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什干随笔

对于塔什干，早些时候，我只是听到人们对她的一些描述，知道TASHIKENT是乌兹别克语“石头城”的意思，还知道她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有一千年兴旺历史的中亚名城。

早晨八点，我们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方的州”切姆肯特市出发，一路向南。曾一直伴我们西行的天山山脉在这里神秘地消失了，化作起伏不大的丘陵。这里就是天山山脉的源头。六百多年以前，蒙古旋风就从这里刮过，一扫中亚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向南直取波斯。偶尔还能辨出的掩映在林木间的一条土路，让人联想起当年的金戈铁马。

一个小时后，我们抵达边境。边境线穿越一个小城镇，国门就在街当中。高大厚重的大理石门拱上，南北两面，各镶嵌着乌哈两国国徽。

国门向里几十公里，就是塔什干城郊。世界上怕再也找不到离边境这样近的首都了。远远的，就能望见那高耸云端的电视塔，下降的民航客机正从塔的腰身款款划过。轿车将时速一百五十公里骤然降至六十公里，我们在数不清的交通标志牌的指引下，在大大小小的立交桥和环形路上盘桓——塔什干，我向你走近了！

已是深秋十月，而塔什干盛夏的余威犹在，阳光炙热，梧桐树的高大树冠闪着亮晶晶的白光。塔什干树多，园林多，浓荫遮天蔽日。深荫下，通常就是小吃摊、小零售店，或者干脆就有个大农贸市场。西瓜、甜瓜、南瓜和洋葱堆成小山，待装的重型卡车排列成行，他们来自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新西伯利亚或更远的高加索。

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三年，已习惯冷清，一下子置身于这样的喧闹城市中，仿佛来到了博乐的北京路、伊宁的汉人街或乌鲁木齐的大小十字、二道桥。在各地铁站的出口，都簇拥着卖零食、小百货、烤肉、薄皮包子、炒面、肉汤和馕，这些在家乡吃惯的食物，这里应有尽有。乌兹别克语与维吾尔语很相近，只是听来发音更重、更浑厚些。我们打听“郎面”（拉条子）的卖处，一个上唇刚长出些绒毛的男孩说，郎面有什么好吃，吃纱布沙吧！说着从筐里拿起个烤包子，一掰两半，一半喂进自己嘴里，另一半直往人鼻子下面塞。陪我同来的哈萨克客户恼了，“嗯”了一声，这才罢手。

买什么都可以尝，从水果到肉汤，甚至馕，你都可以掰一块尝尝，买不买自便。但谁又好意思不顾及卖主的诚意呢？

8月底，在阿拉木图举办的“亚洲之声”音乐艺术节上，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首《奥钦奴里》夺得大奖。这支歌节奏轻快，但咏唱凄婉跌宕。这是一首情歌，“钦奴里”是个姑娘的名字，不一定是谁，像中国的“兰花花”一样。电视上，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乌兹别克少女在全白色背景的衬托下旋转起舞。但我体会，这支歌来自民间，曲调是乌兹别克的，歌词（尤其是伴音的喝彩）使用了一些俄语，清亮的口哨和男声的咏叹，是相遇爱情的渴望，是流逝青春的追忆，走在塔什干的街头，就像走进这支歌里。

由于商业传统深厚，由于农业的稳固，使乌兹别克斯坦在脱离联盟重获独立之后，没有遇到巨大的经济动荡。在哈萨克斯坦，我听到很多关于乌兹别克人的笑话。有一则说，乌兹别克人想把空气卖给鱼，鱼吓得钻进水里，不敢见他们。听来有些酸味儿，但乌兹别克人的善商却是公认的。在瓜摊买瓜，付六个索姆（一美元合计二十五索姆）就可在瓜堆上随便抱一个，不过秤，也没有秤。这种贸易形式看起来原始，但卖主并不吃亏。旺季时，你随便挑（瓜堆不小，每日都有瓜从农场源源不断运来）；淡季时，也不涨价，但都是挑剩了的，而顾客仍能以买到一堆瓜中最好的瓜而自喜，直到剩下最后两个，还有个比较。瓜农呢？在地里数着瓜的个数就能算出今年的收入。生产者、批零商、消费者都皆大欢喜。

在阿拉木图看电视新闻，一位记者采访一个摊主时说：你是教师，多么崇高的职业，却不为国家工作，在这里卖东西，你不难过吗，你不羞耻吗？——果然，那位摊主被问得低下头去。

而在乌孜别克，在塔什干，就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乌兹别克人是深不可测的，经商是他们的传统，智慧就驻在乌兹别克人黑色的瞳孔里。他们准时给你打电话，准时等在约好见面的地方。他们不喝酒，也很少抽烟，当你出的价格高或低得离奇时，他们摊开双手平静地说：“这是安拉所不喜欢的。”不像俄罗斯人狂怒地离开桌子，也不像哈萨克人用忧郁疑虑的眼神久久地盯视着你。而乌兹别克人，在你面前摆一张被塔什干的太阳晒黑的脸，不动声色。

