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百弓（1906—1941），原名发铿，又名伯恭，化名金戈，原籍浙江省平阳县矾山镇（今属苍南县）。1906年9月25日出生于福建省祸鼎县前岐镇溪浦村。毕业于福建省立第二中学（在福州），学生时期，他成绩优异，尤爱阅读革命书籍，特别是鲁迅的著作。他善于口才，而且对书法、篆刻艺术造诣较深。
1932年陈百弓受聘为前岐小学教员，与时任校长的地下党员王宏文成为莫逆之交。次年县当局认为王宏文有“共产党嫌疑”，准备撤换他。于是陈百弓与校内进步教师一起，发动学生上街张贴标语，予以抵制，未成。陈百弓以辞职表示抗议，随转到县城桐山小学任教。他在认真教学同时，主编《福鼎》半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题为“三问”的署名文章，质问福鼎县当局有关教育的三件事文章触到当局痛处，被迫停刊。同年冬陈百弓又重编《福鼎》月刊发表“复刊宣言”，又因攻击当局，再次被迫停刊。1936年前岐小学校长易人，陈百弓又回到前岐小学。
1936年，刘英、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在闽浙边界活动，在柳家山、王家山等地多次打败敌人。这给陈百弓以极大的鼓舞，他毅然奔到柳家山参加庆祝胜利大会。1938年1月底，早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好友郑丹甫邀请陈百弓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平阳县凤卧乡过春节，并得到刘英、粟裕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与教诲，随由郑丹甫、林辉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党指派陈百弓与林永中等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训练班学习并得到曾山同志的接见。根据指示，因时局紧张仍回闽浙边区坚持斗争。途经平阳时，警察以“共党嫌疑”扣留他们，由平阳县长徐用亲自审问。被扣者据理力争，申明正义，陈百弓还隐约透露徐用有个儿子与吴毓的秘密关系，已由党介绍到武汉转往延安，徐用是明理人，深为同情，便把他们释放了。
1938年9月，时任鼎平县委统战部长的陈百弓，不顾个人安危，昂首走进福鼎县政府，去见县长陈建桢，纵论国内外形势，劝陈建桢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救国。他是个顽同派，当然无动于衷，只是对陈百弓慷慨陈词，雄辩口才钦佩不已。这一时期，陈百弓深入福鼎县城、矾山小学、矾矿、下关渔区做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渔民工作，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很有成效。1939年7月7日晚，前岐联保主任魏伯干在前岐召开了“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陈百弓应邀在会上演讲。他极力宣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弄得魏伯干无可奈何。
1940年1月鼎平中心县委成立，陈百弓任委员，后任鼎平县委书记。5月间，鼎平中心县委在前岐洋加屿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由陈百弓主讲。中心县委委员蔡爱凤被捕，陈百弓要魏伯干放人，魏把责任推给县当局。于是，陈百弓当机立断，以打人镇公所的当乡丁的地下党员林佳第为内应，于午夜时刻将蔡爱凤从牢房里营救出来。战友脱险了，而陈百弓却不慎跌下桥。胸部多处碰伤，鲜血直喷，伤势十分严重，随将三个年幼子女陈格非、陈继堂、陈密君委托其大哥陈百舟抚养，号其妻地下党员谢婉转移到平阳县矾山镇中岙村（现属苍南县）抗日爱国民主人士黄涛家中隐蔽，延医抢救。两个月后，又转于南宋、埔坪、下关，边调养病体，边从事革命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福鼎、平阳县的顽固势力配合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联防”“清乡”。浙闽边区斗争形势更加严峻。4月，时任下关镇公所户籍干事兼警备队长的地下党员章志中在澄海被福鼎便衣队逮捕，关在福鼎前岐。原先已有几位地下党员打入平阳县自卫队驻下关分队，掌握那里的枪枝弹药，伺机为抗日救亡准备力量。在此危急关头，陈百弓即作了周密而巧妙的部署，由张传卓、庄琴、黄涛三个乡镇长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向昆南区区长周永年施加压力，福建省福鼎县便衣队胆敢越境抓去浙江省平阳县昆南区的人员，显然是不把周区长放在眼里。章志中假使真的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押回本区处理。