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小鬼阿鹅

一九七三年初秋，蔚蓝的天边抹上几行波浪式的白云，把天穹烘托得更蓝、更高、更明亮，使人的胸怀感到舒畅、开朗。老红军林辉山同志和老伴带着女儿、孙子到故乡来，看看长辈劳动和斗争过的土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光。

“多少年不见林辉山同志，他回家探亲来了!”故乡的人们怀着对老红军的敬意奔走相告着、谈论着。

说起回家，已没有什么家好回了。在浙江省平阳县矾山区半垟乡老家的简陋住房，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放了一把火，烧光了。留下的屋基地当年是瓦砾、乱石和野草，如今长着茂密的桉树和翠竹。说起探亲，也没有什么直系亲可探了。老林的弟弟于一九三七年浙南革命斗争暂时低潮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杀害了。老林的父母亲靠要饭过日子，也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先后凄惨地离开了人间……

老林一行翻山越岭，从矾山步行到家。老乡们准备用山村最丰盛的饭菜招待这位老红军，也招待从未到过老家的小客人。可是都被老林婉言谢绝了。老林要求当地党组织为他准备一餐“忆苦饭”给下一辈吃。

老林先让女儿、孙子们凭吊了革命先烈就义的地方，瞻仰了山后的红军洞，看了被反动派烧毁的屋基，然后共同吃了一餐“忆苦饭”。这种饭是用发臭的地瓜丝拌野菜做成的。老林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的长辈连吃这种饭也是上餐接不着下餐，不能忘记过去啊!”饭后，老林还沉痛地诉说了苦难的家史、村史，联系实际，控诉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爷爷，我还要听打仗的故事”九岁的小孙子仰着头，望着爷爷的脸恳求着。

“平时我不是讲得很多吗?”爷爷笑着说。

“我还要听，爷爷，你再讲一个吧!“小孙子拉着爷爷的胳膊，纠缠不放。

“好，好，我讲一个红‘小鬼’的真实故事。”爷爷吸了一筒水烟，皱皱眉头，深思片刻，接下去讲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在闽浙边界鼎平泰游击区打游击。游击队里有好几个红“小鬼”，他们都是十二三岁左右，有个叫阿红，有个叫阿白，他俩是个双胞胎，有个叫阿喜，有个叫阿潭，还有一个叫阿鹅。阿鹅就是跟我的通讯员。这个“小鬼”，头大大的，脸方方的，耳朵厚厚的，一双眼睛像深山谭水，清幽幽的。他的头颈显得比别人长，仰起头来真像伸长脖子的天鹅，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个别号叫“阿鹅”，其实他的真名叫陈兆雄。

阿鹅的家就在闽浙交界处的分水关旁边蔗坑下村。这个村子在福鼎、平阳、泰顺三县的交界处，四周都是高山，山坡上都是梯田。山上的树林又高大又茂密，把小村子淹没在里面。离这里三四华里的分水关和月湖垟，离这里十华里的明垟半岭等地，都驻有敌兵，经常到这里来烧杀掳掠。蔗坑下村的人民决不屈服，一直坚持斗争，十四、五年如一日，是个英雄的村庄。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我到泰顺去找刘英同志，路过蔗坑下村，天已晚了，四周的山峰挂下了黑沉沉的夜幕，我按党组织的联络暗号去找交通站。一进村，来了一个身材高高的人，高声问：“你贵姓?”

他讲话的声调热情、率直，我就回答：“我姓林。”

“林辉山同志就是你呀!”他亲热地和我握手。

我感到很奇怪，第一次到这里，没有一个熟人，为什么他知道我的名字呢?我心中纳闷，要问吧，觉得不大礼貌；不问吧，怕走漏风声出问题，最后我还是问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是敌人通风报信的。”高个子半开玩笑地回答。

我不禁紧张了一下，眼紧紧地盯住他。

他接着温和地说：“很多同志都知道你的名字，你在平阳中心区委^[1]工作。我虽然跟你没有见过面，但对你的样子、性子、口音早就有点数了。”

“那你为什么说是敌人通风报信的呢?”我接着问。

他说：“真的是敌人通风报信的。敌人为了抓你，在各地贴了布告：‘抓到林辉山，赏银一千元’。”

我说：“反动派当了你的‘通讯员’，应该‘感谢感谢’他们!”我转过来问道：“你是不是就是陈得胜同志?”

