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镇起义

一九四○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可耻面目日益暴露出来。

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击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坚持敌后斗争的中共鼎平县^[1]委根据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人民军队，坚决地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鼎平县的下关镇与福鼎县的沙埕镇隔海遥对，形势十分险要。下关镇是个深水、避风港，大轮船可以到岸停靠。据说，孙中山先生生前曾计划在下关镇建立军事海港。这个时候，下关镇有一支武装，三十多人枪，专为防共缉私设立的。这支武装，早先被蒲门区防务委员会主席、“土皇帝”林友森控制，后来归镇公所管辖。为了控制这支武装，鼎平县委领导陈百弓、欧阳宽、朱善醉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由张传卓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担任下关镇长，掌握这支武装的领导权，等到时机成熟时，发动他们举行武装起义。

张传卓同志是个地下党员，他身体魁梧，讲话声音宏亮，很有革命热情。当时他已担任下关镇南坪小学校长。因而，鼎平县委就根据他的合法身份，多方活动，让他参加镇长的竞选。离下关镇不远的南坪村是个革命根据地，周围有好几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由他们出面做“镇民代表”的工作。张传卓当校长时，对教育工作比较热心，也敢于讲公道话，不少“镇民代表”本来就对他有好感，经过这几个保长的工作，也都暗中表示同意选张传卓，有的“镇民代表”还主动出面为老张拉选票。多少人在关注这次选举!

选举镇长的会场设在下关镇公所的会议室里。镇公所是五间楼房，多少有点洋气，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远眺东海的风光。

下午两点钟光景，“镇民代表”陆续来了，张传卓也随着三三五五的人群走进会议室。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装，一双刚擦过油的黑色旧皮鞋，跟平时有所不同的，就是多了一顶咖啡色的礼帽。他一到门口，就脱下礼帽，笑容满面地跟到会者打了招呼，然后端庄地坐在靠窗边的一个座位上，暗自斟酌：这个打进敌人内部的第一仗，应该像占领前沿阵地的制高点一样，一冲上去就把它拿下来!

监选的区长也从马站镇赶来了，在零零落落的掌声中坐在首席的藤椅上，光抽香烟。

选举大会即将开始时，门外传来了一阵似笑非笑的声音，大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陈满春。陈满春是个奸商兼劣绅，在群众中没有多大威望，这一次他也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

“嗳哟，真不礼貌，区长光临指导，却比我先到了。”陈满春向区长低头哈腰，整整有九十度，差一点把系着金链的怀表也甩出来。随后又向到会者频频点头，在区长身边那个座位坐下来，“区长，你真有福气，人家说‘鲤鱼跳龙门’，今天是‘鲥鱼跳龙门’，敝舍买到一条九斤重的鲥鱼，刚刚上水，准备拿它为区长接风洗尘。”

区长笑笑，没有回答，仍旧只顾抽烟，显示自己鄙夷不屑的神气。

“‘鲥鱼跳龙门’，如果加上当选新镇长，可说是双喜临门，大家都要到陈先生府上干一杯!”这是从会场最角落那个座位上发出的声音，接着有好儿个人附和着，怂恿着。

陈满春这一下可真是“满面春风”，他以为自己当选新镇长是笃定了，慷慨地从袋里拿出一包锡纸包的香烟随意分给靠近他座位的一些人，然后笑微微地说：“这个好说，这个好说，我陈满春总不是一毛不拔的!”

投票选举时，会场上有的在走动，有的在交头接耳。张传卓时而望望窗外，时而瞅瞅会场动态，真像是位指挥员，正在指挥夺取前沿阵地制高点的战斗。

选举结果，张传卓得票最多，当选了新镇长。陈满春和另一个绅士都落选了，陈满春连自己在内只得了三票，是得票最少的一个。当镇民代表主席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时，陈满春脸色起了巨变，红一阵，白一阵，香烟屁股烫到手指头还不知道。

张传卓想到需要表示一下“谦虚”，并奚落一下陈满春，就从窗前站起，客气地说：“小弟跨出校门走上社会不久，不学无能，恐怕难以承担这一重任。而陈满春先生多年来一直在政界，德高望重，劳苦功高，由他来当更能满足下关镇上万同胞的祈望……”话未说完，不知是谁高声地说：

“鲥鱼已经烤熟了，大家都不必客气。”

会场响起掌声，陈满春转过身子对张传卓说：

“老张，今天要你请客罗!”

