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承志在他的随笔集《无援的思想》中讲：“我不能让这种日子磨钝了我的美感和灵性。美则生，失美则死——即使文明失败了，人们也应该看见：还有以美为生的中国人。”当我在荒芜贫瘠的西海固回民家中看到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古兰经》摆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被震撼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他们靠的是什么呢？“太爷”的一个“口唤”、一座拱北、一件念想圣物、一名后裔，一种从骨子里流露的最真切、最原始的信仰，也许有了信仰的冲动与力量，哲合忍耶才在西北黄土沟壑纵横的边缘地带艰难的生存与喋血。不过，与美对立的是血腥、暴力，《心灵史》过分宣扬了教义的至高无上与纯洁精神，无视杀戮与以恶报恶带来的负面后果，对于民族的团结与繁荣是不利的，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是应该没有时代隔阂与种族偏见的。西海固朴实的生活方式和静静流淌的乡音以及大姑娘脚上的花布棉鞋，都是触动我内心深处最平凡的感动。美是扎根在朴实生活中的真切感受；美也应是发自人性深处公允与善意的感悟。
二
“80后”的概念出来后，我也大吃一惊，按年龄来划分，我也应该划入“80后”。本来写作是自己的事，可以有风格、派别之分，不应该有年龄的区分，这样一划，我忽然觉得自己“小”了好多，因为“80前”搞文学的人实在太多，在这点上不免自己有点心虚。另外，好像“80后”冒出来的“写手”（我个人觉得这样称呼更恰当）都不太谦虚，弄得感觉没读几本书倒有颠覆传统的嫌疑，所以圈内前辈“刮目相看”，对这“断裂”的一代褒贬不一。著名评论家雷达在《我看80后的精神追求》一文中这样描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追求、信仰，后一代人定然是踏着前代人的肩膀甚至尸体走过来的，否则，历史不能向前发展。不满才是向上的车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后代人必须学会尊重前代人，而前代人也必须学会容纳、尊重后一代人。试着去解读他们，一切便都和解了。”很客观地对“80后”甚至“90后”文学现象作出诠释，值得“两代人”都好好审视自己。“80后”更应该学会自敛，静下心来读书修文，为自己“充电”，不然成了方仲咏被讽刺也不好受呀！敬明应该多“制造”自己的东西，“拿来主义”尽量避免；韩寒之流放下狂傲、告别“赛场”，别把文学搞成娱乐……
三
有人说诗歌已经消亡，其实诗歌远没有到它消亡的时候。四川诗人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以文字、图片、信件、刊物、编目、手稿等原始资料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诗歌的曲折生长，也揭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根基，让我们看到民间文学的一种真实写照，同时也让我们惊讶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生存方式，这些诗歌的创作者被称为“地下诗人”，如食指、黄翔、多多、北岛、顾城、芒克等，这些闪烁着光芒的名字，至今仍熠熠生辉，这些诗人诗作，就像普罗米修斯盗给人间的火种，刺穿了乌云遮蔽的黑幕，从漫天阴霾中挣撕出一片光明，揭开了新时期文学崭新的序幕，其成就绝对在官方文学史所认可的“伤痕文学”之上。诗人黄翔以“野兽”为题，表达了自己对戕害人性的文化大浩劫的悲愤与感受（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1972年，诗人多多写下了《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黄昏》《无题》等作品。“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的急促的敲击声”，这样的诗句给人一种尖锐而又挺拔的感觉，就像从云缝里绽放出来的闪电，直刺读者的心灵。卡莱尔说：“诗人就是英雄。”这话不假，在今天的社会生活里，这样的诗歌创作都会心有余悸，何况在那个没有话语权的年代。“地下诗歌”是真正民间的呼声，崛起的不仅是诗人的良知，更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对于这些“脊梁”，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真的诗歌，应该敢于直面现实；真的民族，应该敢于海纳百川。
四
周作人的小品文脍炙人口，是一种文化品位的象征，堪称“大家”。我们喜欢周作人，也可能仅限于他的文字，还有一个关注他的原因，他是文豪鲁迅的弟弟。可这个“不成器”的周先生一生只做过两件大事：一是与鲁迅失和，二是做过汉奸，两件大事都把人民得罪了，他还会有好结果吗？
五
我们小的时候几乎都读过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对于他的作品改编的动画片我们也很熟悉，可几十年过去了，老郑还是没名气，甚至文学史里都不被提及。一个用心写童话的作家，名气却不及安徒生。可能是由于童话本身的局限，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童话已经不再美丽，而成了一种幼稚的标榜。一句话，童话永远是孩子的童话，而不是成年人的童话。
六
鲁迅的思想非常深刻、深邃，非一般人能所及，贯穿于他思想之中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特色是“悖论”的统一，是希望和绝望的统一，是反对绝望的哲学。他是既反对“左”的激进，又反对右的清高。他既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也没明确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反对任何形式和政党对个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剥夺。
七
看看汶川大地震后北川县、映秀镇等重灾区的航拍照片，发现还有一些楼房竟然“顽强挺立”，损伤不大，而旁边的一些建筑物却倒得“一塌糊涂”，真是让人惊叹，强烈建议这些“钉子户”应该在震后得到国务院的质量认证，并颁发“老百姓真正信得过产品”合格证书而后在全国推广。拿小品《卖拐》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来说：“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八
最近草草翻阅了《诗海沉帆——杨贵妃马嵬后历史揭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6月版）一书，现将书中有些观点列出：
第一，杨贵妃确实未死于马嵬事变，她被宫人救起后，在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流亡，并于乾元元年与唐玄宗取得了联系。
第二，唐玄宗和杨贵妃于乾元二年七月在襄阳城外的汉江岛上有过一次秘密会见，并在那里发出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
第三，汉江岛相会引发了当年八月的襄阳康楚元叛乱，为此杨贵妃决意流亡日本。唐玄宗委派日本客卿晁衡（阿倍仲麻吕）以出任安南都护为由掩护杨贵妃出亡。晁衡与日本遣唐使合作，使杨贵妃于上元元年三月东渡日本。
第四，杨贵妃的出亡行动引发了上元元年四月的襄阳张维谨叛乱，唐玄宗等人的秘密活动败露，进而导致了上元元年七月的西苑宫变，肃宗把玄宗关入西宫，高力士、陈玄礼、韦伦等人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第五，唐肃宗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后十分后悔，他向父亲认了错，并派人去日本接杨贵妃回国。但杨贵妃不愿回国，最终铸成了千古长恨。
通过诗词挖掘出这么一大堆东西，我真佩服作者的“潜研”学术精神。杨贵妃的死活和唐朝的兴旺其实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凭什么把一个国家的灾难与历史功罪归结到一个女人身上？所谓“红颜祸国”之说，只能说明封建王朝的腐朽与无能，就算没有杨贵妃，唐朝也必然走向衰败。
历史可以改写，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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