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杞园的女人们

·黄艳萍·

每逢谁家摘枸杞，整个枸杞园就沸腾了。小时候的我，最爱听枸杞园里大人拉家常、讲笑话，我从那里知道了不少奇闻趣事，也感受到更多的人情冷暖。于我来讲，枸杞园就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课堂，那些真真切切的人、真真切切的事就是生活的教科书。

我们家种枸杞将近二十年了，给我家摘过枸杞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是我的本家亲戚和左邻右舍。其中摘枸杞的女人们更让我念念不忘，视她们为我的人生导师，她们教会了我勤劳、善良和坚忍。她们中，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好久没见，但她们的故事却一直藏在我的心里。现在，就选几个，给大家讲讲。

东山老祖

东山老祖可不是妖怪。她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个孤老婆子。

东山是她死了很多年的老汉的名字，大家喊习惯了，她就成了东山。她的辈分大到我要管她叫老祖宗。每次为大家计量枸杞时，我都会在名字簿里写上大大的三个字：老东山。

十几年前，东山老祖提着小筐子四处跑着摘枸杞的时候，就已经六十多岁了，给我家摘枸杞的女人就数她年纪大。每次摘枸杞的日子还没定下来，她总是急切地打问日子最早的一个。等到正式开摘，她总是天刚亮就起床，几乎都是第一个到地里的。她人虽老，手却不慢，每次摘得和年轻人不相上下，可总是摘不干净，筐里的枸杞叶也比别人多，但每次称重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老东山摘得枸杞最多，她最能干。她的能干还不止这个，以前队上谁家有红白事，总会请她去主事。下多少米，擀几张面，炒几锅菜，摆几桌席，她比厨子都算得精。照她的安排做，错不了。后来腿脚不灵便了，大家还是请她去吃个饭，撑个场面，最不行的，也会挑些老人能吃得好饭好菜给她端过去。

可我顶烦她。毕竟人老了，干啥都不利索。每次跨沟过渠提筐子拿凳子的时候，她就只喊我：尕唉，拉我一下；尕唉，给我提一下筐子；尕唉……闹的我走路要在她前面，回家要在她后面。走不快也回不早。我心里就嘀咕：这老婆子咋这么麻烦。有一回我在母亲面前唠叨，结果被她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骂得我也觉得惭愧，老人家那么可怜，帮帮她也是应该的。

东山老祖的老汉死得早，女儿都出嫁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早就得了病去世了，留下大儿媳妇带着四个儿女，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很艰难。二儿子当兵回来和别人一起掏沙子，刚挣了钱，沙坑就塌了，支撑沙坑的柱子压断了他的两条腿。他成了瘸子，摊在床上并且从此也改变了性情，整日里骂爹骂娘，扔碗砸盆，见谁打谁，最终打得老婆跑了，打得女儿不敢回家。所以东山老祖六十多岁了也没人照顾，还要照管二儿子的两个女儿。平日里除了女儿接济，她的生活来源只能靠摘枸杞。那时候摘一斤枸杞三毛钱，摘一天能挣十几块，但20世纪90年代，种枸杞的人家少，队上要雇人的只有我们一家，所以她也只是隔几天才能出去摘枸杞。这还不算，她脾气倔，在两个儿子家都不住。她请人帮忙，在别人家的一块空地上，盖了个小房子。那小房子长五米宽三米的样子，她带着孙女住在里边。小房子旁边是一大片田，无论春夏秋冬，她的小房子都孤零零地像个钉子似的钉在那里。后来空地的主人要盖房了，又不好意思让她搬走，就拉来很多土，土堆快把小房子给埋了。从外面看，只剩下个房顶，她指挥孙女在小房子四周加上“城墙”，防止雨水流到屋里，依然住在那里。

仔细想想东山老祖的遭遇，我心里就平和多了，以后她让我干什么事，我都很乐意帮忙。没想到后来，她也帮了我的忙。

那次是和爸爸吵了嘴，我一气之下跑了出来。跑了出来又不知往哪走，就在田里四处晃悠。晃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哭鼻子。正好东山老祖蹒跚着到处挑苦苦菜，看见我的狼狈样，就拉着我到她的小房子里。那是我唯一一次进去，但那一幕永远都忘不了：屋里黑黑的，光线很弱，一进门，就一张只铺了席子的小炕和一个只放了一口锅的灶。