“区长在这里，应该你请客，我可以奉陪。”张传卓边说着，边和区长，陈满春几个人离开了会场。

张传卓同志担任镇长后，为了取得县长张韶舞的“信任”，以便今后开展工作，他首先利用张韶舞与林友森之间狗咬狗的矛盾，联络一些乡镇长控告林友森，结果张韶舞借此机会就把林友森抓去坐了牢。从此，张传卓得到了张韶舞的“重视”，在乡镇长中有一定的“地位”。

林友森虽然被张韶舞治了，但他在下关镇经营多年，还有一批爪牙帮凶，陈满春就是最得力的一个。陈满春竞选镇长失败，很不甘心，跟张传卓势不两立，他还通过镇里警备队的一些人，经常制造事端，破坏抗日救国工作。鉴于下关镇情况的复杂，斗争的尖锐，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支警备队的状况，张传卓同志向鼎平县委作了汇报，要求增派党员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鼎平县委就派章志中同志到下关镇担任事务员兼警备队队长，跟张传卓同志并肩战斗。

提起章志中同志，倒有一番来历。他出身很苦，生下四个月，父亲就因劳累过度死去了，母亲后来改嫁了。是他嫂嫂把他抚养成人的，嫂嫂成为他唯一的亲人。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其他生活出路，先后当过乡公所事务员、警察所巡官。他具有正义感，办事不徇私情，比如地方上官僚士绅因赌博被抓住，他同样罚款，秉公处理。因此，乡绅们都怕他三分。由于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看了不少进步书籍，他逐渐觉醒过来，对国民党内部腐朽堕落的政治和生活极其不满。以后，他与矾山一带的地下党员有所接触，接受党的教育，对党有一定的认识。

当时，鼎平县委书记陈百弓同志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章志中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早已产生钦佩之心。老章想，如果有机会听听他对局势的见解，接受他的教诲该多好啊!有一次，老章还在南宋乡乡公所当事务员的时候，听说陈百弓同志在离南宋乡十五华里的小山村里，老章马上赶去，没有找到。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又听说陈百弓同志在南宋乡垟头村一位赤色群众家里，老章去找时，草屋的主人说陈百弓同志已经离开这里到矾山去了。在回家的路上，老章淋了一身冷雨。冷雨淋不冷老章火热的心，他还是要找到陈百弓同志。于是就请矾山小学的工友邱新海帮助他找。邱新海同志当时已是地下党员，担负着地下党的通信联络工作。有一次章志中在老邱的陪同下，很快就在矾山附近一个村子里找到陈百弓同志的住处。老章非常高兴，多年的夙愿可以变为现实了!没想到，陈百弓同志还是没有会见他。老邱回说：

“百弓同志说，很对不起，今天有事在商量，迟几天再见。”

老章无奈何地和老邱离开了陈百弓的住处。

在回来的路上，老邱看着老章只是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不说一句话，便对他解释道：

“百弓同志能写会道，很联系群众的。老章，你别误会，迟几天再去吧!”

“我不会误会，共产党不论是开会还是商量什么事情都是很秘密的，或许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百弓同志才顾不上跟我谈。”老章尽量掩饰自己矛盾的心理，不让老邱知道这是第三次登门拜访得不到会见了。

老章回到矾山镇警察所，一直闷闷不乐，心中有说不出的苦衷。他想，头两次见不到百弓同志，是有客观原因的，该不是有意回避吧?可是，这一次应该怎样解释呢?假如不是回避，不管多忙，抽几分钟时间见见面总可以办到吧：连这一点礼节性的表示都没有，那就是有意回避无疑了。百弓同志对工农大众和革命青年都那么真挚、热情，为什么对我这般疏远、冷淡，甚至避而不见呢?一连串的问号象连结着的镣铐，把老章的心扉锁住了。

他双手抱着头俯伏在公事桌上好久，好久，在朦胧问他望见纪念厅匾额上“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霍地想起许多问题：

几年来，我一直在当事务员和巡官，讲的是“三民主义”、乌烟瘴气的无聊废话，写的是“等因奉此”、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干的是派捐、抓人、鱼肉百姓的可耻行为，我为的是什么?我为的是“天下人”，还是“天下人”为我?比起无私无畏、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来，不知相差多少远!他自言自浯地说：

“宁可回家去饿死，也绝不能在这里糊里糊涂地活下去!”

