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温州城

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如隆隆的春雷，滚过辽沈，滚过平津，滚过淮海，震撼着全中国。这时，江南敌后的浙南游击纵队已发展到数千人。他们为了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温州城，除了积极进行用武力解放温州城的准备工作外，还打算派一些同志打进城里，对敌人做分化瓦解和争取的工作，为和平解放温州城创造条件。于是，一场不用枪炮的战斗开始了。

一天，在距温州城不远的巨溪一带长翔做地下工作的吴荣膺同志，向浙南特委领导汇报了一个情况：巨溪乡有个长期与我党合作的民主人士陈达人，他有个妻舅叫张千里，这个人是因民党老军政人员，抗日战争时当过中将师长，以后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倾轧受到排挤，对国民党不满而离开了军界，最近刚从上海回到温州城。张千里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多年，人头很熟，跟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重要的上层人物也有关系，因此，他刚到温州，温州城里和附近各县的国民党军政官员豪绅臣富们都纷纷前去拜望他，巴结他。通过此人来做敌人内部的工作，倒是一条比较理想的途径。陈达人住在巨溪镇上，由于他的子女有的参加了我们地下党，所以我们游击队的同志经常利用这个关系在他家里出入，估计要见到张千里并不难。特委书记、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龙跃同志听完汇报，展开浓黑的眉毛笑着对吴荣府说：“老吴，你提供这些情报非常重要。陈达人这个人是可靠的，他的女儿陈禹铭，1938年就入党了。她的丈夫吴毓就是我们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之一，为我们的党早就牺牲了。你要知道，张千里这个人就是我们通向敌人心脏的道路，我们要想法接近他、考察他、教育他，最好能在最近跟他面谈一次。进行这一工作要十分秘密，万无一失，目前就由你跟他单线联系好了。”

老吴接受这个任务后，就来到陈达人家里。老吴先向陈达人宣传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消除他的顾虑，然后请他约章理来会面。

按老习惯，陈达人准备了丰盛的酒筵。张千里果然来了。他瘦瘦的，背有点驼，头顶有点秃，身穿一件西装呢大衣。未来之前，千里对这里的共产党游击队情况已有所了解，很想来看个究竟。所以经过至亲陈达人的介绍，张千里就与老吴紧紧握手，他打量着老吴一身朴朴素素的打扮，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敬佩之意，劈头就说：“共产党干革命，真艰苦!”随后两人相让坐下，客气地交谈起来。

张千里关心地问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些情况，老吴除了向他介绍当时解放战争和浙南的斗争形势外，还宣传了党的政策。老吴在言谈中，特别提到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由于他俩在抗日战争时和以后曾给我们党以相当大的帮助，所以共产党团结他们。老吴的每一句话都开诚相见，张千里听了感到很新鲜，也很感动。于是张千里痛痛快快地干了两杯，讲起自己的经历来了。讲到激动处，还指名道姓地骂起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

在偶然谈到了枪支问题时，张千里为了取得共产党、游击队的好感，张千里豪爽地说：“我这次随身带回来四把二十发木壳枪，为了支援革命，我给你们两把。”随即拔出一把随身携带的亮铮铮的木壳枪给老吴。老吴认为第一次跟张千里见面就接受他的礼物，是不符合策略的，因而婉言谢绝了。但是，张千里告别回城去以后，第二天又派人送来两把全新的木壳枪。

不久，老吴了解到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喦曾是张千里的同事，很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将这个消息以及第一次同张千里会见的情况向浙南特委作了汇报。特委领导同志反复考虑，认为利用张千里出来当第八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可以控制温州城的局势，便于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分化瓦解反动势力。于是，又由老吴去跟张千里作更深入的商谈。

在几次商谈中，老吴向千里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谈了党的方针、政策，谈了温州城内外的情况，希望他考虑自己是否当专员兼司令。开头千里总是回答说：“现在是乱世，乱世当官会倒霉的，算了吧!”后来老吴帮助他详细地分析了进退利弊，他才答应推荐他的朋友叶芳出来当专员兼司令，以维持温州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局。