高个子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得胜。”

我终于找到了交通站负责人，心中乐滋滋的，又对他说：“敌人说抓到我，赏银一千元，我哪里这么值饯，小时候替地主放牛，一年到头，只能拿十四角银币呢。”

得胜听了低下头，半天说不出话。我问他为什么不讲话。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家里没有别的人，只有一个孩子，四岁时他妈妈就死了。今年才十三岁，也在地主家放牛……。”

我说：“你别再让孩子在地主家受折磨，还是把他叫回来跟你一起干革命，公家每月还能给四元钱的伙食费。”

他说：“那就跟着你去吧!”

我问：“你孩子走远路、走夜路行不行?”

他说：“他十一岁就替地主放牛，割草、挑水，体力不错，山路很熟，就是有点调皮。”

我说：“调皮不怕，等我从泰顺回来时带他去。”

我在泰顺九峰地方找到刘英同志，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仍回到蔗坑下村。得胜同志一见面就说，孩子已经回到家里等着。不一会他就把阿鹅叫到了我面前。

我问阿鹅：“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走?”阿鹅第一次跟我见面，有点难为情，歪着长长的头颈，不敢正面看我，他父亲就说：“阿鹅早就同意了。”

为了考考他，我说：“干革命，天天夜里要行军，碰到敌人要打仗，有时弄得没饭吃，没法睡，不比放牛的时候了，每天只有放牛、割草、挑水三件事!”

阿鹅昂起头稚气地说：“不，不，还要受主人家的打骂，受他们的气呢!”

我看看阿鹅这个孩子很不错，就把他带出米当红“小鬼”了。

阿鹅一到游击队，就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他没有读过书，连扁担那么长的“一”字也不认识。讲老实话，我也没有进过学校大门，当时斗大的字也识不了一箩，读文件写封信都有困难。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干革命。于是，我教他，他帮我，互相学习。在战斗环境里，连一本小小的字典也没有，为了向其他同志请教一个字，往往要跑好多路，多难啊!但阿鹅就是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那时写的是毛笔字，写起字来笔头很不听话，叫它往东它偏要往西，叫它往西它偏要往东。可是阿鹅还是挺认真地学，在野外的时候，他用树枝在泥地上练习，或者用指头在沙滩上写。有一次，我们都睡静了，忽听见沙沙的响声，我以为是老鼠咬什么东西，我说：“阿鹅，听一听，是不是有老鼠?”阿鹅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在草席上学写字!由于阿鹅勤学苦练，只一年多时间就认识了不少字，会看书信，字也写得不错。当时红军游击队出版的油印快报，对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对坚持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鼓舞很大。那上面的字像小蚂蚁那么大，密密层层的，整整齐齐的，阿鹅看得目不转睛。他想：要是自己能拿起铁笔刻写蜡纸，为革命多出一份力，这多好啊!于是他又下决心学习刻写蜡纸。拿铁笔与拿毛笔又是另一回事，太轻了字迹印不明，太重了又会戳破蜡纸。怎么办呢?他就利用已经用过的蜡纸四边，刻苦地练习，练呀，练呀，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会刻写蜡纸了。为了便于携带，节约纸张，他还利用磨过的留声机针当铁笔，字刻写得很细很细，既整齐又均匀。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学到不少文化，会看报，会写材料，会刻写蜡纸，可不是容易的事!后来还当了我的文化老师呢。

阿鹅每到一个红色根据地，群众都很喜欢他，特别是那些天真活泼的小孩子，把他当作大哥哥，寸步不离地跟着他，问这问那，动这动那。阿鹅腰间那把手枪，对小孩们最有吸引力。可是阿鹅只准他们看，不准他们动。谁如果摸一下包手枪的红绸布，阿鹅就顶严肃地说：“走火了，可不是开玩笑的!”