当天晚上，老章检点好行李，只在公事桌上留下一张便条，就辞职回到平阳县灵溪区流石村老家去了。老章真是一位有骨气的人!

没有多久，陈百弓同志在矾山石宫小学会见了老章，是百弓同志特地派人去请他来的。

陈百弓同志，高高的身子，浓黑的眉毛，深邃的目光，下颊满是胡子，给人以严肃、豪放、率直的印象。他同老章亲切握手，还倒给一杯浓茶，两人就毫无顾忌地谈开来。当谈到老章辞去巡官职务时，陈百弓同志风趣地说：

“老章，你是很有才干的人，不当巡官，不干国民党的事，哪能升官发财啊!”

“为了糊口，我当事务员、巡官，混了几年，已经饱尝了国民党衙门的味道，再不干那个行当了!”老章沉痛地说着，眼眶湿润了。

“那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

“我要参加革命，抵抗日寇，同大家一起挽救祖国的命运。”

“你的想法很好，我们欢迎你!”百弓同志说着，又一次与老章握手。

“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就是洒鲜血、抛头颅我也心甘情愿!”老章激动得滚出泪珠，发出誓言，接着又殷切地问，“百弓同志，你要我干什么去?”

百弓同志捋捋短胡，笑着说：

“还是到国民党的衙门去!”

老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是听错了吧?他轻轻地问：

“这是什么意思?”

百弓同志给老章加了茶水，坐下来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然后说：

“党相信你，革命斗争又需要，才要你仍旧回到敌人内部去；这样，还可以为党多干一些工作。”

老章对国民党衙门痛恨极了，确实不愿再回到那里去，但对百弓同志的说法是信服的。正在犹豫不决时，百弓同志又顺手拈来一匣火柴，比作堡垒，说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最后又握紧拳头敲着火柴匝，鼓励他：“去，到国民党衙门去，到敌人堡垒中去，攻破它!”

老章双眼闪着智慧的光芒，回答说：“百弓同志，既然是这样，我就服从革命的需要。”

不久，章志中又挑着简单的行李卷儿来到矾山乡公所，当起事务员来了。他除了利用合法身份做抗日救亡工作以外，还自刻蜡纸，利用乡公所的油印机，在夜里背着人印过《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论持久战》《关于浙南形势》等党内文件和革命传单。为了斗争需要，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眼睛也熬红了。地下党同志关切地对他说：

“老章，你又熬夜了，眼睛都红了，要注意身体!”

老章诙谐地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在挖战壕，他们（指那些国民党人员）在造长城（指打麻将），同样是熬夜呀!”

章志中同志一到下关镇，除了应付繁重的事务工作以外，还深入警备队跟队员们闲谈，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没有多少时问，有一些出身苦的警备队员都认为老章是说得来的人，跟他交起朋友来了。在此同时，鼎平县委把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苏定课、龚显奏、苏廷居、陈廷鹏等派到警备队里作为骨干，通过他们去教育，争取其他警备队员。经过几个月时问，全队三十多人除了少数几个还持反共立场以外，其余二十多人都倾向共产党，赞成抗日统一战线。他们还配合青年抗日救亡团到各地宣传演出，干得很有成效。老章暗中自喜：领国民党的薪金，干共产党的事情，真是心安理得!

