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的冬天很冷，很纯正的寒冬的感觉。
路边的草半黄半枯，蓬蓬的，上面沾满了霜，清霜。霜是干净透明的，乳白色，好像是六个瓣的雪花被撕开，冬夜里被清冷的寒风揉在手心，一松开，就飘到草叶上，赖着不肯走，一定要太阳公公笑起来，才伸伸懒腰，滑到泥巴里去。
早上我总是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要妈妈催很多遍，吃香喷喷的番薯粥，所以本人在家被称为“懒军”。晚上放学回来，和素婷玩跳绳、跳房子，当然最想的就是吃上素婷的妈妈——阿花妈妈蒸的番薯丝饼。
我妈一天三餐顾得很牢，点心却是没有的，放学回家我要么啃冷饭团要么咽口水——各个农历节日除外，什么节日吃什么，还多做些吃到后几天，这个，我妈称职得很。
阿花妈妈疼孩子，下午去队里干活之前总在锅里蒸好番薯丝饼，黑乎乎的小巴掌大，甜咪咪的。反正我们三点半就放学，回来吃锅里热气还在。番薯丝饼我们每人吃两个，然后玩起来力气更足、劲头更大，牛皮筋能连续翻上十几个跟头呢。
说到番薯，那真是基因里带来的喜欢。
我们老家在温州平阳水头镇外的高山上。听爸爸讲，那时水田极少，以番薯为主要口粮，老家在山上，日子过得很辛苦，所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爷爷奶奶决定北上，投奔先行定居到安吉的亲戚。
安吉是一个移民县。据县志记载，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的政府移民行动，最后一次是清朝同治年间，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安吉原居民所存无几，政府发动了移民安吉的高潮。
很有趣的是，移民也只是移地方，习俗却不变。河南移民喜欢住平原地区，种水稻为主。温州移民喜欢住丘陵地区，耕种水田，旱地以种番薯为主，兼种茶叶。
小时候我们冬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捡漏”。现在古玩界流行“捡漏”，捡的是眼力、钱和一份自豪；我们捡番薯的“漏”，捡的是耐心、细心和自豪。
那时是大集体，冬天到了番薯好挖了。大人先把一垄垄又老又粗又长的番薯藤用镰刀割下，扎成一团团的，让拖拉机运回生产队的“公场”，各家各户分去。切成两寸长的条子，拼上米糠煮熟，是上等的猪食。吃植物长大的猪，肉特别香。
男劳力用锄耙挖开结块的泥巴，番薯就露出来了。抓着藤蒂用力扯，番薯一串串地挂在手里，扒掉上面的泥巴，就丢进大竹筐。
我们的任务就是翻被大人反复搜寻过几次而遗漏的小番薯。每家的小孩都有特制的小锄头，柄也小巧，还有自己的小竹篮。
种番薯的地以优质黄土为主，那样种出的番薯大、甜、淀粉多，而且皮薄、光滑。硬实的泥巴早就被上百个人翻成了松软的泥地毯，我们的布鞋里全是泥粉，可是顾不上去倒出来。
冬天白日短，天很快就黑，放学回家都用跑的。书包往窗户里一扔，拿起中午上学时就摆放在门口的工具，一路小跑到生产队的番薯地，捡漏才是大事呢。
这可是很要上心思的事哦。
我和素婷这时候是不在一起的啦。人家是家里幺女儿，宝贝得很，这些粗活是从不让干的。我嘛，当男孩养的，自然冲在前面。我们捡的往往都是小番薯，大的、稍大的都被大人装进麻袋和竹筐运回生产队了。
眼睛要亮。一眼发现哪里有番薯小脑袋露出，就赶紧去挖，有时边上有人怕抢不过，远远就把小锄头扔过去——那是我的猎物，你们不准动。碰到不讲理的大男孩，才不管你，抢了就跑，也只好嘟着嘴认输。
一般我们都散开，像扫雷一样弯下身，一步步往前趟，每人一个地块，时不时用小锄头尖刨一下可疑的地方。小锄头下“嚓”一声轻响，就是有在深处的番薯了。
番薯脆，很容易被锄头挖断，这也是我们很介意的。能把完整的番薯挖出来，那是最厉害的。秋哥哥跪在地上，两只手轻轻拨开番薯头部边上的泥巴，确定大致有多大，然后起身用小锄头把外围的泥巴挖走，最后一锄头很深，把番薯带泥巴从底部挖起，立在锄头面上。小伙伴们见了围上来，秋哥哥一脸的骄傲！这一手我怎么也学不会，总是急吼吼地把番薯锄成两段，那个讨厌啊。
最兴奋的就是找到大人没有挖干净的。一锄头下去，带上来一堆，藤牵藤，牵起一串惊喜，那是骄傲得不得了的。
“秋哥哥，看我的番薯多吧！”
“运气真好啊，我也试试！”
于是那里就涌来一群小孩，抢地盘。说也怪，往往那个地方大人就会漏掉好几窝的番薯。我们的小竹篮一会儿就满了不少。
大人这时候都在做最后的工作——把麻袋和竹筐搬上拖拉机，会有些胆大的孩子去求大人给几个，还有的干脆就乘机偷几个。大人也就做做样子，喝两声，并不把孩子拿走的那几个番薯抢回来。
我人小个子也小，胆子更小，只有羡慕的份。这时候喜欢我的隔壁的杨阿姨，总是偷偷甩给我一两个中等番薯，我捡了就跑。
番薯拿回家是要称过分量才给父母的。然后我和姐姐每个人一堆放在柴火间，盖上稻草，留着烧早饭。有时候爸爸会按斤两给我钱，三分钱一斤。我盼的就是这个。大人挖番薯大概一个星期，我可以捡十几斤，三四角钱的收入。小心地藏好，过年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买一对喜欢了好久的，跟素婷头上一样的红蝴蝶结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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