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天山两翼

一

感悟东疆，需要一双穿透时空的慧眼和一颗空灵的心，这些我都不具备，所以每次往来东天山的南北两翼，都会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那里的景致给人的印象太恍惚：戈壁、荒漠、绿洲林带、店铺人家，还有一晃而过的粘着尘土的那些面孔。红褐色山腰上睁着黑瞳孔的洞窟，像有深藏的千年故事，要对山下的城镇诉说，只是城镇并不理会。城镇听不懂它的喃喃自语，那是早已荒废了的无人能懂的千年古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梦想。当历史成为学科的时候，历史就变成了木乃伊，干瘪而又枯燥。一段历史叙述完之后，给我们留下半页白纸，翻过它，历史又进入新的章节，这就是我们习惯了的阅读。

然而东疆戈壁上干燥的旷风是明白的，所以才会不停歇地狂躁和呼号；大漠上抽油机也是明白的，它们一上一下地对着大地叩头，让人联想起“跪哺”的典故。人类的智慧始终逃不出天道，这种景象，实在是出乎这类机器设计者的料想之外了。

初春时节，从乌鲁木齐出发时，天下着细毛毛雨，令人瑟瑟地冷，身体自觉畏缩着。出后峡进入吐鲁番盆地，一路上都是艳阳高照。吐鲁番城郊沿312国道两列，布满红红绿绿的饭馆子招牌，招牌前长长短短地停着各种车辆。若是存心奔着什么“姊妹花”而去，你见到的或许就是几个戴着油腻帽子的麻脸汉子，这是不可不察的民间幽默。常在路上跑的，都有相熟的店家。如果不明情况，就看哪家门前停的车多——车多表示食客多，自然有口碑在其中。

从阴霾的乌鲁木齐走进温暖的盆地，心情豁然开朗，饭量也大了。十个人要了十种小菜，这没有难倒耍勺的，喊一声“旺火”，那灶火立马窜起半米高，想必一定有伙计在暗处操着机关。炒勺像翻着的帽子，时不时地压在火头上——喝着茶，看着街景，又听得一声“上菜”，刺啦啦冒着油花的碗菜就端到桌面。大盘子里是筋道的玉色拉面，哪能不馋！

伙计上汤续水，师傅擦着手凑过来：“好吃吗？鼓劲吃，不够加面。”

这是回民，在东疆路上经常遇到的就是他们。

越向东行，东疆春季的焦躁越发明显。

天空是土黄色的，与灰黄色的大地在视野尽头模模糊糊地连接着。天地之间是漫不经心散布的房舍、凉房，还有故人的坟墓……路边能看见成片的杏林，杏花满目绚烂，自由自在地呈现着代代相传的生机。几个维吾尔老少正在园子里劳作，他们把入冬时埋在土里的葡萄藤挖出来，搭在木架子上。毕竟春天来了！然而季节的变换对于农人来说，不过是再重复一遍历经的辛苦。他们专注于手下的活儿，对我们不理不睬。只有穿长裙花裤赤着脚的小姑娘用头巾遮了脸，在意地躲避着陌生人的视线。一阵风吹过，沙尘就从沟壑中扬起来，连眼睫毛都能感到尘土的干涩。渠道都是干的，没有一点水，水只有到浇灌的时候才会从坎儿井那里分配过来。渠边卧着一头母牛，怔怔地望着远处的天山雪冠，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牛犊绕着它的母亲撒欢奔跑，或是瞪着圆圆的黑眼睛挑衅地望着生人。这让我想起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的名言：动物也有自己的命运。

只有不远处的红褐色山脉，才是灰白的干涸土地上让人兴奋的色彩。由北往南，穿过苏贝希村，就进入了吐峪沟大峡谷。

吐峪沟大峡谷是西域最具神秘色彩的地方。谷内山势经脉清晰、轮廓刚毅，全然是褐色泥土，却给人峻崖铁石的错觉，天然造化、鬼斧神工，疑似进入火星，刚才所见的杏花恍若前世记忆了。人处其间，顿觉与世相隔，有关自然、生命的感悟，在这个沟里或许就能完成。所以吐峪沟有佛教文化特色的千佛洞，也有伊斯兰教文化特色的霍加木麻扎。

