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书是神圣的。对于书，大都取敬仰敬畏之态度。只要写了字，不论写在木板上，竹片上，还是绢上、纸上，那就是宝物。“敬惜字纸”，写了字的纸片，也要予以妥善保管，不可乱扔，不可亵渎。世界上有一门学问，叫敦煌学。据学者研究，那些由道士李圆禄送给卖给外国探险者、迄后被视为宝物的形形色色的文书，其实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不是宝物，而是废品。之所以存在石窟群的一个洞窟中，不是为了保护，不是为了迄后利用，不是为了传之后世，而是出于“敬惜字纸”的目的，找了个妥善的废文书存放处。
鄙人从小喜欢看书，但在阅读愿望最强烈的年纪，却很难找到书读。因此之故，对书看得更加宝贵。上大学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各类图书尤其文学书籍与社会书籍逐步多了起来。因为爱书，所以从口中节省，把饭费压缩到最少，省下钱来买书。大学四年，买了一大木箱。
因为爱书读书，后来便想写书。
写书难吗？也难，也不难。上大学时一位教授说，做学问，难的是写出有见地、有深度、有创见、有新材料的论文，而著书，相对容易。许多的书，不是著而是编的，把自己的或前人的、别人的成果汇集到一起，便可以成为一本书。此话初听时不是很信，后来特别相信。
初次写书时，二十六七岁，那时是跟着领导与同事编政治读物，一本十来万字的小册子，六七个人编撰，每人编撰一万多字。书印出后，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因为工作需要，因为近水楼台，所以编撰了不少小册子。后来，一位出版社的仁兄说，你们的书上不了书架，意思是编撰这样的书没什么意思。这话其实很对，但那时年轻气盛，听不进去，负气地说，上不了书架我们放在床底下呗，但不论你怎么挖苦我，书还是要编要写。
书原来真是有能不能上架之分的。这一点，是慢慢悟出的。
书确实有一个放到哪里的问题。
记得小时候，三十年前了，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叫《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一个情节：列宁借住在瓦西里家，打了个地铺，瓦西里拿来几本书让他当枕头，列宁边挑选边说，这些书可以当枕头，而这些只能垫脚。可以当枕头的，大约是无产阶级学者、作家写的；而只能用来垫脚的，八成是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写的。在社会主义运动轰轰烈烈，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书籍放在什么地方，当然是由“立场”来决定的。其实呢，枕头的未必全是真理，垫脚的也未必全是垃圾。
书被放在神圣之处，妥善保管，广为利用，能传之万世，当然好，但这很难，尤其在当今图书粗制滥造的年代，做到这一点就更难，大部分的书，是过眼烟云。
前段时间，外甥女从南京某高校打来电话，说居然在她们学校的图书馆见到了我的杂文集，她表示惊讶。我呢，当然更加高兴。可转而一想，放在高雅之地未必就是好事，因为如果没人读，等于白搭。而放在不雅之处，只要对读者有用，那也是好的。
十几年前吧，我出了第一本杂文集，之后又连续出了几本。那些书，大多送给了朋友。一次一位朋友说，我送他的小册子他放在了他家的厕所里（不知是马桶盖上还是水泥地上），他出恭时偶尔翻几页。刚听到那话时，我虽面带笑容，心里却十二分的别扭（我虚伪啊）。心想书是送错了人送错了地方（可怜的书啊）。可后来一想，此公虽把我的书与手纸放在了一个地方，这已经是极其不雅的地方了，可他至少在读啊。其他的人，有的可能把我的书放在了十分雅致的书柜里，可他不翻不读，又有什么高雅可言，有什么意义呢！看来，书只有放在人们的心里，才是最佳的去处。对于心，最好不要划分阶级成分了。
200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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