一天，鼎平县委告诉有关同志，要注意矾藻区区委书记邓星熙的行动，因为他近来经常在外面喝酒，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近，这样下去恐怕会走上邪路。县委还指示，只能同邓星熙作一般的联系，不能谈秘密的事情，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大家都执行了县委这一指示，但还不十分理解指示的精神。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突然袭击北上抗日的新四军，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接近了顶点。这时，平阳、泰顺、福鼎三县反动政府为了配合反共高潮，也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在福鼎县城——桐山召开边界联合防共会议，组织了“边界联防委员会”。会上还决定，为了共同反共，三县武装行动不受省界和县界的限制。矾山区区长周永年和前岐区反共搜查队队长魏伯乾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这三个县即采取联合行动，兴师动众地部署反共事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同年三月上旬，昆南区区长周永年为了清查、“围剿”共产党人，在矾山区署召开有各乡镇长和事务员参加的全区户口总检查会议。没有例外，章志中和张传卓两同志也来参加了。周永年布置：要抓紧时间在本月上旬把户口清查好，将情况及时上报。参加会议的人员都领了任务回去了。

章志中和张传卓同志从矾山步行回下关镇。途经路尾地方，不料碰到魏伯乾带领的前岐区反共搜查队的一伙人。他们之间，素不相识，只是面面相觑。老章和老张定睛一看，看见路边有一个穿着破衣服，戴着破箬笠象乞丐的人，斜着猴子脸，用嘴巴向章志中身上一努，章志中同志就被七手八脚抓起来了。原来这个打扮成乞丐的家伙，就是可耻的叛徒邓星熙。邓星熙考虑到张传卓是有地位的镇长，平阳县长张韶舞对他有几分信任，如果动了他，一时会惹来麻烦。所以没有再抓张传卓。张传卓赶紧绕过山路回矾山区去了。

章志中同志被捕后，心情镇定，态度自若，不作任何解释，就随魏伯乾他们翻山越岭到福鼎县的前岐区，被关在前岐区拘留所里。

这个拘留所就设在前岐镇中街区署里面。从拘留所到前面朝街的大门要走一段很长的廊道。靠背的小山峦上修筑了一座牢固的两层碉堡。戒备十分森严。

老章在这里的遭遇并不太坏，让他吃饱饭，还给汤水，给棉被，都是看管的便衣队送来的。这反而使老章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老章早已知道，魏伯乾是个土包子，靠反共起家的，他纠集的便衣队有儿十人枪，而且靠敲诈勒索发了大财。他在离前岐镇五华里的小南地方，靠剥削劳力，开辟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水果园，种着水蜜桃、四季柚等各种各样的水果。在果园的高处还建了一个很高的碉堡，设立了了望台。谁要是动了他园里的一只桃子，不是当场吃棍棒、吃子弹，就是事后被害得家破人亡。魏伯乾俨然是个军阀大地主的架势。这家伙惯用硬的一手，为什么这一次会一反常态，来软的一手呢?还会有其他什么花样呢?老章正在猜测间，魏伯乾嘻皮笑脸地来了。他抱歉地说：

“老章，你别见怪，大家都是吃公家的饭，办公家的事，公事公办嘛!”

“是呀，我当了多年的公务人员，吃公家的饭，办公家的事，为什么你要把我扣押起来?”老章极力控制激动的情绪，正直地回答。

“这已经很清楚了，不必隐瞒吧。”魏伯乾以为老章已见到叛徒邓星熙，不会隐瞒自己的身份。

“我不理解你讲话的意思。”

“邓星熙说，你是个‘赤化分子’，而且是个很重要的分子。”

“邓星熙!”老章沉默一会，坚定地说，“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哼!说我是‘赤化分子’，有什么证据?人家凭空说你也是‘赤化分子’，你同意吗?老魏!”

魏伯乾不禁一愣，他只听邓星熙口头说过，确实没有弄到真凭实据。而且邓星熙又不在这里，事情很难一下搞清楚。便假装和气地说：

“我和你虽然相隔两个省，可是早已有所了解。这样吧，老章，我老魏是讲义气的，你尽管把问题摆开来，讲点知心话。你放心，一切问题包在我老魏身上。”

老章看魏伯乾这个土包子竟对他打起攻心战来，只好随机应战，也假装诚恳地说：

“老魏，讲义气.讲知心活，我也可以讲一点。我坦率地告诉你，你已经上当了，恐怕要吃大官司哩!”

