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镀金时代,报纸、电视以及周围的人群,还有我们越来越不堪忍受的诱惑的重负,都在驱使人们捕捉住眼前的任何利益。然而,对已经过去的那些困苦生活的回忆,有时也能带来一种良知被唤醒的甜蜜。这就是我要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
时间是1972年,我的贫穷的家庭终于拥有了一份可以示人的财产。那年夏天,父亲以六十元的代价从县城买回一辆自行车,并推着它回到十公里外我们生活的那个兵团连队——当时父亲还不会骑车。
车是“永久”牌,有七成新。我和盲人二哥用捡来的塑料带子细细地装饰了它。父亲一个月三十八元工资,养活一家老小,有时还要周济老家来的比我们更穷的乡亲。家里买了自行车,无疑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时,谁家要是置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就是响当当的富户了。我家虽只有自行车,但父母在人面前,也很有一段的神气。
这宝贝在家放了一个月,谁也不准骑,谁也不会骑。连里有人来借车,父亲一脸苦涩,他是老实人,不好说不借又确实心疼,只好不吭声。母亲便打圆场:这车子还没收拾好,“把拧着呢”!确实,车把老朝右偏,父亲推车回家,胳膊都疼了好几天(写出这些,希望不要误解我父母的人品,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样的贫穷人家来说,一辆自行车也是非常的财富)。
终于,父亲决定学骑车了。父子三人簇拥着花枝招展的自行车出门,哥俩左右扶着,父亲端坐其中……几天下来,我们以为差不多了,便撒开手,父亲却直直地骑进了路边的排碱大渠。后来还是我们哥俩把“永久”抬进团部修理所,花3毛钱,让笑眯眯的田胖子校正了钢圈、前叉,并用木杠敲平了拱起的大梁。
跌过这次后,父亲很长时间未动车子,不过也不再阻止我学骑车。我连距团子校有三公里,四年级时,就要“跑校”了。我吵闹着要骑车上学,母亲训斥我,小娃娃家,你显啥哩!上中学时,自行车已很普及,“跑校”的,常常就只有我一个。
父亲在第二年春末终于学会了骑车。那时,他是连队后勤班种菜组的组长,有个“身份”问题,加上菜地离家也不近,母亲便让他骑车上班,哄我,娃娃多跑路长得结实。父亲把褂子搭在车把儿上,示意我出门,然后把车子交给我,“娃骑上走吧,小心着!”
多年来,我脑海里总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扛着铁锹,锹把上搭着破褂子,弓着永远直不起的背,一步一步地蹚着浮土……
我断断续续骑车读完初中,又完完整整地骑车读完高中。
“永久”也上了岁数,油漆脱落,钢圈生锈,自从进了我家的门,它再也没有消停过。
十年间,生活有了很多变化。“极左”政治垮台了,连队虽依旧吹号起床,打钟上班,但家里竟养起羊来,多时有二十多只。家里买了收音机、缝纫机和大座钟。每晚,我在灯下复习功课,父亲在另一间屋里开始中断多年的礼拜,我兀然心惊,生平第一次听到的,那仿佛是天外之音——安拉乎艾克拜勒……
“永久”日显老态。前后轮都装了双层外胎,不用天天打气,但颠得人手麻。中轴穿钉磨旷了,索性焊死。飞轮打滑,常常挂不上挡,父亲又采取老办法,焊死!这样车子在滑行时,脚蹬也就跟着转——一位同学给我写信说:“看到你爸爸了,骑车在场部大路上,胡子翘得老高,两脚搭在大梁上,脚蹬子转得可细啦,真威风!”我那时已上学在外地,看了这信,脸上麻酥酥地。
又是十年。
母亲去世后,父亲来我家,但老人住不惯城里,不到一年,又回到农场。前两年,还骑着车在子女间走动,后来病了两次,我们就不敢让他再骑车。夏天时,老人还推着车子为二哥家割羊草,谁都拦不住。八十岁的老人了,仍劳作不息。
因工作忙,那时我不常回家。
从东到西,天涯海角。积年累月地陷在各种事务中,每天都有往事从记忆中抹去,再也寻找不回。那些年,我根本就忘记了老“永久”,这个勤勤恳恳为我家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成员。
其实,它只剩个车把,其余部分已不知拆到哪儿去了。车把被吊在房梁上,两边的弯把儿各挂着筐子,里面是过去用过今后永远也不会再用的东西。父亲把房子卖了,去场部医院和当按摩师的二哥同住,二嫂是维吾尔族人,不太会“茶饭”,但也没啥是非。我赶回帮忙,也为了再看一眼养我成人的这个家。当烟息尘定,我一人独立空室内,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许多事,想起已去世多年的母亲清晰的音容笑貌,不禁泪眼模糊……
蒙眬中,我看见了老“永久”的车把子。
驱车在乌奎高速公路上,绿色的田野,林带在视野的边际飞驰,我的眼前,仍然凝结着那个车把,仿佛是一个坐标,瞄准它,就会走上一条端庄的人生之路!
(原载《博尔塔拉报》1995年,1月1日
获新疆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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