孩子们学习红军叔叔，组织了儿童团、少先队。阿鹅和孩子们到山上砍来野树杂木，直的做长枪，弯弯曲曲的做手枪，涂上黑墨水，有的还裹上红布，真像!他们就用这些“武器”，做起“抓俘虏”的游戏。阿鹅和孩子们还在山边路口用乱石垒起小小的碉堡，协助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查路条，盘问过路行人，挺认真的，稍有半点嫌疑的人就不让通过。儿童团练本领，阿鹅带了头。他们爬山岭，像一只只小山鹿，很高的山，一下子就爬到山顶。下山，像一条条小蛟龙，一坎一坎地奔下来，一下子又到山脚了。有时他们扛着土制的枪和木制的大刀，挺起胸膛正步走，俨然是一支小红军的队伍!

阿鹅当我的通讯员很尽职，特别是对我非常关心。有一段时间，我的胃病经常发作，疼得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光吐黄水。阿鹅十分着急。那时候，西药实在没法弄到，治胃病的草药也难找。我就叫阿鹅用当地治肚疼的土办法，借来一条长长的光滑的牛肋骨，涂上菜油，我俯着，让他在我的背上刮，刮呀刮，皮肤发出紫红包，疼也就止住了。

这个土办法用久了，效果也就减少了，有时刮得皮破了，渗出了血，还不见效。于是，我和阿鹅又商量用“接管”的土办法试试看。弄不到酒精，就用毛边纸碾成纸条，蘸上菜油，放在量米的竹筒里，点着火，烧到一定的温度，把竹筒罩在肚脐上，吸得紧紧的，吸出了汗水，胃疼也就减轻了。群众看到阿鹅对我这样关心、爱护，都赞叹说：“共产党、红军的队伍里，真是亲如一家人!”

有一次，记得是在平阳北港大顿村。为了检查一下我们游击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革命警惕性，在一个黑咕隆咚的下半夜来个紧急集合，这个决定只有几个领导人知道。

“嗒嘀嘀嘀——”紧急集合号吹响了，群山起了回应，号声格外嘹亮、清脆，壮人心胆。阿鹅听到号声，一骨碌地爬起来，穿起衣服，打起背包，立即探索着摸到我的床前，准备跟着我出去，发现我不在，又把我的文件、被服整理好，快步冲出去。到达集合地点时，他不仅赶上了站队，而且比有些同志还早。阿鹅迅速、敏捷、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曾得到刘英同志的表扬。

一九三七年一月，根据省委的决定，我带着一百六十多人的游击队从泰顺峰门出发，准备去青景丽中心县委开展工作。途中被浙江保安团和伪五十六师一部连续袭击了几天。我们边打边走，到了青田大岭根地方，遭到敌人重重包围。机关枪呀，大炮呀，敌人乱轰乱打，虽然我们没有被打中，但是那响声是够吓人的。“新兵怕机枪”，阿鹅虽然上战场不多，可是一点也不怕，反而沉着勇敢，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突围时，我们的部队被冲散，损失了一些同志。阿鹅背着我的一条毯子，一个文件袋，一把手枪。由于他行进时隐蔽得好，绕过了敌人的火力圈，跟其他一些同志很快地突围回到安全地区来了。阿鹅回来后，不见我的影子，纳闷着，一声不响。不少同志说我可能已被打死了，阿鹅总是不相信，身边还是带着那三件东西，盼望着我重新回来。

不久，阿鹅跟着刁春和同志回到泰顺地区，在峰门村找到了党组织。刘英同志把他编到警卫班里，让他边学习，边等待我回来。刘英同志相信我会回来的。

警卫班里的同志看着阿鹅整天盼望我回来，就跟他开起玩笑来了：

“阿鹅，你说林辉山同志这次还没有回来，是危险还是安全?”

“你们问这个是什么意思?”阿鹅反问他们。

“我看林辉山同志回不来了，你背的捷克式手枪将来给谁用?你背的毯子是交还公家，还是自己带着用?你背的文件要不要交给警卫班?”

