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行者

——读单永珍的诗

一

从六盘山到贺兰山，从河西走廊到甘南草原，从青藏高原到新疆达坂，从黄土高原到内蒙古草原，从《词语奔跑》，到《大地行走》，这似乎是一个行者的形象。

其实，书名和人名一样，只是一个符号，正如作者所言，“人格和精神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诗如何来表现“人格和精神”，古罗马的郎加纳斯的说法颇具代表性。“美妙的措辞就是思想的光辉”。诗是语言的艺术，写诗就得使用诗歌语言。故而，让我们从语言的视角出发，探索诗人的心灵的轨迹。

单永珍是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人，他以艺术的语言来创造语言的艺术，在措辞上颇为讲究。诗人在《我的诗歌地理》一文中写道：“我毫不脸红的在路上吼两句酸曲儿，喊几句骚花儿，这骚与酸，竟与西部诸大陆如此契合，与这儿的水土如此相融，与大山里的人们如此般血肉相连。”他还说：“一首诗就是一个小小的秘密，一部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隐秘史和心灵史，而一个诗人的责任就是把时间定格下来，让它永恒地照耀人类的光芒。”这可视为单永珍的诗观。在他的意识深处，诗歌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与情感、观念并列处于“主体”地位。故而酸曲也好，骚花儿也罢，它们都与环境息息相关；秘密也好，心灵史也罢，都是“来自民间田野的声音，历史深处的青铜之响”。单永珍的诗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从自然中现峻峭，从咏叹中现凝重。

秋天的河流

载不走北地胡人的乡愁

成吉思汗马刀上的寒星

让瓦亭落下一场厚厚的霜

——瓦亭：西风中的九章秋辞

城市在无情地延伸，掠夺母亲耕作的土地

我无能为力，泪水涟涟地看着青草们消失

在噪音和浑浊的空气里，回到乡下

回到青草丛生的家园得以安慰

——大地的献诗

前者从“秋天的河流”载不走“胡人的乡愁”；从“厚厚的霜”，联想到“马刀上的寒星”，即马刀上的闪闪寒光，此处通感手法的运用，不仅拓宽了诗境，烘托了秋的凄凉、冷清，而且含蓄地点出成吉思汗长期征战给人们造成的痛苦。这种悲天悯人的情结犹如西北诸大陆那样块垒峥嵘，峻峭质朴。这正如作者所言：“这几年，我不停地奔走于戈壁、大漠、草原、雪山之间，大西北的雄浑与苍凉、壮美与神奇、高迥与超拔深深地烙在我的血脉里”（《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单永珍诗作中所感受到的，与其说是西部大地的一种折射，不如说是作者感悟到的具有象征性的物象与具象的选择。而跌顿短促、不拘形式，一切以诗性的自由抒发和适度运用修辞手法，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方式比起直接抒情，形象得多，含量也大得多。后者从城市文明挤压乡村文明以及从现代化的喧嚣中逃回“乡下”，“泪水涟涟地看着草木们消失”。“这些年，光怪陆离的世界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长秩序”（《误读的大地》）。这是生存危机的艺术再现。单永珍在城市蚕食土地，众人追名逐利，贪欢求乐之时，去追寻人类失掉的灵性，抑或神性。诗句一唱三叹，联想自然，想象丰富，深沉凝重。在这些不同的诗的意象中，在这些表现作者澄明的诗心和敏悟感受力的诗篇中，寄托了诗人自己对生命与生存的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受。诗人的这种出于艺术感受本能而形成的审美特点，构成了作者诗歌创作中极具“基因”性质的因素。单永珍的诗歌语言是一种超越了本身含义的感性语言，因而也就是艺术的语言。这样的诗歌语言“就是思想的光辉”，就是“历史深处的青铜之响”，就是“民间狂野的声音”。这份沉重的历史感，悲痛的现实感，都会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两节诗深沉，又浓郁，有一点悲凉之感，但不哀伤。总的色调是明朗的，积极的。它是读者的思绪长久地萦绕于诗行之中，难以离去。

踏遍祖国的你这白头的巴彦喀拉

镀一身白色的盔甲迎风而来

竟将我少年老成的文字布满暮色

竟将我坚硬如水的记忆肆意瓦解

竟将我迟到的爱情慢慢风干

以你沧桑千古的名义打开我短暂的日历

岁月啊，我的一生竟如此苍白

——巴彦喀拉

“白头的巴彦喀拉”“白色的盔甲”与上述“厚厚的霜”的冷白相对，是“黑夜最终到来”（《最后的孤独》），是“黑夜已经更黑”（《恐惧》）。似乎黑白分明，其实一脉相承。这种对色彩的感受，注定了单永珍对生活印象的表现和表达，必然充溢着一种情感的渲染，“岁月啊，我的一生竟如此苍白”。诗人的作品中，很少大红大绿，黑白之外，比较多的色彩是黄土的黄和绿草的绿，当然是黄多绿少。古老的“白头的巴彦喀拉山”饱经沧桑，这种感受是独特的，空间又是广袤而雄浑的。诗中散发着青春易逝、光阴易老的感伤气息。诗人呼唤人们去思考，激发人们去热爱，使人们洞悉人生的真谛。