吐峪沟大峡谷南边的出口，泉水清冽甘甜，田园果木葱郁，房屋叠嶂，人烟稠密，这是吐峪沟村。

吐峪沟村据考已逾一千七百年历史，是新疆现存最古老的回鹘村落，今天的土峪沟村有二百余户人家。除了胡乱地拉来扯去的电线，其他景观看上去与百千年前可能没有两样。村落居民依然保持着用黄黏土建造房屋的传统，或上下两层，或单堡独院，或依坡势建成前院后洞。站在拐拐岔岔的土巷子里，能望见半山上张着黑孔的凿洞。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茔，塌陷得不成样子，已看不出有多少年头。相伴着这些在坟茔生活的人，仿佛从上古穿越而来。他们平静悠闲，简朴自足，与世无争。

霍加木麻扎在吐峪沟口西面的斜坡上，远远就能望见。

传说，一千三百年前，伊斯兰教圣门弟子、古也门国的叶木乃哈师徒六人经陆路东来，历尽艰辛走到吐峪沟，得到一位当地牧羊人的帮助，叶木乃哈师徒便长住此地传教，伊斯兰教开始在吐鲁番地区传播。叶木乃哈师徒六人和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牧羊人相继去世后，被埋在一处，即现在的霍加木麻扎，也称“七贤墓”，是一处著名的古代宗教遗迹，也是较为显赫的伊斯兰教圣徒墓。据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的著作记载，直到20世纪初，仍有来自土耳其、印度等国的穆斯林到这里游坟。

虽然在千年以前，这儿已经有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但肯定不占主导地位。伊斯兰教与祆教、佛教、基督教混合在一起，与来自中原的儒道文化相互作用，文化上呈现着纷繁复杂的局面，这从当地的地表文物与地下文物都可以找到佐证。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的占绝对优势地位还是在东察合台汗国后期，由突厥化的蒙古统治者强力推动，距今也不过三四百年。吐鲁番地区伊斯兰化之后，原先的各种宗教和文化仍有遗存，所以在吐峪沟看到一些与正统信仰有些差别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比如坟墓边常可见到一些干透了的死鸡，这是当地人祭坟的风俗，与伊斯兰教并无关系。

在吐峪沟西侧，与之相邻的另一道沟胜金口，很久以前，曾是西域祆教徒聚居的地方。新疆学者钱伯泉考证说，“胜金”与“渗渗”“萨珊”语音同源，是波斯祆教的汉语转音。“星星峡”亦然，在西域伊斯兰化之前，星星峡是西域萨珊文化和汉地儒道文化的界壑。

一个阴霾的下午，我举意探访霍加木麻扎，为先贤也为自己做个都哇。循着曲曲折折的巷子找到“参观入口处”，但把门的维吾尔小伙子要收二十元门票，我说是来做个都哇，也不成。生气了，就顺原路返回，走到一个高处，回头向北望去，见一个白衣老者正向墓园攀去。老人进了墓园，站在廊亭前，似乎朝我这边望了一眼，然后捧起双手，好像要带着我一样。我赶忙卸下背包，也照着样子立定捧手，悄悄用余光打量老人的动作。约有一分钟，或者还不到一分钟吧，老人高扬双手、抹面，我也照做，并低念一声“阿敏”，心底暗暗欣慰，总算不虚此行。本来面朝西的老人，此时侧转身体，完全对着我。因为隔着二三百米距离，光线不好，看不清模样，我赶紧取出相机，以长焦拉近，从取景框里看到，老人头缠戴斯塔尔，穿着过膝的白衫和宽腿白裤，赤脚。没有看清面目，隐约记得是灰白胡子，很长，但不浓密。白衣老人和后面的黄土廊亭相衬出的画面很美，赶紧按快门连拍了四张。这时老人移动了，他转身走向廊亭，隐在穹门后。

晚上用宾馆房间的电视机回放数码照片，却看不到老人。四张照片都很清晰，麻扎、廊亭都在，就是没有那个老人……

东天山南麓的哈密盆地，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盆地中部的库鲁克郭勒河故道北缘，自东向西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镇，是盆地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也是哈密维吾尔人居住集中的地方。从哈密市沿国道西行三十公里，满眼看去尽是坦荡无边的茫茫戈壁，虽是初春，已感到热浪蒸腾。沿一条碎石公路向南，就进入了五堡绿洲。

