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粹确也不少：饮酒即是其一。
魏末晋初“竹林七贤”的“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是天下皆知的。所以，他们的颇有名气，一半也因了饮酒。做过《酒德颂》的刘伶，曾裸形而见客。据说刘伶常常手提酒壶，使人肩扛铁锹随其身后，曰：“死便埋我。”足见其嗜酒之深。由此也可知，竹林贤士们所以纵情饮酒，大抵与“生不逢时”、“愤事嫉俗”而又“不与世事”有关。不能一酬壮志，只好“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了。
“国粹”所以为“国粹”，是因为它的得以流传与继承。饮酒之俗传播至今究竟如何情形，是只须略揣摩那将酒与“民以食为天”的“食”并列为“大吃大喝”，且又“公款”即可知其然。
有一个笑话，一解差嗜酒如命。一日押一犯罪和尚上路，夜入栈，被和尚拿酒灌醉，剃头上枷后和尚逃之夭夭。二日解差醒来见少一个，不免大惊失色，待摸到自家光溜溜脑袋时，转惊为喜：谢天谢地，幸好和尚还在。旋即又迷惑：我呢？
酒能误事，是这笑话的寓意。即如竹林贤士们的“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也难做到与他人不相干系，所谓“清谈误国”大抵就由此而生。至于今天的“严禁公款大吃大喝”，则可能就是我们似乎终于相信了古人“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之言并非危言耸听，而必欲根绝这恶习的一种决心。
恰如理论与实践总有一定的距离一样，决心的见诸行动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有人曾为我“指点迷津”：倘明白此理，即使仍有公款吃喝而被你遇到，你也就会不以为然的。十多天前我到某地公干，遇一上级机关摆宴十余桌。各色佳酿，觥筹交错，吆五喝六，我知道这正是那“过程”中的一环，并无妨大局，更谈不上什么“亡国误业”。因这思想上的认识，我并没有表现出惊异之状。曾在一次会议上听人堂而皇之说起“公款吃喝”的理论依据：“为革命喝酒——无奈何。”正是“予生也晚”，喝酒而为了“革命”，恰与“竹林名士”的不同，却又“无奈何”，在我看来也实在有趣得可以，不禁想，“国粹”不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到如此地步，却是出乎列祖列宗“意表之外”的事。“革命”而至于此，也真难为了我们的“革命者”。无怪公款吃喝禁而不止，无怪苏东坡有“酒食地狱”之叹，而阮籍不愿儿子效法他的“酣饮为常”。
19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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