魏伯乾听说要吃大官司，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会吃大官司呢?”

于是，老章就把张传卓如何将蒲门“土皇帝”林友森干下去、取得张韶舞的信任，自己是矾山区长周永年的知心朋友，周永年又跟张传卓、张韶舞是怎样一种密切的关系，一五一十地讲出来。魏伯乾听得入迷。老章末尾郑重地说：

“老魏，慎重考虑呀，我和张传卓是不在乎的。周区长就有点麻烦了。这个人的特点是脱掉裤子也要跟人家干的。你还要提防一个人……”

老章还未讲完，魏伯乾又插嘴问：“谁?”

“张韶舞!”老章又继续讲下去，“他，比周区长还厉害百倍，他认为谁触犯了他的部属就是触犯他自己，他就跟你打官司。他的后台可硬啦，专员张宝琛，省主席黄绍竑，都是最信任他的。老魏，更要防他最辣手的一着……”

“什么呢?”魏伯乾迫不及待地问。

老章用手比作刀，摆出杀人的姿势，说：“打不赢官司，他就偷偷地派人把你干掉。在我们浙江平阳，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听到这里，魏伯乾多少有点胆怯了，他说：“老章，我不是早对你说过，公事公办，别见怪了。”

“虽然最近开过边界联合防共会议，可以越省抓人。我劝你还是少管些事，惹着周区长和张县长，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老章，我不会给你过不去的。公事公办，公事公办!”魏伯乾看看势头不对，夹着尾巴走了。

张传卓同志回到矾山，将情况向鼎平县委作了汇报。同志们对邓星熙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无耻行为万分气愤。县委书记陈百弓同志说：“对邓星熙这个叛徒，以后一定要严惩。敌人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马上要考虑到全局的工作。章志中同志被捕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下关镇整个武装队伍的问题，也是关系到鼎平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把他营救出来。否则，下关这支武装又会落在敌人手里。”经过分析研究，决定由张传卓同志和两个“白皮红心”的人出面向区长周永年交涉。两个“白皮红心”的人，就是庄琴和黄涛。他俩人就人生在矾山溪边的街上，相隔只有数间房。庄琴和他哥哥在宝开一间南货店一间药店。庄琴早就党了，基欢读进步报刊；黄涛的后家在矾山中岩，是共产党地下联络员，两人都是周永平的下属二方镇长。周永平不对斗他俩家中喝酒闲聊，也称为娟友。

当天晚上，已经点灯了。张传卓和庄琴、黄涛三人，走进昆南区署，找到周永年。

周永年见到张传卓他们，假装诧异地问：“老张，你怎么又来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上午我和章志中回下关镇去，到了路尾地方，碰见福鼎前岐区的便衣搜索队，他们蛮不讲理，把章志中抓去了，真气死人!”张传卓气愤地坐在靠背椅上。

“我刚才才听说，情形不很了解。”周永年慢吞吞地说。

“太岂有此理，福建敢到浙江抓人!”张传卓故意装得十分气愤地说。

“这分明是煞周区长的威风。作为一个公务人员，连人身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以后防务工作靠谁来做!”黄涛也紧紧地跟上几句。

周永年沉默不语。

“周区长，章志中是我镇的事务员，他被前岐区的便农队抓去，亲戚朋友来询问我，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你也过意不去。我看，还是弄到矾山来再说。”张传卓稍微缓和地说。

“老张呀，你跟章志中相处多年，应该较为了解，据你观察，他有没有‘赤化’嫌疑?”

