅事迹考》一书考证分析，鲁迅的朋友刘半农，曾送他一副对联：“‘讬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般友朋都认为恰当，他（鲁迅）自己也不加反对。”鲁迅的“魏晋文风”，不能不说是与寿先生早年所授“汉魏六朝古典文辞”时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有关系的。

这方面的事例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一个园丁留给未来的礼物是他辛勤培养的花朵。一个老师在晚年仍活在他学生的心间，活在他学生美好的记忆里，并在思想和行动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将获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作为伟大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他一生从事教育，一生以教书为业，甚至一生把自己的心血和精力，都默默无闻地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八十二高龄与世长辞的最后一刻，他会毫无遗憾地闭上双目，欣然而自豪地离开人世间。

［作者简介］

魏若华，宁夏中卫人，祖籍河北交河孙家屯。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退休前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教研室。系特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早年从事文学创作，继而转入鲁迅研究与典籍考据，主要著作有：《鲁迅与他的老师》、《鲁海拾零》、《三人行》、《中卫教育志》、《明史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