叶芳，人矮矮的，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原在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的部下当一名副官。据说，这个人胆子很大，野心也不小。最近，他奉了邱清泉的命令，来温州搜罗一些人，准备补充邱的队伍。来温以后，他看见局势日益紧张，就没有再回去，整天在千里家里谈天说地，很得到千里的好感和信任。千里想利用这个机会拉叶芳一把，便于自己将来进退；叶芳则想抱住千里的大腿，借此机会，可以爬上高位。听到张千里要推荐自己继任专员兼司令，叶芳当然是满口答应。接着，千里就陪着叶芳去见周喦。张千里在周喦面前讲了许多关于叶芳的好话，周喦终子同意提任叶芳为第八行政区专员兼温州保安司令。

叶芳继续在专员兼司令的宝座上以后，首先想的是扩充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看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看到温州城已陷入游击队的包围之中，特别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人民解放军发出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及后来杜聿明等人负隅顽抗、弄得全军覆没、堂堂兵团司令邱清泉丧命沙场的消息，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正在这时，浙南游击纵队根据毛主席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愿意与叶芳谈判。叶芳同他的亲信和千里商量之后，认为同共产党游击队谈判、保持联系，有利于自己今后的进退。于是就派了他的亲信、当时任温州城防司令的卓力文到巨溪乡纸槽庵由吴荣膺率线，同游击队代表进行初步了解、接触取得了一定成果，从此双方保持联系。同时，陈达人将有关秘密情况告诉吴荣膺，由吴转告左跃同志、右跃同志高膽远瞩，立即派吴荣膺、吴文达二人以及陈易，通过陈达人再做张千里的工作，必要时可以接近叶芳本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反动军队狼狈逃窜，南京反动政府已朝不保夕。根据当时的情势，叶芳思想斗争十分剧烈，不由自主地要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出路。于是就邀集王思本、金天就、卓力文、吴聪征、徐勉等人秘密商讨今后大计。王思本说：“国民党的垮台不过是时间问题，共产党解放军席卷全国势所必然，我们唯一的出路没有向共产党起义。如若犹豫不决，很快的就大军压境，悔之莫及!”金天就说：“现在决定起义还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机动权尚在我们手里，一旦失去，前途难以自耕。”还有人说：“我们都是本地人。原来都为故乡造福而来。我不忍心看到故乡人民遭殃。万一成功爆发，城里失灵涂戾，那时我们怎么交待?当前得上对祖宗，下至子孙，永被他们唾骂!”叶芳听了，很为动容，思考良久，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作故乡的罪人，决心起义吧!”转而又说：“浙南游击队与我们联纱，毕竟是局部的，应该也必须国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然后起义。”于是由张千里和王思本先进极为然后去上海找胡公晏。一味说出，张千里先去试探了解周喦对叶芳去篇问题的态度，周喦坚决撤去叶芳成员俄务。王思本立即打电话给叶芳。叶芳即赴约共和对策。即日赶赴上海胡公晏已晚上八时。胡热情地予以热情。并邀叶芳、王思本即一僻静处密误。在胡公晏家尊候三天，胡告知已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了，要他们马上四处抓紧准备起义壮举。

国防部派出的一只“东南”号运输舰，载运着大批新式武器，沿着东海南下。根据上级党委的分析，这艘船可能到温州港停靠，继续武装反动军队，保护蒋介石的老窝。也可能到福州港停靠，准备在逃亡台湾省之前作垂死挣扎。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后一种可能性大一些。张千里也向我方代表透露了同样的情况。