五堡乡有一万多人口，汉民占十分之一，另有不足百人的回民，其余全是维吾尔人。村民以大田耕作、庭院种植和栏圈蓄养为主要生产方式，是典型的传统绿洲经济。村落建筑带有浓郁的维吾尔文化特征。我们去的这家院落宽大，种着一院子枣树。这些年，五堡大枣闻名海内，当地农民因而获利，过上了宽松富裕的日子。午饭后，这家主人提来一麻袋红枣，个个都有鸡蛋大小，八十元一公斤不还价。说实话，我还没见过这么贵的红枣，就没有买。后来听人说，这个价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下午，主人家来了十几个维吾尔妇女，诵读《古兰经》。这些妇女都会诵读阿拉伯文《古兰经》，经书依次传递，每人读一些章节。现场气氛庄重肃穆，妇女们为自己的宗教情怀所感动，不时有人低首轻泣。其后，她们在围坐的布单中间，撒下一些杏核、枣核、纽扣之物，或将其排列成行，或摆成环圈状，这是诵念赞主赞圣辞章时计数用的，我在其他穆斯林民族诵经场合上没有看见过。

课题组打算还原一场哈密维吾尔民间的匹尔。整整一个下午，课题组负责人周教授都在找人商量交涉，到黄昏时，总算有眉目了。只是操办者久不务业，道具不足。周教授答应买齐材料，活动定在第二天上午，地点也选好了，是一个临街的老房子。

第二天，我们带着从哈密买来的白布和彩布赶来时，情况变了。周教授一脸不快，与维吾尔村民站在当街理论。周教授维吾尔语很好，嗓门很大，一副得理不让的架势，而周围的人则是小声地应承解释。

这个时候，我留心观察了这所被用来表演匹尔的老房子。房子挨着土巷子，院墙大半已塌毁，进门是一间大屋，当中立着根木柱支着屋顶的椽子，屋里有一爿矮炕，占着将近一半的地面，除了炕上铺着的一领残席，屋内再也无任何家什物件。屋内尽是黄土，疑心这是个久无人居的弃屋。不过，屋子后墙的根角处却开着一个穹形门隧道，望去昏暗幽深，隧道的尽头，还连着个天井小院，阳光晃眼。有个老妇人的身影在那儿一闪就不见了。这间旧屋的确是举办匹尔的好地方，阴森森的，好像通着古今一般。

“匹尔”一词源自波斯语，有“仙女”的涵义。匹尔是维吾尔先民传下的一种巫术，是民间巫医为人祛邪治病的。因为匹尔中包含着很强的歌舞成分，向来为民族民间传统歌舞研究者所重视。伊斯兰教传到东疆后，一神论信仰体系视匹尔为异端邪术，向来排斥；进入现代社会，也因匹尔没有科学性而不被官方认可。匹尔处在宗教与科学的夹缝中，处境尴尬。

匹尔的表演最终没有搞成。头天同意操办的老人，曾当过队干部，还好说话。但老汉的儿子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父亲做这件事，清真寺的阿訇也不赞成。

还好，村民说中午有个小型麦西来甫，欢迎我们参加。麦西来甫的地点选在村边麦场上，背景是一片粉白杏林，画面感觉非常好，很原生态。参加麦西来甫的人数不多，但乐队还算整齐，哈密木卡姆中使用的乐器全部搬出来了。女人们都换上了艳丽的民族服装，在春天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扎眼。哈密维吾尔妇女的服饰很有特点，与新疆其他地方的维吾尔服饰都不相同。

哈密为“西域襟喉”，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杂居、草原游牧文明和绿洲农耕文明交汇融合之所，也是回鹘西迁早先到达的地方。相对于新疆其他地区，哈密地区的维吾尔较多保留了古代回鹘文化传统。因靠近内地，哈密的维吾尔也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哈密维吾尔民间刺绣在图案样式上，更接近满汉文化。满族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宫廷制式图案上，这是由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状态决定的；而汉文化的影响，则蕴涵于图案的构思、布局、色彩和寓意中，应该说更为普遍和多样。初识者往往以为，哈密维吾尔服饰针迹细腻、华贵雍容，与中原官宦世家的衣装并无二致。缘有清一代，哈密君王概由朝廷册封，上层贵族多着官服。一般来说，一个地方上流社会和上层人物的服装时尚总会被民间模仿。这类等级繁琐的制式服装及其标志图案，如莲花、如意、佛手、孔雀、凤凰、团鹤等纹样，在新疆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民间绝难见到，唯哈密地区独有，从中便可考察哈密回王对清政府曾经的附和关系。不过，这些图案样式虽取自官服，但被民间采用后，即赋予了新的寓意，与其原有的官衔、阶级含义已大相径庭了。