在这里，诗不仅是一种工具，诗也是人的本性。只有诗人才是人类的标高。不管愿意与否，诗人的灵魂都必须时时承受沉重的愁绪，担当莫大的忧心，给人类引入一缕诗意的光线。“故乡的春天，我所能祭献的是一场如丝的小雨／为沉默的父老乡亲点燃希望的风景”（《春天的献诗》）。诚哉斯言！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诗人责无旁贷的天命。单永珍主动担当痛苦，隐忍不能言说的情思，寻找和发现那些无私奉献，乃至贡献出自己生命的故乡的儿子，这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选择。正是这种对于原始生命形式的关注，造就了单永珍诗歌中丰富的艺术意味，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突兀性和复沓性相结合的节奏和气韵。其实，语言就是一种存在方式，它在诗歌领域的存在方式，就是一个诗人的存在方式。像单永珍这样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力都奉献给诗的人，他的诗就是他生命形式的呈现。他的诗作的价值便是他生命的价值。

二

刘祁曾说：“夫诗者，本发于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后无所感动，非诗也”（《归潜录》）。诗与情密不可分，诗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行动方式。在诗人那里，情感就是内在生命的中心点。没有感情，也就没有诗。

一个嗓子嘶哑的村庄

我的母亲就生活在这里

她生下了我

在拾荒的年份

当枯叶铺满大地的时候

一场泪水就是我最初的沐浴

母亲抓一把野菜

填进焦渴的嘴里

用来喂养我可怜的生命

——一棵树

割艾的人群在山坡上奔跑

像收割秋后熟透的麦子

夹在人群那个瘦小的身影

就是我乡下的母亲

她把一捆叫艾的野草挂在老屋的窗前

等待针灸我的灵魂

——母亲的村庄

村庄犹如人一样，“嗓子嘶哑”，可见旱情之严重。而就在这个“拾荒的年份”，我不合时宜地出世了，“最初的沐浴”竟是“一场泪水”，此真乃苦不堪言。为了“喂养我可怜的生命”，贫困的母亲“抓一把野菜/填进焦渴的嘴里”。情感真挚、深沉，它的强度，力透纸背，足以催人泪下。这种客观之物象，在诗人的笔下成为赋予强烈主体感情的“生命感受”。以单永珍的个性而言，他不可能以“零度写作”的姿态来表达和表现自己内心的感情。他可以是冷峻的，但绝不可能是冷漠的。而割艾的母亲那夹在人群中的“瘦小的身影”，依然让人难忘。“她把一捆叫艾的野草挂在老屋的窗前/等待针灸我的灵魂”。母爱子，在那么多割艾的人中间，都能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影”，尽管我们知道这是想象，是一种灵视。而这恰是诗人对生活现象中那种最具活力的生命形态的把握。母爱子，割艾是为了“等待针灸我的灵魂”。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这纯粹的亲情，令人肃然动容，有一种净化人灵魂的力量。同时，也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根。

从这些诗歌语言近乎天籁的自然表达方式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内心激情的涌动和灵魂的自由不羁。当然，这里的母亲，不仅仅属于个体，诗人的母亲，而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化身。因为情感本身才是人的全部生存赖以建立的基础，人类必须通过活生生的个体的灵性去感受世界，而不是相反。只有感情，才能保证诗的世界的纯度，它是诗的根本条件。

当然，诗中的想象对于诗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黑格尔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的想象活动”。想象是诗的器官。想象的本质功能就在于把有限的东西引入无限。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艺术的想象就没有真正的诗歌。想象就是诗人将心中的感情转化为诗这种语言艺术的重要一着，是作者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但是想象不等于诗，即使生动、鲜明的想象也不等于诗。真正的艺术创造，还得看它能否“把无形的时间定格下来”，能否“永恒地照耀人性的光芒”。在这方面，单永珍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他能够把一些令人叫绝的神奇想象准确地表现于诗行之中，让诗作熠熠生辉。