浙南游击纵队得到这个情报，认为不论怎么样，这一批武器不能让它运到福州港武装敌人，否则将会增加南下大军挺进的阻力，必须千方百计地在中途截住它，控制它。

果然，运载很重的“东南”号舰原来车辆江口轻度触旗变损，在温州东门码头停靠了，船上还有武装押运，估计不会超过一个排。船舰到达后，没有装货也没有卸货，毫无动静。

浙南游击纵队认为：对舰上一个排左右的反动武装，我们完全可以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暂时稳住温州局势，应该利用叶芳通过比较隐蔽的方法先把这批武器截留下来。于是，游击队就派代表去通过各方面的人，做叶芳那伙人特别是叶芳本人的工作。

叫叶芳出面去弄这批武器，叶芳的思想斗争相当激烈。他想，把这一大批新式武器弄到手里，可以大大扩充自己的实力，抬高自己的地位，当然是十分有利的事，但是又想到这是国防部派的船，如果违抗命令，擅自扣船，上面追查起来，自己又怕吃罪不起，一时很犹豫。经过我游击队派出的代表跟叶芳商谈，分析形势，权衡利弊，表明我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他的态度，并就如何弄到这批新式武器作了巧妙的安排，叶芳才表示同意。商定之后，叶芳即布置他手下的人，具体进行这一工作，游击队的同志也在暗中配合。

先以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名义，邀请船舰上的人员上岸，安排在高级饭店里，请他们小住，大摆酒筵，接风洗尘。

又以保护船舰安全为名，派出武装守卫船舰，并加强港口防卫工作。

同时，以“东南”号舰的名义向国防部先后发出三个加急电报。三次电报的大意如下：

第一次：船离温州二十海里处遇礁，大漏水，速来救。

第二次：船继续大漏水，难以抢修，需在两小时内赶来抢救，否则，全船覆没。

第三次：危急，危急，万分危急；呼救，呼救，紧急呼救!

国防部连续接到了这三份加急电报，确认“东南”号遇礁出险无疑，而且在两小时内赶去营救已来不及，也就复来电报：命令“东南”号速进温州港，采取紧急措施，全部卸货。

这时，“东南”号的船长，水手以及押送的士兵，已经吃饵上钓，也糊里糊涂地全部被缴了“械”。

这批新式武器，什么都有，大部分是美国制造的，全部未开用，包装得好好的，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把大批武器运来了。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新军装。这只船运载的，足足有一个师的装备。叶芳除了满足自己部队的装备以外，还剩下三百多条枪，就悄悄地送给了游击队。

三月下旬，浙南游击纵队为了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初步同叶芳谈判。由于叶芳还幻想保存他们的反动军队及其他问题，谈判没有结果。

叶芳得到了大批新式的美式武器装备后，一时趾高气昂，自以为有了同共产党、游击队谈判时讨价还价的资本。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浙江省主席周喦鉴于局势日益紧张，叶芳又不是自己的嫡系，决定派自已之侄儿周喦来接替叶芳的职务，事先还给张千里透露了消息。

张千里又将这个情况透露给浙南特委。浙南特委估计叶芳和周喦的矛盾会因此激化，这正是迫使叶芳起义的好机会。于是，一面布置城内的地下工作人员加紧工作，广泛活动，并将游击队向温州城靠近，形成一个严密的包围圈，一面加紧做叶芳的工作。

周喦派他的侄儿周琦来温州接任第八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果然急坏了叶芳。他饮食不进，坐立不安，光在房子里打转。他一直在思考：如果不移交，公然对抗上级命令，假如“国军”撤离时经过温州，是吃不消的；如果一移交，两手空空，一切都完了。

在公寓里，叶芳垂头丧气地坐在靠窗的一张藤椅上，时而深深地吸一口烟，在思考什么问题，时而站在窗前眺望，似乎在等待谁，显出十分忧虑、焦急的心情。他叹了一声长气，喃喃地说：“老吴说请示以后会来答复我的，为什么还不来呢?共产党是守信用的，该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吧?”叶芳转过身子又靠在藤椅上，突然传来了上楼梯的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他马上站了起来。

“叶专员，乡下的贵宾来找你。”叶芳的私人秘书走进房来。他习惯地称浙南特委和浙南游击队的同志为“乡下的贵宾”。

叶芳在恐惧中感到欣喜：“是谁?”