如果说哈萨克斯坦原有的基础是工业和牧业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则只有农业。确切地说，棉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过去，乌兹别克斯坦因其生产的优质棉花对联盟的贡献，苏联政府特别授予该加盟共和国一枚列宁勋章。一九七五年的阿施巴罗德大地震，将塔什干几乎抹平。灾后，苏联政府号召各加盟共和国全力援建这座劫后余生的古城。得益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的联盟各国承担起责任，每国“承包”一条主要大街，建成后，以其共和国名称命名。现在塔什干的报刊亭里，还出售过去印制的城市交通图，你不难发现“爱沙尼亚街”或“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大道”这样的街名。现在，古城的痕迹很难见到了，只有那些合抱的老树，还在向人们诉说着豪迈和伤感的往事。

塔什干街头，到处可见的不是列宁，而是纳瓦依的塑像。在乌兹别克人的心目中，纳瓦依是神圣的。他对乌兹别克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似乎与中国的孔子相似。五百多年来，他的诗篇和文章被译成德、英、法、俄、日、阿拉伯等文字传向世界各地，在新疆，也有维吾尔、哈萨克文本。有关学者认为，研究中亚伊斯兰世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当从纳瓦依开始。

当我问起这位伟大学者生卒年月时，博物馆的小姑娘先用乌语，后用俄语告诉我，但我都未听懂。她急得抓过我的手，在手心上画上了1441－1501的印痕。

领导乌兹别克人民赶走蒙古汗，最后建立乌兹别克汗国的是英雄阿木尔·铁木耳。

1346年，阿木尔·铁木耳出生于一个叫作夏黑里萨布斯的小城。三十年以后，他率领军队从那里出发，去攻击撒马尔罕城，成吉思汗的孙子脱合达木汗就住在那儿。蒙古北撤后，铁木耳收复散布在丘陵和草原上的大大小小的城邦，于1395年，正式建立国家。

铁木耳的时代是金戈铁马的时代，为巩固国土，他与波斯、土耳其都进行过战争。“瘸子铁木耳”的残暴和野心让中亚、西亚闻风丧胆。1405年，他行军至沃拉特（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病逝军中——那是一次计划对“中国”的远征。

夏黑里萨布斯距塔什干三百八十公里，距撒马尔罕八十公里，三面环山，古迹颇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克萨莱堡。在城堡的旁边，还有一座古老的清真寺。

我与翻译穆赫塔（哈萨克族）前去礼拜。没想到大殿里搭满了脚手架，还有几个画工正在描摹那些斑驳陆离的几何图案。迎面走来一位银须飘飘的毛拉，我们郑重的手抚胸口，道色俩目。老人家听说是中国来的穆斯林，异常高兴，带我俩到偏房，礼了两番庆贺拜，然后喝茶说话。老人说，这个寺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了，革命时期，这里被白军当作马圈；红军胜利后，改作仓库，一直到乌兹别克重获独立——老人抬起双手，做了一个长长的都哇，“安拉乎艾克拜勒，安拉乎艾克拜勒！”抹脸过后，笑了，满面都是恬淡和满足。

老人带我们走近阿克萨莱堡。慢慢转着，讲解着……

阿克萨莱堡是国王办公阅兵之所。古堡分地上地下两部分，现存遗址的地面部分高三十七米，有两个巨大的城堡连接成一个拱门，有些像凯旋门的样式，虽经时光磨砺，仍气势不凡。夕阳下，无数的鸽鸦飞起落下，噪声一片；地宫入口已被封死，据说日本专家要来研究，即将开掘。老人说，古堡是铁木耳的夫人比比汗修建的，铁木耳逝世后，比比汗摄政，继续统治着乌兹别克汗国。老人最后说，比比汗是中国的“可孜”——一位中国国王的女儿。

我不禁肃然，重新凝视这座巍巍耸立在晚霞中的“门”形建筑。我不知道，这位优秀的女摄政王，是中国的哪一位“可汗”的女儿。有心的读者不妨翻翻史料，1395年前后，有哪位中国女子远嫁中亚。

在隆重地纪念了建国六百周年以后，乌兹别克斯坦加紧了修缮古迹，几乎所有的古建筑都搭着脚手架；在城市里，公共建筑物和街道的醒目位置都挂着国旗或以国旗的三色为基本图案的广告牌——“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丝绸之路》杂志社的编辑沙里向我解释了国旗的意义：蓝色是铁木耳军旗的颜色，象征传统；白色象征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各民族的自由与平等；绿色象征国土；新月图案和十二颗星则象征主体民族的信仰和这个国家美丽富庶盛产棉花的十二个州……

棉花图案在国徽上，在街道的铁栅栏上，在姑娘们的头饰上，化作弥虹，在塔什干的夜空闪烁……

塔什干的大街是清洁宽敞的。街道中间，是有轨电车道；地下，三条相交的地铁干线每日二十小时营运，城市交通方便到连出租车都鲜见的地步。大街上，又独自散步的德国人，有肩扛手提、成群结队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也有看上去总有些神秘的伊朗人，也有三五一伙、嘻嘻哈哈的中国人，而嚼着口香糖、大步流星的定是土耳其人，那细目白脸的不是韩国人就是日本人……

塔什干正像鲜花一样盛开。她是友好和开放的，与其说是都市，不如说是人类良好生活环境的无限延伸，是城市中的花园，是花园中的城市；林荫大道、花园、喷泉、雕塑、纪念碑以及那虎踞龙盘的巨大的公共建筑，就是塔什干……

（原载1997年11月3日《博尔塔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