正当我惊奇地研究这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的时候，我妈来找我。原来东山老祖早早就让孙女去我家报告，我妈找了一早上都没找到我，都快急哭了。看见我好好的，赶忙道谢拉着我回了家。

东山老祖一直活到了八十多岁。后来她儿子媳妇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了，二儿子还给她盖了两间很漂亮的新房子让她去住，可她始终没离开过小房子。直到人快不行了，才强行被接到新房子里住了几天。

从那以后，她的小房子就空了。再后来，那小房子破烂的不像样子，最终被人给拆了。

大个子老太太

大个子老太太个子一点也不高，还是个小脚。大个子的是大个子老太爷，大个子老太爷快七十了个子还那么高，并且走路腰板挺直，不弯腰（我在队上辈分低，连因为都是本家，所以我们都这么称呼）。

他俩在一起，老让我想起一篇小说《高个子女人和她的矮个子丈夫》，调过来说的就是他们。他们也像小说里写的那对夫妻，患难与共、互相照顾。老太太的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大儿子在乡上当干部，二儿子在一家银行也当着一官半职，两个儿子都很孝顺，一家人和和美美，日子早都奔了小康，很让队上人羡慕。

按说老太太家庭条件可真是不错，她根本不差这点摘枸杞换来的血汗钱。摘枸杞是很苦的，大夏天的要么晒死，要么渴死，三顿饭吃成一顿饭，到晚上累得连个身都不想翻。何况她老人家也六十多岁了，颠着个小脚，走枸杞园的路又崎岖不平，空手走都不好走。可她还是每天都出来摘枸杞，摘得不亦乐乎。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早早起来扒火做饭。她人老了不会使煤气灶、电饭锅，就用土炉子。等火红上来，下一锅稀汤汤面，吃了饭赶到地里比年轻人去得还早。到田里没多久，就听她喊我给她倒水。她说自己月子里落下的病根，早晨吃面稍微咸些就渴得慌。喊的我次数多了，我就问她干吗不做米饭，她说早晨起得早吃米饭咽不下去。没办法，我就一趟一趟给她倒水，谁叫她还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的奶奶呢。

老太太摘枸杞手也很快，遇上哪一趟枸杞特别红，她就早早给别人说，这一趟是我的，你们谁也别跟我抢。大家就跟她开玩笑：“这一趟上写着你的名字，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她张口就骂：“哪个骚婊子说的是，是她老先人就是她老先人的，我看谁敢给我抢走!”说完，满田里的人都笑开了。她跟谁抢都不抢东山老祖的，因为东山老祖是她婶子。

快到中午的时候，老太太就要回家给老太爷做饭去了。别看她是小脚，可她干活麻溜，每次没多大工夫，她就赶来了。刚到田里就骂：“这个老家伙，害的我又少摘了几斤。”大家又哈哈笑起来。有人故意问：“你咋刚回去就来了，恐怕饭都没好就生吃了吧。”老太太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昨天晚上就拣好的菜，早上走的时候就泡好的米，回去火红着，几下就做好了。”

摘枸杞只要熬过了中午最热的时候，下午的时间就过得很快了。大家刚缓过劲来，你追我赶地摘着呢，太阳就要落山了。这时，老太太就喊我妈：“媳妇子哎，你去拿个棒子把太阳支起来，才刚摘开了，咋天就黑了嘛。”如果赶上下午蚊子多，叮的人受不了，她就“嘘嘘”开了，嘘嘘来风，风就把蚊子刮跑了。她一嘘嘘，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凑热闹，嘘嘘——嘘嘘，你还别说，有时候真能把风给嘘来呢。

每次下午称重的时候，大个子老太太都占先，她着急给家里的老头子做饭呢。晚上还要擀好第二天早上吃的面条。

大个子老太太的儿子女儿们不愿意了，这样辛苦，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老婆子。他们怎么劝都没用，老太太依旧天天惦记着往出跑。大家都说她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还受这个罪干啥。大个子老太太照例先是一顿骂，完了叹口气，说：“出去红火，在家里待的人觉得心慌的。再说我还能动呢，我能养活自己就先干着么，别儿子还有儿子的生活。”