你一句，他一句，说得阿鹅满肚子都是气。阿鹅也不客气，跟他们吵了一场，“好，好，你们这样乱说，真是岂有此理，我去找刘首长!”

阿鹅一溜烟跑到刘英同志住处，一进门就严严肃肃地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把刚才的事情讲一遍。阿鹅一边讲，一边气，双颊红得像苹果一样。

刘英同志笑着说：“林辉山同志会回来的，手枪还是你背着，东西也由你保存，你回警卫班去安心学习。”阿鹅听了酋长的话，一下子气都消了，连蹦带跳地回到警卫班。

刘英同志又请警卫班长去，批评了他两句。警卫班长知道阿鹅已经来“告状”了，回去后他又跟阿鹅开玩笑：“阿鹅，你等着，辉山同志回来时就要你请客呀。”这一下，阿鹅只是咧开嘴憨厚地笑着，没有讲什么。

那次突围，我并没有死。突围后被敌人追赶，几经转折，到了白区大岭根地方，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我离开了阿鹅，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心，好像身上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说不出的难受。

二十多天以后，我和张友坤同志一起回到泰顺峰门，先去见刘英同志。郑香山同志首先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了阿鹅，要他准备请客。阿鹅跑来了，警卫班的同志都跑来了。阿鹅看见我，高兴得抱着我的脖子久久不放。警卫班的同志都喊着要阿鹅请客。警卫班长说：“阿鹅请客，我应该分两份。上次因为大家跟阿鹅开玩笑，唯独我吃了‘批评’，所以要多分一份。”

刘英同志问我身上有钱没有，我拿出一元钱给阿鹅。阿鹅又严严肃肃地敬了一个军礼，去买东西请客了。这个时期，白匪天天来“围剿”，敌情是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是非常乐观，革命的大家庭是何等温暖啊!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我们住在靠近福建省福鼎县城的一个村子里。县城里的白兵八十师经常派兵四出“围剿”，还在县城里作威作福。我们依靠赤色群众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不够全面。为了了解八十师的武器装备和活动情况，也为了让阿鹅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我们决定叫阿鹅去打听一下。

一天晚上，准备上床睡觉了，我对阿鹅说：“阿鹅呀，明天给你到福鼎县城里玩一天，你看怎么样?”

“敌人‘围剿’这么紧，还到城里去玩?”阿鹅以为我跟他开玩笑，睁着水灵灵的双眼，正经地回答。

“正因为敌人‘围剿’得紧，所以要你去玩一趟。”

阿鹅这才醒悟过来，伸着长长的脖子笑着说：“晤!是去打听敌人的情况，那就让我去吧!”

“你去是为了打听消息，但是表面上还是去玩，玩得入了迷，敌人就不注意了；如果一味打听消息，很可能要出毛病。”

我刚说完，阿鹅眨一眨长长的睫毛，会意地说：“明天就让我去试一试。”

平时，阿鹅睡得很安静，这一天晚上他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在想着明天怎样进城，进城后怎样活动，如果碰到敌人要怎么应付。他怕影响我的睡眠，翻动身子都是轻轻的。其实，我也睡不着，担心阿鹅完不成任务或者可能出事。

第二天一早，阿鹅要上路了，我拿给他一个篮子，里面放着盛酱油的瓶子，还给他两元钱。我吩咐他胆子要大，心要细，碰到敌人不要惊慌，完成任务以后马上回来。阿鹅挺有信心地回答：“我一定完成任务，老林同志，你放心吧!”

阿鹅沿着去福鼎县城的大路，急速前进。到了山前村，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溪滩就看到了县城黑压压的一片房屋，城头还有碉堡，碉堡的枪眼真象瞪着眼睛的野狼。阿鹅心里多少有点紧张。但是他极力抑制住紧张、激动的心情，同时放慢了脚步。当走过通向县城的长石桥时，他时而望望桥下的流水，似乎是在瞅鱼群；时而望望城门口，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到了城门口没有受检查、盘问，他就进去了。从下街到上街，大约有两三里路，没有看见敌兵，偶尔在大门台边看见一两个哨兵，大门里面也是空洞洞的。阿鹅心里骂道：“这些王八狗子还在阎王殿里，还没有起来呢!”