突然刮起了风。

处在下风位置的乐队演奏得很辛苦。这些乐手都是农民，平素操持田地家务，需要的时候自带家伙上场。维吾尔是个乐感极强的民族，一二十人的乐队，根本不需要排练，也没有乐队指挥，就靠着天生的默契能把几十分钟乃至数小时的乐段演奏得自如流畅、滴水不漏。兴趣来了，“纳格拉”鼓手还会来点加花变奏，即兴改变乐曲的节拍，操琴的、吹奏的立马跟上，一点不乱。村民在场院围成一个大圈，人们随心所欲，在圈内舞蹈。麦西来甫到达高潮时，圈子不见了，除乐队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场院手舞足蹈，自娱自乐。

维吾尔人忠实于麦西来甫，他们的认真、热情，给人印象深刻。

日落时分，西天鱼鳞般的布满火烧云，美丽壮观。我在村里随意闲走，一户人家的后院，母羊正在生产小羊，小羊一落地，就滚成个泥团。母羊慈爱地舔去幼子身上的稀泥，用鼻子拱着，想让它站起来。在用相机拍下这些过程之后，我开始担心小羊无人照料，夜晚会被冻坏，就大声喊叫。后院边角的厕所墙后，有人探出半个身子，笑着应承。

二

新疆曲子是中国西北地区各种演唱形式在东疆、北疆流行过程中，融和本地方言和民间小调逐渐形成的一种曲艺形式，是新疆汉族民间特有的。哈密是新疆曲子的源头之一。

史料记载，公元纪年前后，即有中原汉人迁居哈密。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政府在这里设立宜禾都尉，汉人在此留兵屯田。南北朝时，有汉人流民两千余户在伊吾（今哈密）建立过自治政权，与敦煌汉人麹氏在吐鲁番地区建立的高昌国各领一段风骚。至隋唐时期，汉人迁居不绝。清代新疆建省，更有大批汉人迁居哈密。汉族是哈密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且多为百年老户。哈密近郊村镇风貌，与内地几乎完全一样。

新疆小曲子曾经在东北疆一带汉族聚居区流传甚广。哈密市陶家宫乡就是一个有年头的汉族聚居地。

陶家宫乡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能记忆和演唱小曲子的曲目、段子已长短不齐。看来小曲子即便在它的滥觞之地，其存活的状态也不容乐观。小曲子曲调平淡简单，高亢及委婉均不及秦腔；其故事简单，无帝王将相，也无绿林强梁，不外家庭不睦、夫妻失和等。这样的艺种如何能在民间流传百年？一定还有其他妙处。果然，在随后调查中，渐知小曲子原有“粉”“素”两类。早先艺人们游走坊间，经常是“素曲”开场，唱个家长里短，人间苦乐；到了晚上，便斥退妇人、娃儿，“粉段子”上台，为庄稼苦汉、贩夫走卒之辈松筋活血、止痛挠痒，不唱到酣畅淋漓定不收口。西域汉人的苦焦岁月，因小曲子的存在而有了点点滋润，也算是它尽到自己的文化功能了。如将小曲子剥离出民间土壤，雅则雅矣，能否自存肯定是个问题。比如相声，由地摊走上五光十色的舞台，却在不觉中送了自己的性命。

哈密尚在人世的小曲子艺人有两位，一个住在乡下，一个住在城里。住在乡下的老艺人其家庭状况和身体情况尚可。住在哈密城里那位，已双目失明，无人搀扶则无法挪动。其院落残破，四壁空空，靠日趋老迈的女儿照料。老人回忆当年在迪化城内当班社头目时的风光，仍兴致勃勃。但要请他唱两段录作资料时，却重言搭句、口齿不清，无法进行下去。为留下档案照片，我们将老人扶到院子里坐下，怀抱弦松得掉下半截儿的乐器照相。战战兢兢地拍完，还感后怕，“太吓人了！那么个弱老汉一个人坐在板凳上，跟前连个扶的人都没有，万一一个仰绊子跌倒咋办？”

与身着西服革履、头面油光的曲子剧团的名角儿相比，眼前的这位老艺人，恐怕才是新疆小曲子的真实写照。

天山山脉自西向东，山势渐微，山脉的东部远没有西部那样巍峨险峻，山势变得低矮，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豁谷。历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山涧豁口，常常是山北草原民族出奇兵之处，让山南盆地的小城邦国猝不及防。

