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别人爱国的方式

爱国是有多种方式的。比如19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瓜分豆剖，被列强蹂躏。国难当头之际，有人主张武力救国，有人主张科学救国，有人主张坚决排除一切西洋的东西，美货、日货，以及西方的体制与思想，认为“奇技淫巧，坏我民心”，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治夷”，至少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因为主张不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发动起义，走武装救国的道路了，詹天佑、竺可桢、钱学森等致力探索，走了科学报国的路。前贤们走的路不尽相同，但却走的都是爱国的路，救国的、强国的、振兴的路。

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历代以来，国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致力歌颂的，歌颂山川，歌颂物产，歌颂历史，歌颂现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挚爱，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自豪。中国文化积淀中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从总体上讲是自我肯定、自我歌颂的文字。无疑的，这是爱国主义的体现与写照。歌颂之余之外，也有自我反思反省，自我审视，自我批评批判的。在查找传统文化的不足，查找民族不完善不完美的地方，查找来自民族精神内部有碍社会发展的阻力，以促成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体制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在此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等的人物，走在了最前列。

歌颂祖国、民族，是一条爱国的途径，歌颂祖国、民族的人，是爱国的；审视、批评乃至批判祖国、民族，同样是一条爱国的途径，审视、批评、批判的人，也是爱国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说几句笼统的不着边际的赞美的话容易，路子很熟，材料也现成，而要审视要找毛病要进行某些否定，却比较难。因为这需要顶住压力，需要进行纵向横向的对比，需要占有更多的材料，需要有独到的见解。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唱赞歌安全、实惠，提意见却要冒风险大风险。

从属性上看，杂文作者不是唱赞歌的人，他们是栽刺挑刺的，是对文化对社会指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是批评批判社会不良风气的，诚如哲人所言，到了天堂，他们也能挑出一堆毛病。但他们对民族、对祖国却是爱之极深的。因为爱之深，所以挑起毛病、分析起病象来，言辞就极为峻切，有时候，话说得不那么圆润、策略，说得刺耳，于是便会引起种种误解。有一些不明真相，未做深入思考的人，会误会他们。有一些别有用心，总在寻机整别人，企图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则祭起“左旗”，搞无限上纲的那一套，为杂文作者罗织种种罪名。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怕唱赞歌的人不多，也不怕挑刺提意见的人多，最怕的，是那些别有用心，将缺点说成优点，将裸体说成皇帝新衣的人和行为。这种人多了，真正是民族的灾难，历史的灾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政治民主日益发展，中国的社会为国民提供了良好宽松的政治环境。正因如此，中国的杂文事业才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古语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这话不错。而最有道的表现，是“庶人议”。因为天下有道，因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充满了自信，十分的大度，百姓们才敢议才愿议，百姓的政治智慧发挥出来了，国家民族的政治前途才更有保障。杂文作者议政，有时话说得不那么好听，甚至危言耸听，有时自我调侃自我批判得有些过火，有些“残酷”，但出发点是好的，所产生的震动效应也是正向的。

我敢说，那些动不动就想给杂文作者戴帽子打棍子的人，那些想封国民讲话之口的人，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只爱自己，爱他们的既得利益，爱想得到的更大的利益。

爱国是件好事，只是希望人们能真爱国，并容忍别人爱国的方式。

200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