“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党国忠心耿耿。这一点，我可以相信得过。退一万步讲，他就是共产党员，也应该在浙江捉拿归案，不能关在福鼎前岐，让魏伯乾领功去。”老张说。

“不管怎么样，弄到矾山来才是道理。魏伯乾，夜郎自大，根本不把周区长放在眼里。我们在你下边的人真是气不过。”庄琴也极力怂恿。

经过地下党在社会上的活动，那些不明真相的乡长、事务员也纷纷给周永年打来电话，对魏伯乾非法抓人的事情表示不满，要求周区长从速出面交涉。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周永年的思想开始活动了。他想；虽然刚开了边界联合防共会议，可以越界抓人，但一开头就抓了我们这边的事务员，“赤化”嫌疑还未肯定，未免操之过急。同时矾山各界的要求又那么强烈，如不作适当让步，恐怕很难收场。况且把章志中弄回矾山以后，假如真的是共产党，也好处置，绝不能让魏伯乾从中捞去油水。周永年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不知转了多少圈，最后下了决心，办好公函，派人步行到二十华里外的福建省福鼎县前岐区，将章志中押回矾山区署。

周永年与章志中、张传卓是同僚关系，又是非常“亲密”的同学和朋友关系。章志中一到矾山区署，除对魏伯乾越省抓人的蛮横行为表示极为不满外，还对周永年发了一通牢骚。他极为气愤地指着周永年的鼻子说：

“老周，我与你共同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你却对我不了解，弄得我哭笑不得。咳!想不到同学朋友之间的情谊会这么淡薄!”

周永年又是解释，又是暗示，希望老章向他交点底，讲一些真心话，可是老章再也不开口了。

对章志中是不是“赤化分子”，周永年凭自己的政治嗅觉，还嗅不出什么气味来。但邓星熙已经“自新”，问题牵连到老章，该不会无中生有吧?在这真假未分的情况下，周永年仍将老章软禁在区署里，准备几天后和他一起到平阳县城去见张韶舞。

老章早在前岐区拘留所里就估计到迟早要到平阳县城去这步棋，现在软禁在区署里多少还听得到风声。老章对地下党部分组织被叛徒出卖，对同志们的安全感到忧虑。而对他自己，早已下定决心，坚决要实现为革命洒鲜血抛头颅的誓言，做好一切准备，对付反动派。当他作最坏设想的时候，他的眼前出现了嫂嫂苍白而憔悴的脸容，冷清而孤单的背影，不禁流下了泪水。所以，老章除了托人向党组织表示决心以外，还托人转告慈母般的嫂嫂：“想开一点，穷人终究会有出头日子的!”

章志中从福建前岐押回浙江矾山，不能不说是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同志们感到很兴奋。但随即又被周永年软禁在区署里，大家都为此担心。鼎平县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再次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将章志中保释出来。

这一工作，还是由张传卓、庄琴、黄涛三人去做。他们以“全区即将举行户口总检查，下关镇的户口都是章志中经手，急需他回去办理”为由，要周永年以工作为重，让章志中回去。

周永年开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又向周永年提出要求：具结保释，三天为期，搞好户口检查后仍回矾山。

因为他们同周永年都有朋友关系，所以又拚命从朋友情谊上去说服周永年。周永年听了他们那些合情合理的的话，语气虽然缓和下来，但由于他反共的思想顽固，总表示放心不下。

张传卓是个急性人，号称“大炮”，看看周永年左盼右顾，久久定不下来，就向他开起“大炮”来了：“老周，你横也不行，直也不是，我当镇长的人多么为难呀。只因办理户口总登记除了章志中以外，任何别人都插不进去，否则，也不必在你面前磨牙，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片刻以后，张传卓的口气从急躁转为缓和：“周区长，就这样吧，让章志中回去，我和庄琴、黄涛三人担保，马上具结。”

……

周永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具结担保，以三天为期，到期章志中仍回矾山。

张传卓继续留在矾山，与庄琴、黄涛一起不时到区署跟周永年周旋周旋，使他不引起怀疑，同时了解区署的动态，以便鼎平县委部署下一步的行动。

鼎平县委得知章志中同志已从虎穴里出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行反共活动，极力控制武装力量：邓星熙等人已叛变革命，鼎平县部分地区党组织已被破坏，环境越来越恶劣了。为了争取主动，下关警备队必须在三天内举行起义，并把平阳县自卫大队一个班的武器缴来。于是，决定于三月十五日晚上行动。警备队内部工作由章志中同志负责，欧阳宽、朱善醉等同志到时赶到下关接应。陈百弓同志在鹤顶山指挥。