由哈密北上，经过东天山隘口就进入了草原地带。北出天山，回头看去，脚下的丘陵竟与南面山顶齐平。积雪还未化尽，山风冰冷刺骨。面朝西北，巴里坤盆地已然在望。

研究者一般认为，巴里坤是新疆传统汉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稍晚形成的丝绸之路新北道，为这个小城带来了繁荣，“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从时间上看，丝绸之路越往近代就越向北移。公元前后，由敦煌出经昆仑山脉南麓西行的南路繁盛，这是张骞出使西域的道路。汉以后至唐，经河西走廊进哈密、鄯善，再沿天山南麓西行至葱岭，这是班超、侯君集以及各类都督、节度使们走过的路，史家谓之“中路”。是时南路虽也在使用，但几近荒废。近代，经星星峡进入新疆哈密，由哈密向北、向西越天山进入草原地带，是谓“北道”。纪晓岚、洪亮吉、林则徐、宋伯鲁贬新疆时走的就是北道。北道也有两条线路：其一，由哈密向北穿东天山库舍图山岭孔道抵达松树塘，到口门子折向西到巴里坤，经木垒、奇台、吉木萨尔而至乌鲁木齐、伊犁；其二，离哈密后沿天山南麓向西，经五堡、瞭墩、十三间房、七角井越色皮口到木垒汇入巴里坤古道。

清代经营西域，及至建省新疆，巴里坤一直是军屯、民屯和商屯之所在。1993年，我在甘肃酒泉，见城西关门上赫然刻书“西去伊吾”四字。当地人说，打此门出，端直子走，就到巴里坤。陕甘汉人从河西出关，加入经蒙地而来的山西、天津商队，一路向西汇聚到巴里坤，整顿驼队，分散货流，形成一个汉族聚居地。还有重要的一点，内地汉族商户和流民进入西域，需要军队的保护，而巴里坤自清开疆后，一直驻有重兵。

实际上，还有一条路早已被民间开发出来，就是由巴里坤向东直入蒙地，穿越内蒙古草原抵京津。相比之下，这条“新北道”取弓弦之位，距内地路程更近，途中水草尽有，更少匪盗，一年可做往返。只是由于外蒙古的独立，“新北道”最终未成气候。

近代中原汉人由北路进入新疆，从哈密、伊吾、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向西一路排开，巴里坤是这条流水大道上的重要汇聚地和沉淀所。

中原人带来了农业，庄稼活儿是汉人与生俱来的本领。他们把一个个商旅军队的驿站变成阡陌纵横、人烟稠密的村镇。天山北坡漫长寒冷的冬季需要让人活泛温暖的东西打发，新疆小曲子出现了，并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出现了众多班社和艺人，在民间影响很大。时至今日，虽然小曲子的发展高峰已经过去，但在民间的影响依然存现着。在东疆、北疆的乡庄、城镇，近些年陆续恢复和组织了一些自娱娱人的小曲子班社，并影响到当地的其他民族。

巴里坤的乡镇文化站也有小曲子班社，人员年龄较轻，还有未婚的小姑娘参与其中。新编了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段子，比如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和现代消费观念的段子。原先曲目中常见的二流子丈夫或包办婚姻的悲情戏，现在都没有了，可见小曲子历来是与民众眼前的生活现实紧密结合的。

因为是纯粹的民间艺术，小曲子在表演形式上很自由，道具极为简单，表演空间的象征性看上去更强一些，演出者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那些在民间很习惯的动作，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意思。冬天，小曲子多在室内演唱，场地虽然狭小，表演者依然自若地迈着八字或十字步，戏做得有声有色。即便把他们移到一面大土炕上，看起来也不会影响戏份。小曲子是很适合游走于旅店、驿站和庄户人家庭的艺术。想象一下百年前吧！在汽灯或马灯下，烧着大铁皮火炉，在刺鼻的莫合烟中，艺人们弹着三弦，敲着碰铃，咿咿呀呀的演唱情景。

小曲子太皮实了，像戈壁碱滩的苦蒿、红柳，从不计较土壤的酸碱，只要有一点点水，就能存活。抑或是曾经有水而后枯竭之地，它也能挺着枯死的茎秆，让人对它曾经的茁壮有一点联想和念想，这是我在三塘湖看到当地小曲子班社时的感触。