在苦劝了好多次没用之后，她儿子就找到我家门上，说什么都不让我妈再叫老人家摘枸杞了。我妈也很冤枉，她早都不敢叫老人家了，万一出了事我们也担待不起。于是我妈每次摘枸杞时都绕过她家门口，但是，她总是又早早地到了枸杞园。

最后，还是儿子们胜利了。老太太不再出来摘枸杞了，在家照顾老太爷。每次我们摘完枸杞路过她家的时候，她都会问摘完了没，还有多少。有时候还抓上几个枸杞放在嘴里尝尝。恋恋不舍地看着一筐筐的红枸杞从她面前经过。

老太太活到了八十二岁，今年开春过世了。她过世的时候，连孙子的孙子都见上了。

李凤琴

七月是枸杞丰收的时候。没到七月，枸杞就好像一下子红完了似的，堆在了枸杞树上，连枝条都仿佛成了红色的。两个人摘一行枸杞，有时候一天都摘不到头。原本一天摘完的枸杞能摘两三天，人少了就一蓬连上一蓬。

七月的枸杞园也是最热的时候。每到下午两三点钟，太阳一点都不吝啬光和热，尽情地给了大地。枸杞园连一丝风都没有，热得就像蒸笼。园子里摘枸杞的人热得直擦汗、直喝水。赶上谁家刚淌了水，太阳把地上的水蒸气都烤了出来，湿气加热气，憋的人连气都喘不过来，比在烤箱里都难受。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仿佛被太阳烤化了，坐在板凳上，昏昏欲睡，没有人愿意说话。抬头看看，还有大半趟；再抬头看看，还有大半趟。往后瞧瞧，原来半天才摘完了一棵树，又过半天才往前挪一下凳子。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就大声喊：“李凤琴，唱个歌啥。再不唱满园子的人都睡着了。”那个叫李凤琴的也大声问：“听啥呢？”“来个《五哥放羊》。”点歌的人点完了歌，李凤琴就扯开嗓子唱起来：“正月格里正月正，正月（那个）十五挂上红灯，红（那个）挂在哎大来门外，单（那个）等我五（那个）哥他上工来，哎哟哎哎哟哎，哎来哎咳哟！单（那个）等我五(那个)哥他上工来……”刚唱完，又有人点歌：“唱个花儿，《马五哥和尕豆妹》。”“唱个流行的，《黄土高坡》……”

就这样，枸杞园里的免费点歌节目就拉开了序幕并进入高潮。直到李凤琴喊唱不动了，大家才哈哈笑着不点歌了。

李凤琴会唱好多歌，信天游、二人转、花儿、流行歌曲，还能吼两嗓子秦腔。最了不起的是那么长的花儿她竟然一口气能唱好几段。虽然她唱得一般，但曲调都还有，听习惯了，还觉得挺有味道。在大家的眼里，李凤琴就是个能人，老村长说过，这个女人比男人都能，咱队上没哪家的女人能比得上。

每年开春的时候打磨田，她借来手扶拖拉机，自己坐在驾驶座上，一圈一圈地开着磨田。她老汉长生跟在后面站磨。那还是20世纪九十年代，机械还没有普及，有手扶拖拉机的人不多，会开的能开着磨田的就更少了。李凤琴不但会开，还把自己的田磨得跟专门磨田的师傅一样平。除了旱田，水田也难不住她。初夏水下来开始栽稻子的时候，李凤琴就自己一个人赶个牲口到田里刮田（把田整平）。下了田，她双脚站在刮田的杠杆上，一只手拿着鞭子赶牲口，一只手拽着连接马嚼和杠杆的绳子，嘴里吆喝着，一个上午就把一大块田刮得平平的。而一般刮田的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拉牲口，一个站杠杆。她却一个人照样干得好好的。

所以就有人说：李凤琴的能干是聪明的能干。说起聪明，李凤琴一点也不谦虚，李凤琴识字，上过初中，这在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里是少之又少。她说她爹是民办教师干不动活，她妈光在家里煮饭了，她是家里的老大，只能早早回家给家里挣工分，不然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要不然她早就考上高中考上大学了。可惜自己命不好，只能污在庄稼地里了。