章志中回到下关镇，白天忙着清理户籍，假装积极；晚上召开地下党支部会，商讨起义事宜。起义后，谁跟着队伍到平阳北港特委机关，谁隐蔽下来坚持斗争，以及起义的时间、地点、信号、路线等都——作了研究和布置。

三月十五日终于到来了。旧历的十五日夜，虽然下着毛毛细雨，看不见月亮，四周道路还是相当明亮、清晰。

七点多钟，章志中按惯例来到警备队的所在地——圆形的碉堡。一进门，看见队员们熙熙攘攘地在说着笑着，有的在小马灯下弈棋。他就对大家说：

“刚才接到上面电话，有一只宁波船从温州开出，今晚可能到达下关，里面运载着猪油、白糖、香烟、果品等。听说从温州开出时，没有报出口税。我们立即要去执行这一任务。”

警备队里的几个反共老手，最喜欢缉私，抓住一只走私船，就可以捞一把，吃的用的都有啦。这几个人听说有了门路，都争先要去。章志中就叫一个副班长带队，把这几个有碍缴枪起义的人物哄走了。临走时，老章还吩咐他们：“今晚宁波船什么时候靠岸不清楚，你们要耐心地等待下去，不能急躁!”

这儿个家伙走了以后，章志中同志作了一番简短的动员。碉堡里忙了一阵，把所有的枪支弹药整理一番，然后灭了小桅灯，大家寂静地在等待游击队来接应，马上举行武装起义。同时他们密切注视着碉堡下面一座五间楼房的动静。驻在这座楼房的，就是县自卫大队派出的一个班，他们也有二十来支长枪，三四支木壳枪，还有一些手榴弹。

在同一个时间里，有两个地下党员在矾山到下关必经之道的砍门岭头，迅速地爬上电线杆，割断了电话线，把矾山区署与下关镇公所之间的神经切断。

在同一个时间里，周永年在区署卧室里低着头焦虑地思考；章志中回到下关已经三天了，我向担保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为什么张传卓还在矾山，还经常到我这里来呢?难道张传卓他们给我设下了圈套?周永年抽一根烟，又接上一根烟，自已对自己又作了否定：不会，不可能会，张传卓他身为镇长，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保结书白纸黑字红图章，明明白自地摆在这里，他想赖也赖不了!我到矾山任职以来，就是他们几个人是我的好友，他们总不会拆我的台。

在同一个时间里，欧阳宽、朱善醉等几位同志，带着鼎平县委的重托，像几只小山鹿在鹤顶山到下关的山道上迅跑，翻了一山又一山，恨不得一脚跨过九重山，马上来到下关镇。

欧阳宽、朱善醉等同志先到南坪小学。张传卓等几个地下党员已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个是青年女教师。交换了情况以后，随即由南坪小学的地下党员领着他们沿着海滨小路向下关镇进发。这里到下关镇只有七里路，心急路远，似乎是走了二十华里，还没有到达。

夜深人静，隐隐约约还有几幢楼房的窗口映出灯光。海浪撞击着号称“凤冠头”的埠头巨岩，发出巨响，震荡着整个集镇。警备队的碉堡象一支朝天矗立的炮筒，高高地耸立在山坡上。

夜里十时左右，欧阳宽、朱善醉等几位同志分头经小路潜进下关镇。到了碉堡旁边，老欧和老朱看看情况正常，便用口哨发出蟋蟀声作为信号，把章志中同志招呼出来。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迟，说定是九点半嘛!”老章说。

“路上还有闲人走动，不方便。情况怎么样?”朱善醉同志问。

“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等着你们。”

“那几个顽固家伙呢?”老欧问。

“早已打发他们去扣船缉私去了。”

“那太好了。”

碉堡里，大家都坐在那里等待命令，看到老章进去，还跟着几个陌生人，心中有数了。章志中同志恳切地说：“不要有半点声响，把应搬走的东西全部搬到外面去。注意把随身携带的武器准备好，再继续等候，我们还有战斗任务。”