三塘湖在中蒙边境上，说是边境，其实离边境还很远，只是过了三塘湖，向东就再无人烟。班社一色是老男人，三弦、胡琴和响板是全套乐器。演唱者不固定，操琴的、使板儿的谁都可以唱几段。他们的演唱是我没有见过的，十分粗粝劲道，不是口腔或胸腔共鸣音，而是把肺叶里的空气借助喉咙这个管道挤压出来的声响，人的发声系统的所有优势和毛病都充分地暴露出来。班社里老人们的形象特征也给人印象深刻，憨厚的、木讷的、阴霾的、傲慢的。我们的录制现场，可能不是他们表达情感最好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的真实情感，或许并没有完全袒露。这种隔膜是存在的，是可以立刻感觉到的，他们和我们是两回事儿。小曲子在这个边远封闭的乡庄，是他们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在他们中真实和自在，而对于我们这些调查者，情景却是两样。班社的老人们走过场式地完成了乡干部布置的活儿，而我却在这个过场中，偶然发现了曲子的真实。

午饭时，乡里的干部随口说，三塘湖“社情复杂”，当年的土改工作队，被土匪杀得一个不剩。“土匪有多少呢？”有人问。

“全部都是！”乡干部脸色阴沉，就像刚穿越回来。

东天山北麓的奇台、木垒被考证出的历史已经太长了。奇台出土了恐龙骨架和完整的恐龙蛋化石，陈列在博物馆的柜子里。木垒城南的山前丘陵地带，挖掘出远古时候人类居住的石穴和村落，露天敞在草木间，年复一年地接受着日光月华。草坡上到处都是散落的红褐色土陶残片，俯仰即拾。

这是块宝地，东西两侧是平缓的丘岗，夏季，漫野成长着小麦和油菜，绿的、金黄的色彩饱满养目。田野里零星地长着一些大树，在弧形起伏的地平线上，高傲地扬着绿菇一样的树冠。丘岗之间，是山涧河道，河两岸还有宽敞的滩地，分割成平整的块田，种着苞谷、豌豆。居民的房舍、水磨坊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河滩上，被大树的绿荫遮蔽着，若隐若现。

这个地方叫四道沟，老地名叫“回回槽子”，显然该地是回民较多的地方，可现在竟然只有几家，还是近些年迁来的。原来的那些回民到哪去了呢？回民过亦农亦牧的生活最适宜，而这里是紧靠大山的川岗之地，光照充足，水量充沛，植被优良，最适合种植和牧养，回回们放弃此地迁徙他处没有道理啊！

经不住我一天一次地问，一位小曲子老艺人给我说，尕司令（马仲英）1933年6月和盛世才在阜康打仗，败了，马家队伍从奇台、木垒河翻过天山退到鄯善，这一带的回民没有一个剩下的，活着的、能动弹的全跟着跑了。

原来如此。

马仲英围攻迪化的失败，腾空了东疆的地面，及至今日，在木垒周遭，也仍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汉民村庄。这种民族分布状态，在新疆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引起的民族间的对立、仇恨和杀戮，常常是不加区别的狂风暴雨，使经历过的人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木垒乡村就像是个汉族人口博物馆，几乎可以见到百年来任何时期来疆的中国内地任何省份的汉人。这是个国家级贫困县，时间在这里似乎是停顿的，1962年建造的供销社商店至今还在十字街口。已经退休的班社社头老徐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年轻时坐在商店门口，冲着路过的俊丫头吹口哨的情景。他眉飞色舞，就像刚刚发生的事。在路上，我们遇到一个步行的老妇人，搭在车上，一问是江苏人，20世纪50年代进疆到木垒，居然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还有平整晒场的老农，山东人，一遍遍地说，木垒光线好、空气好、人好，是他这辈子最喜欢的地方。

在我看来，如果人生淡泊一点，自给自足，吃饱穿暖，仰面朝天，木垒真的就是个最宜人居住的地方。在新疆，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

平顶山是东天山北坡的草原丘陵，都被开垦成农田，漫坡播种，靠天吃饭。因为气候湿凉，麦子长得很低就抽穗了，这样产量也不会好。不过农户们在地里也没啥投入，不灌溉，不施化肥，收成多也好少也好由它去吧！还有大片的豌豆和鹰嘴豆田，后者是木垒当地的特产。