今夜，我头枕你温柔的涛声

在失恋的季节里幸福安眠

——尕海

这尕海的形象，让人感到是那样的神奇，又是那样的精准。尕是小的意思，尕海亦即小的湖泊。在失恋的季节里，晚上枕着“温柔的涛声”，“幸福安眠”。这里的尕海，宛如一个尕人，抚慰着失恋人的心。作者对人生产生出一种深刻而敏锐的感受，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写景之诗，极易流于程式化，而单永珍却另辟蹊径，通过想象赋予尕海丰厚的思想内涵。这种独特的想象，出乎人们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是那样的富有表现力，却又让人叹服。

又如《羊群穿过城市的马路》：

脚印如坚硬的暗夜

留下寂寞的叹息

和被阳光蒸熟的碎石

疯长的楼群掩去城市的夏天

窗口溢出撕心裂肺的音乐

聚集羊背密集的细毛

竖立如针

这节诗，激昂而不粗率，深刻而又明畅。“暗夜”坚硬的羊蹄声，犹如“寂寞的叹息”，回响在城市的马路上，与被夏天的阳光“蒸熟的碎石”，相得益彰，既是意象的呈现，又是氛围的营造。“疯长的楼群”边，从窗口溢出的“撕心裂肺的音乐”，使柔软的羊毛也“竖立如针”，这是一种强烈的主观情绪的投入，郁闷之情宛然可见。这种对于生活印象的呈现，准确地传达出作者作为农民之子的那种对于生活场景的把握能力。暗夜坚硬，蒸熟碎石等通感手法的自如运用，让我们看到诗人的血液中，汹涌着传统文化的因子，那就是其中蕴含的古老的智慧和人类与土地几千年的亲密关系。

在当今回归传统，拥抱时代的潮流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与时代的契合点，状景写物，表情达意，给读者以美的享受。诗人使用的是平常的词语，没有生造谁也不懂的形容词，却写出了不同寻常的诗歌，闪耀着诗人“思想的光辉”。城市文明的不断扩展，不仅使人感到焦虑，甚而丧失灵性。人们努力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却与人类自身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异化现象。亦即乃诗人所说的“我看到的是一幅杂芜的景象”。单永珍以自己灵性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人类与自己创造的物质的分裂，人的价值与技术文明的分裂。功利、技术、实用把人们引离脚下的黄土，成为无家可归的游子，流落异乡，失落自我，没有归属，空虚孤独，这才是本质性的东西。

诗人反映了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俱受重创的人重新看待家园的眼光和决心回归土地的愿望。“这遥远的距离，是我一生走不完的孤旅”（《冥想：瞬间或永恒》）。这个“纯粹”的诗人在大地上行走、奔跑，使他对这种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的苦境有所感悟，因而渴盼早日“回到乡下，回到青草丛生的家园得以安慰”。还乡其实就是用新的视觉和决心将旧的智慧和经验唤回，重新建立土地和人类之间的联系。“现在文明的进程使文化的多元生态丰富着人类的精神需要，一些文化的坚守者在不同的立场言说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原在的诗篇》）。诗人以他独具的才能表现和表达出的忧郁以及他的沉重，给读者的内心带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三

单永珍的语言富有艺术魅力，不仅在于他善于运用通感等修辞手法，使诗句充满活力，富有张力，更为重要的是折射出了“思想的光辉”，“历史深处的青铜之响”，“民间狂野的声音”，超越了地域性、宗教特征等具象，达到了灵性自由的境界。毋庸讳言，善用通感、比喻、反讽等修辞手法以及象征等艺术手法也是他的诗歌作品富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天空晴朗得像一件发白的衬衣

悬挂在西海固的头顶上

——今年旱了

将天空飘过的白云比作“发白的衬衣”，白衬衣之所以白，是指吸附汗水后，结下了白垢，目的是凸显天热，极度渲染西海固的“干旱”。这样的景象人人都见过，但这样的诗句却并非人人笔下所有。由于比喻修辞手法的准确运用，铸就了诗人呈现异彩的诗歌语言。