大家憋着气放轻脚步在碉堡一旁的围墙边集合。老章、老欧、老朱等几位同志低声地议论了几句，唤出几个青年人，叫他们沿着墙脚，潜向碉堡下面的楼房。楼房只有两层，不很高，几个青年人轻轻地走到楼房墙胸边潜伏下来，隐隐约约还听到深睡的鼾声。门口只有一个哨兵扛着枪在东游西荡。

在另一条路上，警备队员陈廷鹏只怕哨兵不知道似的，哼着越剧小调，向哨兵走去。往常，他也这样三更半夜地哼着歌曲经过哨位，哨兵都熟悉，也不在乎。这位过去当过小学工友，现在混进警备队的共产党员，此刻为了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毫不畏惧地走到哨兵前面，一手擒住他的肩膀，一手用木壳枪顶住哨兵的胸口：

“不许开口!”

“是老陈吧?时候不早了，还开什么玩笑，喝过酒吧……”哨兵半信半疑，支支吾吾地说。

不等哨兵说完，他已经被捆绑起来了。几个青年人捏着电筒，像闪电似的冲到楼上，枪口对准那些反动家伙：“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那些反动家伙，有的跪在床上，有的龟缩在被窝里，有的站在床前直发抖，都胆怯地举起手来。

“快，下楼到门前集合，当心你们的脑袋?”随后冲上来的朱善醉同志用宏亮的声音喊道。那些家伙被迫低着头，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楼梯。

同志们在这幢楼房里搜查一番，把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缴来。随即跟碉堡边的同志会合，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大家高兴极了。为了欢庆武装起义的胜利，有一位同志朝天打了两枪。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这支数十人的起义队伍在欧阳宽、章志中^[2]同志带领下，擎着红旗，沿着蜿蜒的山路向鹤顶山前进了。

鹤顶山是平阳县东南沿海突起的一个山峰，海拔一千多米。山顶上巨崖重迭，直插云霄，下面有一个石洞，形势十分险要。鼎平县委书记陈百弓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已在那里等着。陈百弓同志身穿蓑衣，头顶箬笠，是个农民模样的打扮。他热情地欢迎大家，祝贺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时有一个赤色群众从马站街上买来糕饼，装在泥箕里，上面盖着草皮，连夜送来慰劳大家。大家边叙谈这几天的战斗经过，边擦拭武器，欢欢乐乐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由一位畲族青年带路，经凤阳地方，向这里另一制高点——高阳山进发。行军途中，苏廷课等三位同志因执行另一任务，落在队伍后面，受敌人阻击。苏廷课同志不幸被捕。另二位同志埋伏在茂密的竹林里，后来回到队伍里来了。

苏廷课同志被捕后，在矾山区署受尽严刑，坚贞不屈。敌人将他押送到下关镇进行枪决，以显示自己的淫威。当押送到沿浦街后石桥时，苏廷课同志跳下石桥，准备潜水脱逃，结果没有成功。狠心的敌人用很粗的铅丝穿透他的双手手掌，扭扎起来。最后苏廷课同志在下关镇高喊口号，壮烈就义。

原先，起义指挥者还派柳生田、林乃芳和朱宗概三人在下关镇斗矾山与下关镇中途的鹤顶山腰坎门岑切断电话线使起义地址与昆南区署无法联系，便于起义行动。并送信给张、庄、黄三人，请他三人赶快逃离矾山。切断电话线以后，林乃芳几人因夜间在山中潜行，不熟悉山路，到达矾山时，张传卓、庄琴和黄涛已被周永年派人抓去，并在地方公寓的临时拘留所里。第二天也押送到平阳县城关进监狱。

同志们在行军途中，得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十分悲痛，意识到这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定要紧握枪杆，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

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这支起义队伍终于到达了浙南特委所在地——平阳北港凤林村。浙南特委书记、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龙跃同志特地开了欢迎会，欢迎鼎平县委同志发动下关镇武装起义胜利归来!

【注释】

[1]鼎平县在浙闽边境，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了斗争的需要而设置的。它包括现在浙江省平阳的矾山、马站、桥墩、灵溪等区和福建省福鼎县的一部分地区。

[2]章志中同志在下关镇起义一段时间后被敌人逮捕，关在福建省福鼎县，不久光荣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