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有个远房的表兄,浦江县前陈村人。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乡间的开明绅士。他用自家的资金在离家三四里地的郑宅镇,开办了一所叫“东明书院”的小学,为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入学,这一举动也因此受到当地人民的赞誉。书院的地址在如今的“江南第一家”不远处二三百米外的田垄间。书院建造得小巧精致,环境十分舒适。学校大门朝东,进大门是一个不大的礼堂,地面由砖块砌成。礼堂前部是一个讲台,供校长讲话或做师生表演节目之用。礼堂后面是一个仅五十来平方米的花园。花木、杂树、假山、鱼池一应尽有,地面用鹅卵石铺就,显得分外干净。穿过花园,见一座亭子矗立园中,小桥溪水,涓涓流过,如置身于公园之中。礼堂两侧是两排教室,共有六个；教室由游廊相连。游廊可直通外面的操场。操场不大,但运动设施齐全：篮球架、跳高跳远用的沙坑,还有爬杆和滑梯等等。从礼堂边门出去是一个天井,天井中置两只大金鱼缸；无数花色的金鱼在缸里游动,供学生课余赏玩。过了天井,后面是一个大厨房及教师餐厅。六个教室的上面是教师办公室和教工宿舍,对面楼上是校长一家的住房,外加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这样的书院在当时算得上是《早春二月》电影里的“世外桃源”。我曾在这个小学读过一个学期书。回想当时,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像我这样穷人家的孩子不得不辍学,留在家里干农活。有一天,我父亲的表兄(也就是校长)叫他的二儿子来我家跟我父亲商量,因其妹郑淑生(比我大三岁)因身体不好未上初中,一个人待在家太寂寞,要我去陪伴她读书,以免荒废学业。我父亲听后十分高兴,完全同意我去书院和小表姐做伴读书。
我和表姐两个住在表哥他们隔壁的房间,表哥夫妇都是该小学的老师。他们有个女儿,小丫头成天跟我们一块玩,一起乐。有时我们会跟厨房烧饭的阿姨上街买菜,或去田里摸螺蛳,相当“不务正业”,常常受到校长(表伯)的批评。后来表伯决定每天上午要我们读书,下午做作业,或在隔壁的图书馆里看书。事后,表伯还叫来附近两家书香门第的两个小女孩,跟我们一起做伴,这样我们一共有四个女孩凑到了一起。表伯请了一名五十来岁的男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这位老师留着平头,身穿灰色长袍,看上去很有学问。表姐们也规矩多了。我更是胆小,看到老师,显得十分安静。我们的教室设在图书馆里。老师一人讲课,我们四人听,谁不留心,他看得清清楚楚。事后由他告诉表伯,表伯就会来表扬或批评我们。我们都想被表扬,因此听课也就很专心。这位付老师先给我们讲一些语文知识,如文章该如何开头,怎样分段,怎样结尾,怎样使用标点等等。接着又讲一下简单的古文和唐诗,再后来,他还给我们讲鲁迅。这时的我,如同听天书,十来岁的我不懂鲁迅是什么,只是糊里糊涂听着。他讲《阿Q正传》,我更是听不懂了。三位表姐可听得带劲,时而发笑,时而发问。只有我看似专心,其实非常糊涂,因此我慢慢开始讨厌上这位老师的课,我用开小差来对付他。一到下午,他不来学校,就是布置我们写日记,或练习毛笔字。我经常三言两语地写完日记,去跟表嫂的孩子玩耍。表嫂是书院的音乐老师,弹的一手好风琴。学校里有一架风琴放在她房中。表嫂弹得很娴熟,边弹边唱,而且十分投入,充满感情,这深深地吸引了我。她曾教我唱一首渔歌,歌词我至今还记得几句：“不管是春是秋,不管是夏是冬,摇荡着渔船,做我们的营生。男的不洗脸,女的不涂粉,摇荡着渔船做我们的营生。手把渔网撒,眼把鱼儿瞪,一家的温饱在早晨……”
表嫂还教我和小表姐表演《小放牛》。我演放牛娃,小表姐演村姑。我穿一件男孩对襟黑色粗布褂,她穿一件花布小姑娘短衫。我手拿一条竹鞭,一上台就开口唱：“出得门来好阳光哟!呀咿呀咿呀嘿!”接着两人对唱,动作也十分协调；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好评。后来又参加了各乡村小学节目比赛,我和表姐的《小放牛》得了第一名。表伯校长当然非常高兴。
新时代到来了,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表伯家成了地主,家里的房子也被没收成为乡公所驻地。东明书院也成了公办小学。他们的子女都到外省去求职,小表姐跟她二哥去甘肃工作,后来听说也在那边结婚成家。后来我又被告知小表姐得了一种怪病,双目失明,现在不知有否好转。她该有八十多岁了吧。
东明书院的短短一段日子,的确帮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使我接触了鲁迅和《阿Q正传》,巴金和他的《家》,还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在生活上,那段日子的我学会了自立、自理。小表姐要是还健康地生活着,她也一定会时时回想我们在一起的那段难忘岁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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