又如《西海固，一截秦长城》：

声声雁鸣，飞不过一截秦长城的阴影

一根蜿蜒的贵族腰带流落民间

把秦长城比作贵族腰带是比喻，而大雁飞不过“秦长城的阴影”则是象征，诗句饱满，极富张力，这样的语言是有些怪，但怪得使人叹服。而在《陇东的月亮》中：

陇东。一株高粱像一个收集民谣的古代官吏

咿呀呀啊，咿呀呀

风中的木铎，打碎一渠瘦小的溪水

一粒饱满的籽实被写进史书

看着自己孤单的影子

抚摸一株高粱的发辫

我被妖冶的时间骗了

这两节诗，有比喻，也有象征。而高粱作为中心意象，一会儿“像一个收集民谣的古代官吏”，一会儿又像人的“发辫”，时空交错，拟象精准，表现了诗人对岁月易逝，时光无情的悲苦以及离家游走，漂泊异乡，饱尝行旅艰辛和离家的苦涩。单永珍在“大地行走”的结果，就是他认为美的东西也必须面对它的命运，不得不屈从于命运，屈从于历史。“城市在无情的延伸，掠夺母亲耕作的土地，我无能为力”。更为重要的是，人只有浪迹天涯，才能真正认识“乡下”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阅历的人，才能真正达到返乡的境界，才配享受那灵性而激起的无尽的欢乐。由于诗人对语言“惯性”的冲击，灵活地搭配词语，使诗句充满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瘦小的溪水”，“饱满的籽实被写进史书”，“妖冶的时间”,等一系列词语打破常规的应用，虚实结合，别开生面，使人读后余香满口。这是“那些没有血性，想象力贫乏，干瘪得让人作呕的分行文字”不可同日而语的。

由此可见，诗的语言只有借助修辞手法或象征的艺术手法才能很好地完成。如用比喻作为中介，把有限带入无限，就可以接近最高境界。在单永珍的诗中经常出现的反讽，则和比喻这个概念一样，不仅是一种语言上、修辞上的特殊用法，也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叙事：十四行》勾勒了一个农家子弟的喜剧人生，它把客观的东西转换成主观的东西，拒斥经验现实的社会，使人的精神摆脱物质力量的束缚，从而以戏谑、调侃、夸张的方式去感受世界。诗中的“我”，考上大学成了令人羡慕的城里人，是个过“月月有个麦子黄”的天堂般日子的人，可生活中我却是那样的无奈和尴尬。现实社会就像个大舞台，似乎人人都在演戏。单永珍充分认识到了当代人生活的荒谬，就是那种无家可归感的具体体现。连羊毛都“竖立如针”，可见环境影响之大。故而去寻找“青草丛生的家园”。“疯长的楼群”把人从大地上分离开，把灵性驱逐出了人的心房，坚硬的水泥墙隔开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生活在异乡一样。象征和反讽手法的应用，不仅没有削弱诗歌的精神力量，反而使诗人的语言显得灵动而又富有表现力。单永珍把目光投向这样的人群，关注他们生活中所蕴藏的热度和力量，意识到他们在“月月有个麦子黄”中所显示出的顽强的生命力。

一声深深的叹息

打开了帐篷的黎明

——养蜂人

一位下岗的女工守在早点摊前

吆喝着孩子的学杂费

一个裸体的艺术家

展露着梦寐以求的造型艺术

——时代的早晨

当今只有从事各种各样职业的人，很少看到真正大写的人。每一个个体都被困在职业中，灵魂生存维艰。由于诗人是在脚下这块厚厚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并且日益深入地了解、认识和把握了这个现实社会的肌理本质，因而在他笔下所呈现的社会的各种景象，无一不涂上一层或浓或淡的忧伤乃至沉痛的色彩。作为诗人的单永珍，以他独具的个性特色表现他自身的姿态，谱出了属于自己的心灵的旋律。

用心歌唱的诗人，正是因为现实的无奈和寻找的无意义，故而将这些个人的主观感情与“纯粹”上升为普遍的人类情感，那就是结束漂泊生活，找到回归土地、重新栖居的道路。海德格尔在探讨荷尔德林诗歌时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的栖居的住所，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广袤粗犷而又雄浑的大西北，天高云淡而又静穆的大西北，俨然已成为诗人抒发那种犹如西北地貌一般疙疙瘩瘩情绪的精神背景。作者借助于想象，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叠加在一起，重建自由，返回“人诗意的栖居”之地。他呼唤亲近土地的人们，打开心灵和全部感观，让内心虔诚而丰满，并学会热爱土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开始栖居，形成对这片土地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也就是说，只有使人懂得了脚下这片土地的精神，才能真正返乡，才能真正扎根，也才能根深叶茂。

西北高亢，遍地生长着灿烂的诗篇。

返乡已然成为主题。

从《词语奔跑》，到《大地行走》，是一个不停行走的过程，也是一个真正属于生命的实现过程；同时，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也是诗人自身生命中所蕴含的一种活力的表现。他的舒展自如的抒情方式，他的内心感受所具备的那种对于土地的深沉的爱心和爽直的性格以及那种独到的艺术眼光和穿透力，完全可以在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实现一个当代诗人更具批判力度的成就。

单永珍的诗歌及其美学价值告诉我们，这个过程的书写者不仅是一个行者的形象，而且也是一个颇富哲学意识的伟岸诗人形象。

原载《朔方》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