进出平顶山不易。修好的公路经过一冬一春的冰冻和融化，很快就塌陷得不成样子，不愿坐拖拉机的人就进不了平顶山，乡民们一脸憨笑，仿佛活在世外。陪同的一位县政府干部，在木垒三十年了，竟然也是第一次上平顶山。

当地班社演唱的小曲子，全部都是古旧内容，调查组的专家如获至宝。调查活动结束后，我们收拾东西在下泉子村吃饭。当地哈萨克人宰的羊，以照顾调查组成员对清真食品的要求。一顿羊肉纳仁饭后，就在院子里弄些黄瓜、萝卜、西红柿和洋葱切了拌上，喝酒。酒是当地产的糜子原酒，用五公斤的塑料桶装，有七十多度。

木垒人喝酒很厉害。当地班社社头说，20世纪70年代白酒少时，大家都喝医用酒精，五百克一瓶酒精，兑四瓶水。酒精要先用胡萝卜泡上，这样可以去掉苦味，颜色淡红，好看，结婚的人家都拿来待客。另一个老汉插话说，如果人多，就往酒精里掺一把白糖，放在火上加热到烫嘴，五百克的酒精可以放倒六个大汉子。

这里是农牧业区，除了种地放养，再没有别的生计，看上去居民生活状况一般，不过精神面貌很好，那种自足、自乐的纯朴、直率，在其他地方的汉族人身上很难见到。

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奇台至阜康一线，属于传统意义的汉族文化区，其文化的流布和渗透是民间的、自动的，不是来自官方和行政推动。奇台是个老移民和商民汇聚的城镇，车马店老板和商铺掌柜的性格特征在很多奇台人身上都有遗传，看上去干练、自负，还有点儿眼观六路的狡猾。奇台达人说，走遍中国，看得上眼的只有四个大城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和奇台。能把乌鲁木齐排在奇台前面，是奇台达人的谦逊和客气。

就在这个汉族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地方，也仍然能够感受到别样的文化风情。一些民间演艺班社为婚礼等喜庆活动助兴，他们也出没饭店酒楼为客人演出。席间，服务员领进来一个面目俊朗、衣装鲜亮到很扎眼的维吾尔中年男士，很傲气却故作谦卑。他递过一张折页纸片，列着他的班社可以胜任地演出节目。

班社的节目主要以滑稽幽默类为主，也演唱一些奇台本地各民族歌谣。新疆有尊重歌舞艺术的传统，即便是勾栏瓦肆的卖艺者，也不会被歧视。如果演技高超，并能调动起那些内敛客人的表演热情，更会得到大家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获得口碑。

作为一个维吾尔班社，当然也有自己的保留节目。一阵喧闹之后，班社社头说要为大伙演唱一首维吾尔传统歌曲，鼓乐奏响了，艾捷克扯开了弓弦，一位女艺人怀握双手，委婉开唱。正在与人闲聊的课题组周教授忽然怔住，专注地听着。还未等唱完，他便击掌叫停，唤来社头问话。

“这是《朱拉》，你们也会？”

社头更惊奇，眼前这个大胡子汉族人居然知道《朱拉》。当他知道这个大胡子就是周吉，在维吾尔民间叫作居玛洪的人时，一脸羞惭，一再表示不应该在这种场合演唱这样尊贵的歌曲。

《朱拉》是维吾尔木卡姆套曲中的一支，维吾尔人对木卡姆的尊重非同寻常。周吉了解到，这个班社的成员都是奇台本地生人，所学的木卡姆章节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周吉兴奋起来，原以为北疆只伊犁有木卡姆，现在发现奇台也有。如果确证是家传，那么经车师古道从吐鲁番传过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家班社因为周吉的发现，2007年5月，他们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献演。与专业团体相比，这个成长在底层的民间班社更有与民众互动的经验，所以每个演出场合，都能引起一片喧嚣和骚动。在内地受欢迎的程度使他们感到意外，由此萌发了“走穴”的念头。班社的苏乃依手私下跟我商量，希望我带他们到内地大城市演出，挣的钱大家平分。

周吉先生一生研究维吾尔乐舞，对维吾尔木卡姆申报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贡献卓著。申遗成功一年后，周吉先生去北京参加中国音乐学院组织的学术会议，夜晚因脑出血突然病故，时年六十五岁。

（原载《西域文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