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因为周作人先生《何为父范》一文的启发，我曾作短文《说“父范”》，谈了自家的一点感想。这几日，脑子却总还在这一个题目上转来转去，觉得还有几句可说的话。
“父范”，并不仅仅是父亲之于儿子的模范榜样作用将它扩而大之放到社会这一个大环境下，而且是针对了一切成年的男性长辈而言。在我们中国，孩子对于父辈，一则敬畏，一则仿效，虽然他们愿意亲近母亲善于听从母亲，然而就他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则多是接受了父辈的影响。
学校除了教给儿童科学文化知识以外，尚担负着“德育”的责任，或者称作教他们“长成大人的时候应该做的事”的知识（蒙田语）。但实在地，那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虽然也会在孩子幼小而纯净的脑海中留下些印象，却又过于抽象。要想使这理想化之教育生出实际的效果来，还须使这教育与社会实践相吻合起来，“不仅用言语和训斥，尤要用榜样和工作来活活泼泼地陶铸他们，以使他们的学问不单是心领神会得来的知识，而是从事物的本质和习惯中获取的；不是得来的东西，而是自然的禀赋。”（蒙田语）不然，倘他们走出校门入了社会，以他自己的脑筋和眼光去独立观察生活，发现眼中所见与学来的东西不大相符，父辈的行为并不如可敬的师长所言，则他们便会迷惘、不安，终至于如受了欺骗一般感到失望。那结果，大抵可想而知。
因此，“父范”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每个人都无可否认他由父辈们那里所得来的或真善美或假恶丑的东西，并因为这“范”而使我们如此地生活在这世上。蒙田在谈儿童教育时曾说：“我们要劝他在人群中目光所及……探测每个人的深处。由于体察每个人的姿态和作风，他就会在自己心里面播下爱善仇恶的种子。”
蒙田是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接触社会的实践教育，使儿童以自己的判断力来认识自己的瑕疵和天生的弱点。可我想，这社会须得先有了可信服的像样的“父范”作基础，否则，儿童一经长大成人，他便会有负家长的期望。我知道有一个儿童，每遇家中去人，总要先看是否提了礼物给他的父亲。他在学校受着学雷锋教育的同时，又受着现实的“父范”熏陶，对他起着切实的引诱作用的是哪一面呢？不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的判断力尚不能健全起来。昨日乘公共汽车，见有七十老翁上车，一女中学生立身为之让座；又一老妪上车，许久方见一幼童让座。望着那些坐着不动的父辈们，联想到我们自己曾有过的生活经历，我真的以为“父范”是很重要的。
199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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