大约是八点多钟，街上的行人起了骚动，做买卖的人有的挑着东西往小巷里跑，有的把摊子往后移，好象是洪水猛兽要来了。果然，八十师的兵开出来了。阿鹅站在街旁人丛里，仔细地观看着这支反动武装的装备，还在肚子里默默地数着人数。敌人像一条长长的毒蛇游过大街，走出城门，街上马上恢复了原来的摆设。阿鹅和另外几个野孩子尾随着这个队伍。跟在队尾的那个鹰鼻子军官向孩子们射来了凶恶的目光，那几个野孩子畏怯地退开了。阿鹅想了解这个队伍的去向，还是远远地盯住他。

在一个长满野草的场地上，这个队伍七零八落地停下来。阿鹅就绕个圈子来到离这个场地很近的一条田沟边，下沟摸鱼。看起来他是低着头，手在水里乱搅，其实是歪着头，斜着眼睛在看，耸着耳朵在听，他在抓敌人的情报呢。敌人一点也不知道!

当天下午，阿鹅回来了，向我方汇报了情况。敌八十师两个团今天配合保安团分三路向我们游击根据地“清乡”，第一路去柳家山，第二路去分水关等地，第三路去南溪等地。去分水关的这路敌人没有抓到什么人，去柳家山的那路敌人抓了几个群众。敌人每个排都有两挺机枪。他们还到处造谣欺骗，说我们红军统统被他们消灭了。阿鹅汇报以后，还拿给我钱和一包黄烟，他说：“这是一元九角钱，我只花了五分饯买饼当午饭，另外五分钱买黄烟给你吸。”我说：“你为什么不多买些东西吃?”他说；“公家经济有困难，一分钱也要节省。”阿鹅这次侦察任务完成得很好，我感到很高兴。

一九三七年夏天，敌人的“围剿”一日紧似一日，游击队的主力转移，我们地下党和留下来的部分游击队都分散隐蔽起来。我和阿鹅在鼎平泰边界岩头岗村，得不到一点信息。我就叫阿鹅去泰平区找他父亲陈得胜，了解他那边的情况。当天夜里，阿鹅一个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赶到泰平区的南山岭，找到了他的父亲。父亲向他详细地谈了泰平区的情况，叫我们到他那边去一起活动。我和阿鹅很快就去了。我好几个月没有跟得胜同志见面，见面时感到格外亲切。得胜说，最近敌人不仅白天来“清乡”，夜里也经常来搜村，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睡在屋子里，要到山上树林里过夜。我很同意这个意见。

我和得胜父子三个人，从一条偏僻的小路一口气爬到山顶。山峰真高啊，火片大片的云雾在半山腰飘动，我们仿佛站在汹涌浩淼的海面的孤岛上。

得胜指着四周的地势，讲了几条山路的情况，然后舒了一口气说：“在这里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站在这山顶，月亮也摸得到，白狗子根本不敢上来。”阿鹅说着攀登到一个高岩上。

过了一会儿，稀稀疏疏的星星在空中闪烁，鸟儿的呜叫声也停了，我就和得胜父子来到一株大树下。天色暗了，认不出是什么树，树干很粗，树叶很密，坐在树下宛如坐在一座高大飞檐的亭子里。得胜在当中，我和阿鹅在两边，靠着树干，半卧着。我打开一条被单，三个人合盖着。山高夜深，有点寒意，可是三颗火热的心连在一起，却感到非常暖和。

我问了得胜的近况，还问他有哪些困难。他说：“困难好像山上的野藤荆棘，天天碰到，一想到我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

他也向我问了阿鹅的情况。我说：“这孩子真好，是干革命的好苗子。我们是有希望的，革命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

谈着谈着，很自然地谈到配合我们工作的李孔生身上。这个人是兵痞出身，两年前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当过排长、连长。不久前因生病在后方疗养，没有回游击队，后来就配合我们一起活动了。

得胜说：“当前的环境这么恶劣，李孔生能够和半岭乡长周越云一起喝酒，一起打麻将，真是怪事。”

我说：“原来我们叫李孔生到半岭了解敌情，只叫他住在他妹妹家里，怎么会跟乡长打得火热?这当中一定有鬼!”