“一位是老吴，另一位不认识。”

“那就请他们进来坐。”叶芳跨出房门去迎接贵宾。老吴陪着浙南特委书记、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龙跃同志进来了。

龙跃同志，中等身材，肩很宽，胸很挺，方方的脸上，一双既宽阔又浓黑的眉毛特别引人注目，显出严肃正直的神态，满身风尘仆仆，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久经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人。叶芳是初次同他见面，顿然产生敬意，热情地而又不大自然地让龙跃同志坐在首席。

龙跃同志非常健谈，谈政治，谈军事，谈经济，谈文化，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谈到解放大军逼近长江；从北平傅作义的起义谈到杜聿明被我军生擒、邱清泉丧命沙场；从国民党反动政府靠印刷机大量印刷金圆券过日子谈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物价一日三飞涨；从蒋介石的下野谈到宋美龄的旧事；最后又从周喦的近况和决策谈到周喦的到来。在言谈中，时间、地点、人称，数字，半点不差。叶芳深深地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正确的判断力。

“龙首长，”叶芳也学起游击队员这样的称呼，“对移交的事情，你看应该怎么估计?”

“移交吧，前功尽弃；不移交吧，急在眉睫，后虑无穷。”

“依你的见解呢?”

“既移交又不移交。”

“那是怎么一回事?”

“周喦既然来了，不移交是讲不过去的；要移交吧，老叶，老实告诉你，你也吃不消。马上起义，你内部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可能会引起混乱，影响全局。”

“那应该怎么办?”叶芳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以我个人的见解，情况可以谈，实权不能交，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起义，你看如何?”龙跃同志稳重而坚定地说。

“你的见解很深刻，很正确，只有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叶芳继续恳求着，“龙首长，张师长那里还要请你做些工作，让他把周喦牵制一下。”

“这一点，我们早就进行工作了，否则，周喦对你绝不会是这种态度。”龙跃同志继续谈下去，语气有所加重，“问题还在你的态度，你的立场，你的决心，现在该是认清形势，决绝蒋匪，痛下决心，选择道路的时候了。”

“是，是，是时候了。”

龙跃同志在老吴同志的陪同下，仍回巨溪——浙南特委所在地。

叶芳按照浙南特委首长的意图，一面跟周喦周旋，一面做他部下军官的工作。

在这儿天中，浙南特委和浙南游击纵队不分日夜地做着解放温州城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他们面对着温州城的地形图，仔细地研究和部署着各项军事行动。用琦的临时公寓设在温州城内八字桥福禄林里，公寓里只有一百来名警察，他们人地生疏，没有多大能量，犹如瓮中之鳖。东门还有一百多名盐兵，他们不是赌博就是喝酒，不是抢劫就是胡闹，而且已经尝过游击队铁拳头的滋味，根本不在话下。感到比较棘手的是浙保笫四团，这支反动武装虽然战斗力不强，但不归叶芳管，团长杨梦祥又是个非常反动的家伙。对付这支武装，只有用武力胁逼他们缴械投降。

浙南特委还分头部署了如何接管温州城里的银行、钱庄、粮仓、税务机关、海关以及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企业……

四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向南挺进。

1949年5月1日，叶芳的谈判代表卓力文、王思本、金天然和吴昭征乘小船秘密到宋岙陈达人家，由吴荣膺同志陪同上山到预定的谈判地点景德寺。浙南特委和纵队部派出的全权代表为胡景瑊、曾绍文、郑梅歆和程美兴。合场设在景德寺的一个小殿堂里，很简陋，一张长桌，两边摆着长板凳，会场吴起煤气灯，即过往第一次谈判。至5月2日凌晨4时许，有关起义事项均已达成协议；而叶芳部队驻札的莲花山问题却僵持不下，会场空气顿形紧张。于是胡景瑊宣布暂时体会。较八个别交换意见。最后决定将双方一队同意之各点形成书面协议。莲花心问题，由四位代表与叶芳商量后决定。