我妈常说：好汉娶个赖婆姨，赖汉子娶个花枝枝。李凤琴这个花枝枝就嫁给了长生。长生也很能干，能下苦，不惜力，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年轻的时候在窑上背煤，全公社的男人没一个人背得过他。不过和李凤琴比起来，长生的能干显得有些笨，长生干活就凭一把蛮力，和他这人一样转不过弯儿来。长生还长得丑，他的儿女都随他。长着大眼睛高鼻梁的李凤琴最气愤不过的就是这个。

听完了歌，大家就开始闲聊，聊着聊着就说到长生。就有人问李凤琴怎么最近不见长生了。提到长生，李凤琴就气鼓鼓地。她说长生昨天下午给她说他便血了，让她到厕所看看，结果她一看差点气死了，原来长生这两天连饭都不吃，光抱着西瓜啃，拉的屎全都是红色的。她说完整个园子里的人放开声大笑起来。

李凤琴说当初说亲的时候就没看上长生，但长生他爹和她爹早私下定好了亲。她爹硬把她关到屋子里还打了一顿，她才被迫嫁给了长生。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把日子过起来了。早些年她和长生就翻盖了自家的房子，还买了邻居的一幢新房子，把大女儿一家从很远的乡下接过来，给他们租了地，让他们在我们队上安了家。她的几个孙子，大冬天穿着薄薄的衣服满村里乱跑，鼻涕挂在嘴上，掉下来就用袖子一抹，可从来没听说他们生过病。

王玲玲

李凤琴作为主角，充分地显示了她的才华。大家听完了歌，说说笑话，整个采摘的进程就加快了。李凤琴觉得意犹未尽，就开始念咒：“玲玲哎，王玲玲，王玲玲，你在哪里呢，吭个声呀。”一声比一声高地喊过三遍，才从园子的后面传来一句用南方口音说得挺有中宁味道的话：“干啥呢？”“你给我们唱个黄梅戏，唱个越剧。哎呀，我最爱听王玲玲唱歌了，柔柔地，轻轻地，不像我高呼噜大嗓子的，人家王玲玲唱歌才像个女人唱的。王玲玲，赶紧唱一个。”

催过好几遍后，王玲玲才慢慢地唱起来。她最爱唱的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仔细听，和电视里唱越剧的人唱得差不多。她唱完一首，我就恳请她再唱一遍。

王玲玲是我新妈，新妈就是婶子的意思。她是安徽人，十八岁的时候跟她姨妈到中宁学裁缝。20世纪90年代起，有很多外地人都到中宁。其中南方女人有很多都是以裁缝的身份扎根落户中宁的。她做了两年裁缝，就遇上了我三叔，我爸的堂弟，不久他们就结了婚。成家后她在家做了两三年裁缝，因为手艺一般，渐渐地就没有人找她做衣服了。她干脆就收了摊子，种起了地。

南方人和北方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玲玲新妈最初整不明白好多事，闹了不少笑话。

有一次我和我妈干活回家，老远就看见一个女人拉着人拉车在前面走。那车轱辘好像种了邪似的，走一圈抖一下，走一圈抖一下，拉车的人也随着车轱辘轻轻晃一下。我妈认出来那背影是玲玲新妈，就拉着我赶了上去。等我们靠近她的时候，我哈哈地张嘴就笑。原来她怕人拉车的车轱辘坏了，所以用麻绳把车圈一圈一圈缠了起来，还缠得密密匝匝、结结实实的。想起这事来，我就忍不住想笑。

还有一次，我听我妈说她去田里淌水，听见旁边的玉米田里哐嗤哐嗤地有响动，她过去一看，也乐了，原来是玲玲新妈，她在玉米行子里铺上自己缝的帐子，使劲用割下来的苏子一把一把（一种榨油的植物，叶子可入药）的往帐子上摔，并且都摔了两天了。我妈告诉她：“这苏子是要割回去，晒过太阳后，用专门锤粮食的板子往下锤的。她这样的摔法摔不下多少还很费力气。”她还是没听我妈的，一个人按照她的方法把那块田里的苏子弄回了家。

她的趣事广为流传，大家都很同情这个有些笨笨的勤快女人。说她勤快，一点也不假。她干活慢，又很细致，一到农忙的时候，她就带上吃的喝的，一整天不回家，任凭我三叔怎么叫就是叫不回来，气得三叔一个人回来。回来做好饭睡一觉，休息好了再去田里，走的时候带点饭。玲玲新妈蹲在田里吃了，继续干，什么时候天黑得看不见了，什么时候才回家。