第二天早上，我问阿鹅，昨天夜里我跟你爸讲话，你听见没有?记住没有?他说听是听到了，记也记住了，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说就是你父亲讲的那个“怪事”。阿鹅一下子就猜出是李孔生的问题。

我就把要解决李孔生问题的意图告诉阿鹅，叫他带去二十元钱，十元给李孔生，自己留十元，就说组织上决定他和李孔生一起活动一个时期，把草坪、垟头等地的工作恢复起来。并且告诉李孔生，说我也想到他那一带活动，问他有什么意见。

过了几天，阿鹅回来了，他说曾经跟李孔生到了敌人的据点，那里有一个连的兵力，李孔生确实跟乡长、连长一起打牌喝酒，给他的十元钱差不多花光了。阿鹅很慎重地说：“李孔生还叫我转告你，请你到他那里活动，没有问题，可以放心。”

我就跟得胜同志商量，去不去。得胜说，可以去，将计就计。但要十分提高警惕。

当天晚上，我和阿鹅赶到垟头岙底地方过夜，还派人去找李孔生。第二天傍晚，李孔生来了，我们一起吃了晚饭。

“今天晚上我们要找哪个村子过夜?”我问李孔生。他假装关心地回答：“敌人搜查很厉害，你们还是到明蝉岭岗头畲族村去住。”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同时我问李孔生自己今晚住在哪里，他说住在妹妹家里。

李孔生走了以后，我们细加分析，认为绝不能按他的意见住到明垟岭岗头，而要住在离那里十华里的另一个村子。

果然，下半夜敌人严密地包围了明垟岭岗头畲族村，挨家挨户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到。敌人像一群找不到吃的饿狗，垂头丧气地回驻地去了。

笫二天，陈得胜同志碰见我和阿鹅，为我们没有上当感到高兴，对李孔生的卑劣行为十分愤怒。他说：“李孔生这个坏蛋，已经秘密投靠敌人，叛变革命，要抓紧把他干掉!”

为了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我叫阿鹅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福鼎山门底村，找到郑丹甫同志。这时，郑丹甫同志也是浙南游击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听了关于李孔生的情况，也认为是个严重的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但是李孔生还跟敌人混在一起，怎么办呢?我们又和郑丹甫等同志在一起商议。

“李孔生做了那么多坏事，还说自己怎么革命，他以为我们还不知道呢!”阿鹅抓抓脖子微笑着。

我说：“叛徒的嘴脸，象纸折的儿童玩具‘十八变’，谁听他的!李孔生对我们几个人都有戒心。看来，他对郑丹甫同志还不怎么样，还是请丹甫写封信把他弄来。”

我这么一说，阿鹅快乐得跳得老高，拍着手说；“那太好了，这一下李孔生这条黑鳗会上钩。”

于是，郑丹甫同志就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有急事请李孔生到山门底村来商量商量。李孔生接到这封信，果然来了。无耻的叛徒被处决了，鼎平泰边界除了一大害!