第二次谈判在5月4日，仍由吴荣膺同志针引线，地点仍在景德寺。我方增派了代表，即胡景瑊、曾绍文、周丕振、程更兴、郑梅欣、刘日亮等6人，代表团配备了一部电台，将谈判情况随时以密码电告龙跃和郑丹甫同志，叶芳这方代表有变化，卓力文要城协助叶芳掌握部队全面情况，金天然当时为案署主任秘书，也不能抽身，叶芳指定二○○师参谋长、八区保安副司令吴兆瑛为首席全权代表，王思本、吴昭征、徐勉、夏世辉为代表。这次谈判进行顺利。叶芳同志把任纵队副司令员和行署副主席，同志二个团队编为第七、第八支队，同意撤出莲花心陈地，会议达成十二条协议，抄成一式二份，由双方代表签字，双方按协议行动，协议立即生效。

五月三日传来泰顺县城解放的捷报，五月五日又传来景宁、玉环县城解放的捷报。浙南特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于五月七日和平解放温州城，敦促叶芳部队在前一天晚上宣布起义。

五月六日下午，在叶芳住宅召开各类人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金荣轩（温中校长）、谷寅侯（瓯中校长）、梅冷生（籀表图书馆馆长）、吴百亭（实业家）、王绕侯（商会）、张一鸣（商会）、杨雨农（救济院）、刘景晨（开明士绅）等十多人。会议由叶芳主持，刘景晨、金荣轩、梅冷生先后发言，都表示赞同，支持起义，欢迎浙南特委和解放军的到来。

五月六日晚上，温州全城的电灯通宵明亮，冲破了温州城长期的黑暗，即将迎来阳光灿烂的黎明。决战前的沉寂气氛充满全城。其实，多少人在紧张地工作，多少人在殷切地盼望，盼望温州城的解放!

在专员公署内，叶芳正按浙南特委的指示，把永嘉县长和各镇镇长以及有“地位”的参议员请来，表明自己起义的立场，说明游击队即将进城，希望他们不要持枪抵抗，不要阴谋破坏，各安职守，服从浙南游击纵队的命令，听候接收处理。

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按预定计划，准备撤出雪山、翠薇山驻地，一个个士兵手臂都围了白布，作为标志。

浙南特委、浙南游击纵队龙跃等领导同志，在进城之前对同志们作了政治动员，宣布进城纪律。游击队员们和民兵们个个心潮沸腾，恨不得插上双翅立即飞进温州城。

深夜，浙南游击纵队和广大民兵，从太平岭和新桥两路，向城里进军，叶芳的部队往东门方向转移驻地。东门的盐兵和八字桥的警察龟缩在里面，不敢动弹。

黎明之前，游击队包围了东门光明火柴厂，那是浙保四团两个连的驻地，团长杨梦祥也在这里。大小炮、轻重机枪都对着它，朝天鸣枪警告，战士们大喊“缴枪不杀”。敌人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动摇了，投降了。团长杨梦祥由我军押送到巨溪，继续进行教育，交代政策，然后由他出面做驻在几个县的浙保三团、五团的工作。

一切都按预定计划实现了，温州城和平解放了。

游击队一进城，露宿街头，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苦深仇大的老大娘、老大爷噙着热泪迎接亲人；青年学生们放鞭炮，敲锣鼓，张贴欢迎标语；孩子们围着游击队战士看热闹，指着枪稚气地问这问那。车船在行驶，机器在运转，商店在营业，学校在上课。华盖山、松台山、东门山、翠薇山、积谷山等山上，都插了红旗，温州城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了。

温州城的解放震动了瓯江南北。接着，游击队在民兵的配合下，解放了文成县治大岙镇、瑞安县城、平阳县城、乐清县城等。五月十七日，渡江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到达温州，与浙南游击纵队胜利会师，继续部署力量解放各县。到五月下旬，整个浙南地区都获得了解放，获得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