我妈对玲玲新妈很好，平常家里吃不完的菜，都喊我给她送过去。赶上做什么好吃的，会给她端过去一些。她也很帮我们家的忙，一年四季，大凡我们家有什么活，摘枸杞、捡枸杞、种菜、收粮食，只要去叫，她都会按时过来。她干活不出工，老看着干呢却没干出多少，每次付工钱的时候，我妈还是该给多少给多少。

这几年，玲玲新妈除了种地，还扫大街，有空闲就摘枸杞，帮别人干活，她还学会了按照中宁的方法种菜。别人都说外地人和本地人生的娃娃聪明，新妈的一双儿女都在北京上大学，女儿毕业了在银川上班呢。

张莲英

枸杞园里流传最广的故事就是张莲英的爹被撑死的事。

每次摘枸杞的地方只要有张莲英，所有的人都很期待张莲英张嘴，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好奇心让我们一遍一遍想象张莲英的爹是怎么被撑死的。但我们小小的脑袋总是想不明白好多事：他为什么要和别人打赌吃油饼？为什么要吃十五个而不是十四个、十六个？十五个油饼人怎么能吃得下去？既然那么多人都挨饿，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油饼？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于是，那些胆大的男孩就问：“张莲英，你爹是咋让胀死的？”张莲英早已习惯了回答我们的问题。她先是叹一口气，接着慢慢地说：“那会子还是大集体的时候，好多人都挨饿，俺爹饿极了么。别生产对上刚炸了一锅油饼，别就有人和我爹打赌，说你吃完十五个油饼这一锅油饼就是你的。俺爹就真的一下子吃了十五个，结果还没回家就胀死了。”

“人咋能胀死呢？”我们又问。“哎，都是饿的么，胃都饿得小小的，一下子吃那么多，胃撑坏了么。”“噢，原来是这样。”我们这才都恍然大悟。等下次，我们又犯糊涂了。再在枸杞园碰见张莲英，大家再开始问，越问越详细，甚至问到那一锅油饼到底去了哪里，张莲英的家人有没有吃上。最终我们都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我觉得张莲英的爹是英雄。他一口气能吃十五个油饼，我连一个都吃不完。我从小就听我妈说当年中宁闹饥荒的时候，她被饿得三岁了都不会走路，我爸说他饿得偷着刨种在地里的豆子，结果被队长一脚踢在地上好长时间没缓过气来。张莲英的爹是被油饼撑死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个奇迹，这种死法很怪异，但也很幸福。

由于对张莲英的爹敬佩，我就格外关注张莲英。

张莲英是个瘦小的女人，她长得同她爹的死一样的怪异：眼睛又小又圆像两粒黑豆，略微有些斗鸡眼。脖子又细又长，顶着个挺大的脑袋，那脑袋好像随时会掉下来。我为此担心了好多年。不仅长得怪，张莲英还很嚢，挖土拿不动锹，卖菜提不动筐，摘枸杞都是最慢的。这还不算，作为女人家，张莲英连个干净屋子都拾掇不出来，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每次做个饭，能把一家人从不饿等到饿。总之，放到现在，这绝对是个嫁不出去的主。可就这样的人，偏偏嫁给了模样周正、脾气好得不得了的顺财。她给顺财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长得都像顺财，也挺能干。女儿长得却很是像张莲英，不过她更瘦，眼睛又细又长，眼睫毛和眼珠都是黄色的，脖子更细更长，大老远看见她，先瞧见的就是她的白脖子。偏这女儿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哥哥们都疼得不得了。

我家对门的老太太老是爱笑话这家人：别顺财搁人拉车子拉土，满车子张莲英就在后面跟着推，空车子别就坐在上面，颠也颠的就回来了。你看我们队上那么多女人，谁坐过个男人拉的车；别张莲英的那个丫头，订婚呢男方给买了个金戒指，别的指头细得戴都戴不住，戴上就掉下来了，戴上就掉下来了，笑死个人了。最后还是拿红头绳缠上才没掉下来。那个张莲英，本事不行还爱招惹个媳妇子，别儿子不在家，别跑到媳妇家去骂媳妇，结果让媳妇子给骂了出来。要不是跑到顺财跟前躲起来，非挨顿打不可……她说这些事的时候，嘴也动，眉毛也动，眼睛也动，手脚都动，教人觉得她说的事就在我们眼前。