这时正遇县府催各乡镇回报户籍的紧急通知。周永年逼不得已，同意要回了章志中，并以三天为期让章志中办好户籍等移交手续，然后担保人张传卓、庄琴、黄涛保证将章志中重新归案。章志中获释后，陈百弓即部署下关抗日武装起义，派县委组织部长欧阳宽和青年部长朱善醉到下关附近的南坪，作详细具体的安排，华心农、张传富等予以接应，于4月11日深夜举旗起义，经过一场战斗，便缴来了自卫队和警备队的23枝步枪、2枝木壳枪、数十颗手榴弹和数千发子弹，当夜赶到鹤顶上与陈百弓等人会合，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追击，撤离到浙南革命根据地——平阳凤卧乡，受到浙南特委书记和特委机关干部的热烈欢迎。抗日武装起义第二天凌晨，张传卓、庄琴、黄涛等三位担保人被逮捕，押送到平阳县监狱，严刑烤打，受尽各种折磨，县长张韶舞曾几次欲施极刑，未果，最后庄琴与黄涛以巨额罚款取保释放。因时局紧张张传卓与郑明德却于1942年6月27日被当局枪杀在平阳县政府大门前面的屏障后。
1941年6月18日晚上，陈百弓带领十几位战友到平阳县钱库镇桐桥村（今属苍南县）活动，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包围，陈百弓为了掩护战友撤移，不幸被捕。顽固派施以种种极其残忍的酷刑，竟以剪刀剪他的皮肉，用明火烧灼他的下巴、胡须。陈百弓一直与顽固派辩论、痛骂，走在赴钱库街后刑场的路上，还频频与乡亲们点头，疾声高呼抗日必胜，共产党必胜的口号。6月19日平阳县长张韶舞下了就地枪决的手令，陈百弓英勇就义于钱库街后一个小菜场边。
1950年，几经艰难曲折，才找到陈百弓的遗骨，并在矾山工会所前召开隆重而严肃的追悼大会，随将遗骨安葬于矾山王大王村一个朴素而坚固的陵墓。
陈百弓动人的战斗事迹一直在浙闽边区传诵。1959年陈百弓的事迹由郑立于编为11场现代京剧《浩气长存》，由平阳京剧团在各地演出300多场，颇有影响。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和门生陆放、曹兴高、张嵩祖看了该剧演出万分激动，随即以此剧本场次由笔者写了脚本，创作了多幅木刻组画，刊于《跃进画报》。新编《温州市志》、《福鼎县志》、《平阳县志》、《苍南县志》皆为陈百弓烈士立了传。
谢婉（1905—1941），离陈百弓祖籍矾山四大王村约数里路的石门头村人，因地处穷山僻壤，居民世代不识字。谢婉从小连名字也没有，只叫“阿某”，直到19岁与陈百弓结婚后，百弓才给她取个较为文雅的名字：谢婉。
谢婉在百弓的教导、影响下投身于地下革命活动，既是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又是坚强的同志，忠诚的部属。她的家就成为当时中共鼎平县委的联络站。每逢郑丹甫、林辉山、刘先、朱善醉等同志在他家密议重大事项开会时，除热情接待外，还望风警戒，成为一位机智的警卫员。
1937年夏秋之间，谢婉由中共鼎平县委妇女部长蔡爱凤（福鼎县人）的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这时，她已有三个子女，却能义无反顾，把孩子委托百舟夫妇或寄养在亲友家中，尽心尽力地投入革命工作。1940年5月，蔡爱凤在福鼎前岐被捕，陈百弓通过国民党乡丁林加第（中共党员）设法营救，并由谢婉将写有时间与联络暗号的纸条埋在饭中转给蔡爱凤，使蔡爱凤能够及时应变，从而顺利越狱。同年，受派遣与蔡爱凤一同回家乡石门头村一带开辟新区，深入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如今，石门头村，狮头山村一带，老年妇女还记忆起她俩的音容笑貌和动人的话语。
1941年5月，谢婉调到特委机关工作，驻于平阳县腾蛟吴小坪，这时，省委书记刘英准备来浙南检查工作，特委机关都作了准备。敌人对这些老区特别注意，便衣特务化装为乞丐、小商贩，算命先生等来侦探。他们发现省、特、县委机关领导人都在吴小坪及附近村庄活动。1941年农历6月19日，驻水头的浙保三团便出动一个营的兵力，由叛徒带路，分三路向吴小坪、包垟进剿，沿途烧了六十多间房子，杀了几个人，抓了几个人。这时，谢婉正住在吴小垟内姓白的家里，听到枪声，立即走出后门，因屋后就是山坎，很难攀登，随被敌人抓去，关在保长家里严刑拷打，想得到我党领导人的住处与去向，一无所得。随将谢婉等57人押送到水头区署，再次进行残酷折磨，什么“十指夹棍”、“上踏杠灌水”，他们无一个变节，无一个说出一点真情。7月19日敌人便将谢婉、林仁满、洪秀英、白洪就、白正读等人杀害于五龙岱。
新中国成立后，谢婉女儿陈格非多次亲自并托友人到水头各处寻找母亲遗骨，一直无法找到。有位同乡郑立于时在《平阳报》工作，趁他下乡到腾蛟、水头之便，陈格非托他深入调查询问，郑深入现场，多方求证，方知母亲的尸体当时被抛进水头中学后面山上的“万人坑”中，多少年了，遗骨一直无法归认。最后，烈士的女儿陈格非只得含泪捧起五龙岱的一抔土作为母亲遗骨，归葬于平阳县烈士公墓。
（此文原刊《苍南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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