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同志们推选我当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我准备离开浙江到抗日圣地——延安去。我想到能有机会到延安，参加“七大”，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党和同志们对我的最大关怀，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但是一想到将要离开养育我的赤色群众，一起战斗的同志们，特别是朝夕相处的阿鹅，又感到十分难受。临行时，同志们热烈地欢送我，嘱咐我把浙江省的工作和斗争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并且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带回来。省委还决定派阿鹅陪送我到金华。那个时候不比现在，交通很困难，又要防备敌人搞阴谋破坏，我和阿鹅大部分时间是步行，有时也乘小船和汽车，经过艰难困苦的六、七天旅程才到达丽水。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我想，阿鹅送我到金华后，还是要折回去，如果他在从金华到丽水的这段路上，被敌人的特务发现，那就糟了；再说两个人一起走，也容易暴露目标。我就叫阿鹅回浙南地委机关，我独自一个人到金华，在那里凑合几位同志，一起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会合其他同志，然后再北上到延安。阿鹅不肯。经过我再三说服，他才勉强同意了。我对阿鹅说：“这一次我们分别以后，死活都很难说。死了也就算了，去见马克思；活着，就要干革命，打日本帝国主义，打蒋介石反动派，为全中国、全人类求解放。”阿鹅坚定地回答：“不管有多大困难，我总是要坚持斗争，砍去头，不过留下碗口那么大一个疤，没有什么了不起!”阿鹅拉着我的手温和地说：“辉山同志，你到延安，路途遥远，路上白狗子又多，可要小心呀!”我党得阿鹅实在太可爱了。临别时，我想送一件东西给他作纪念，可是身边什么也没有。我摸一摸额角，头上还有一顶毛绒织的便帽，天气逐渐冷了，阿鹅在游击区很需要它，而我到了城市可以买一顶，我就赠送给阿鹅：

“阿鹅呀，我和你一起干革命已经好几年了。今天暂时分别了，这顶帽子你带去用吧!”

我把帽子戴到阿鹅头上，帽子稍大一点，但并不显得难看。帽沿下面，一对耳朵厚厚的，挂在方方的脸庞两旁，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不像过去带着稚气，而是射出深沉、机警的目光，给人以热情、老练的感觉。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阿鹅这棵幼苗逐渐成长起来了。我亲热地用拳头在他肩膀上猛击两下：

“像大人啦，今后同志们跟你开玩笑，你不会再到首长那里去‘告状’罗!”

给我一说，阿鹅有点腼腆，会意地展开了清秀的眉毛，脸上飞上了红霞。他似乎在思考什么，一会霍地伸长脖子问：

“辉山同志，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他的声调哽咽了。

“三年、五年，干革命天南海北，时间很难说，最迟到全国解放以后是肯定会见面的!”

我和阿鹅又互相勉励一番，各自上路了。

历时一年零四十六天，经过八个省份，我和代表团同志一起到达了延安。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我进了中央党校学习。由于敌人封锁，交通不便，信息都断了，对陈得胜同志和阿鹅的情况我一点也无法知道。“七大”以后，党中央决定派我到东北工作，在东北，我千方百计了解他父子俩的情况，又一无所得。直到人民解放军渡江了，我回到浙南来了，才知道陈得胜同志和阿鹅的情况。咳，真想不到……

说到这里，林辉山同志这位性格坚强的老人感慨极了，双眼情不自禁地闪着泪花。平屋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受到感染，沉默了。唯有小孙子瞪着大眼睛，惊奇地问：

“爷爷，你说，你说，陈得胜爷爷和阿鹅叔叔怎么样了?”

林辉山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接下去说——

陈得胜这位同志的革命意志比钢铁还坚硬，什么苦都吃得了，什么困难都不怕。鼎平泰游击区的交通总站是靠他坚持，才一直办下来，后来他是福鼎县泰平区的区委书记，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得要命，到处出布告，用高价悬赏，要捉拿他。在一次完成党的任务途中，陈得胜同志不幸被敌人抓去了，一直抓到泰顺县政府。县长审问他，叫他要向国民党自新，他说“你要向共产党自新”；叫他要向国民党投降，他说“你要向共产党投降”。敌人用了种种重刑，什么坐老虎凳啦，灌辣椒水啦，十指埋针啦，等等，都没法使他屈服，得不到半句口供，甚至连敌人的审判桌也被陈得胜同志踢翻了。最后敌人决定砍他的头示众，在亮闪闪的大刀下面，他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陈得胜同志真是一位好同志!

阿鹅像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敢于跟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在党内也勇于开展思想斗争。我俩从丽水分别以后，他很快就回到浙南，当上游击支队长，打了好几次漂亮仗，还当过福鼎县共青团书记。不幸，在一九四三年也牺牲了。他父子俩真是两代红，为革命献出了一切。

【注释】

[1]平阳中心区委于一九三四年建立，活动于平阳、瑞安、文成、泰顺等县。林辉山同志当时是中心区委组织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