现在，对门老太太已经过世三年多了，我回到家也很少能看见张莲英。倒是在枸杞园经常能碰见张莲英的儿媳妇和她的孙子。她们娘仨一天能摘一百多斤枸杞，每斤一块五，发钱的时候，就数他们领得最多。

冬　至

冬至是个女孩儿，因为出生在冬至这天，就取名叫冬至。乡里人说冬至这天生的人命苦。果真冬至五岁那年，她妈和她爸吵架，一生气喝农药自杀了。从此冬至的爸就三天两头不着家。好多次我都看见冬至领着弟弟往奶奶家走，冻得哆哆嗦嗦的。后来冬至的爸又结了婚，听说日子过得不错。我上大学以后，不怎么回家，很久都没见过冬至。

去年夏天，我在枸杞园又见到了冬至。我都已经不认得她了。还是称枸杞的时候要记名字，她自报家门，我才知道眼前这个小姑娘是冬至。她长得比我还高，白净的脸上带着害羞的微笑，穿着很干净的衣服，和大人一样带着淡绿色的头巾。我心里很是感慨，一边写下她的名字，一边问她上几年级了。她害羞地回答上初二了。刚好我妈过完秤报了个数，让我大吃一惊：一个上午她就摘了26斤。所有的人里，只有一两个老手比她摘得多两斤，剩下的没人超过她，更别说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了。一起过称的人都和我一样赞叹起冬至来。大家都说冬至的手真快。我抬头看看冬至，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拎起筐子转身就下了地。大家喊她吃饭，她头也不回地答了一声：“我在家吃过了。”

晌午的太阳真毒，好多小孩子都熬不住，趁着大人不注意，或是死缠硬磨、连哭带赖地回了家。冬至的奶奶也使着冬至回家，冬至轻轻地说我不回。不一会儿，奶奶又催着她回家，她还是那句话：“不回！都不热了，我还回去干吗？”

下午四五点，天凉下来的时候，跑回家的小孩们又陆陆续续地回到枸杞园。整个园子里又热闹起来。有隔着枸杞树行子骂着玩的，有拿着手机听音乐的，有互相讨论电视剧的，有在一起骂老师说同学的。大人们都喊：吵死了，能不能安静一会？快点摘，嘴上说，手别闲着，太阳快落山了，你看你今天才摘了几斤。

大人们说完，就能安静一会儿。可没过多久，骂着玩的唱起了歌，讨论电视剧的说起了魔幻小说和言情小说。

整个下午，这些孩子让我大开眼界，原来现在的学生知道得这么多，这么紧跟潮流，我这个做老师的倒是OUT了。奇怪的是，在那些张口闭口是时髦词的声音里，我始终没有听到冬至的。冬至一直手不停地摘枸杞，她的筐是孩子里满得最快的。

我就想起来自己像冬至这么大的时候，枸杞一多摘不完了，我就有很多想法：我要是孙悟空该多好，吹一口气就让所有的枸杞到家了。或者啥时候枸杞能长得像枣子一样大，一摘就摘下来了。要不就拿个棒来，一棒一棒的把枸杞敲到筐里多省事。再不行了就等将来长大了发明一种摘枸杞的机器，不用人一颗一颗往下摘。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一颗一颗地摘枸杞，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也许正是这样，才给家乡人提供了更多增加经济收入的机会。

赶到天黑之前，终于把枸杞摘完了。结账的时候，冬至奶奶把她摘的都算在冬至的账上，两个人加起来有一百来斤。我算好钱，把钱递给冬至，她笑着接过钱，拉上奶奶的胳膊高高兴兴回家了。冬至走远了，我妈才说：“冬至好懂事呢，她一个夏天摘枸杞已经攒了一千多块钱呢。她把这钱一半给她后妈，一半留下来上学的时候花。”

冬至是个大姑娘了，我妈说。

这些故事在我的脑海里像水一样地流淌出来，我觉得自己有些激动。怀着对摘枸杞生活的留恋，我的手指上下飞舞，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故事。敲完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三点半了。

除此之外，我衷心祝福，那些现在还在枸杞园里为了明天的美好生活勤劳奔波的我的乡亲，祝愿他们生活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