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故事的叙述

张福华

在文学史上，家庭一直是作家辛勤耕耘的园地，也是作家灵魂的休憩地。

近读张玉秋的《家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收获颇多。这是一部家族史。在最初的阅读中，我甚至没有搞懂那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之后的细细研读里，才感受到小说叙述的深意。

作为一个家族观念深厚又发达的国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整个国家都是模仿家长制的秩序建立起来的。国与家有着千丝万缕又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兴，则家族兴；国家亡，则家族亡；家族兴，则我兴；家族亡，则我亡。而组成强大之国的细胞——家庭，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危机和问题的指示器。

张玉秋的故事叙述是放在中国西部社会的大背景下的。它没有贵族家庭的妻妾成群，没有父子、兄弟、妯娌及复杂人物间的尔虞我诈，他记述的是平民家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遭遇的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事。既显现于历史之中，又游离于历史之外，读之亲切、自然、真实。

小说《家事》以作者本家族几代人艰苦跋涉的日常生活为素材，以真实的记述、第一人称的视角，对遥远的历史时空和当今的现实进行文化想象回望与阐述，生动地展现了家族中人的爱情婚姻和艰难的生活历程。

小说作家具有两重生活，一重是现实中的直面当下的普通生活，一重是文学中的生活、在故事中的作家生活。张玉秋无疑是将这两重生活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的作家。从清末民初到现今“我”的时代，这百年间会发生多少事？怎么样来表述这些事件？

《家事》记述了父系、母系及叙述者“我”的现实经历和感受。这三方成线成面相互映衬，交叉进行，层层叠叠，繁而不乱，使现实的空间获得了历史的深邃，也使历史的溯源，有了现实的底座。

叔本华言：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事情变得兴趣盎然，把原来肯定无聊的东西变得妙趣横生。

《家事》将那一个个或平凡或神奇的故事讲述得生动而又富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爱情和婚姻是小说永恒的主题。《家事》中，太爷、三爷、舅舅、“我”及姐姐的爱情婚姻，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一些落入俗套的故事，但叙述者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人物性格而写得各有特色，每个人都写出了“这一个”的形象，不雷同也没有重复。

太爷，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医，生活无着，孤身一人。当他在河边救了被家人抛下水的女子时，当女子恳求他要跟他走时，他的表现是“愣了一下”，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我，你跟我走？！”这里有着长期流浪被人欺侮和在富家女子面前的自卑，也有着他善良本性的体现，救人是出于本能，而不是趁火打劫。

三爷，在经历了父辈苦挣苦做而富足一方时，他对戏子的爱就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心理。他认为得到戏子不过是探囊取物，轻而易举。他对班主的态度是满不在乎的，“笑着说：‘看你说的，我们就是认识一下么，有个啥哩。我也喜欢唱两嗓子，请她指教指教。你把她叫出来，跟我认识一下。’”他说的是跟我认识一下，而不是我跟她认识一下，将自己放在了主位，似乎不是他有求于人，而是人有求于他。这样就将一个公子哥的形象逼真地显现于纸上，也为他后来的表现埋下了伏笔。他爱情的结局注定是始乱终离。

舅舅的爱情，是写得最出彩的。

舅舅读过书，见过世面，又在县政府任警察局秘书，是一个走在街上都能成为风景的人物。他对一见钟情的女子，就有着一种胸有成竹的霸气。他还不知那女子姓甚名谁时，就先对父亲说要娶亲，只管请媒人去提亲就是了。而后媒人提亲受挫，他问明情况，将一块光洋放在坑桌上。再之后，他就是依仗手中的枪和人，直接去抢亲了。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是妻子的主宰，妻子是他手中的面团。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他始终都是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的。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抢亲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舅舅的爱情虽然是在暴力中实施的，却又不失浪漫。

每个人也都在时代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人生的喜怒哀乐。

“我”的爱情，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思想还未曾完全开放时，在叙述者理性的记述中，温馨浪漫却又沉静如水，它演绎的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姐姐的爱情，则是一个有始无终的凄美故事……

“家族、历史、性”是组成家族小说的情节母题。在男权社会里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的生存生活无不受到男权的制约。《家事》小说记述的事件也都是发生在以男权为中心的时代。其中的女性几乎都是作为男人的陪衬出现的。舅妈的盲从痴迷衬托出舅舅的霸气；太奶奶的无奈大度衬托出太爷爷的善良倔强；戏子白月的被动衬托出三爷的纨绔浮躁；星星的美丽沉静衬托出“我”的执着坚韧……对这些着墨不多的女性们，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我”给予了她们深厚的同情和关爱。

在众多的女性记述中，母系家族中的外奶奶是“我”投入情感与笔墨最多最沉的一位女性。

在最初的章节里，外奶奶的出现，只是一个“拿着小笤帚出屋，扫去大伯子肩上积雪”的一个不言语的女子。她显山露水地出现在读者眼中，是她在操办外大爷爷的丧事中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才干。在家中的男人死去躺倒后，她镇定地站了出来。非但如此，在外大爷爷下葬时，她领着儿女们在荒天野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唱起了外大爷爷爱唱的曲子，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其后，在为外大爷爷的申冤的过程中，她表现的就是悲壮了。这个偏僻乡村的女子，做事有理有节，先是找王有禄搞清事情的真相，然后去找乡长说理，再往后就是上县衙告状，直闹到开棺验尸，引来一片纷纷扬扬的毒言恶语。她的干练坚决成为她失败的动力，那是一个注定打不赢的官司。展读整个打官司的过程，让人不由想起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杨三姐告状”一案。在男权社会里，女子抛头露面地去告男人，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代价不仅仅是失去声誉，甚至还威胁到生命。

外奶奶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位女性。发生在外奶奶身上的所有事件都写得有声有色，记述清晰、自然、流畅，以详写略记的手法，将外奶奶的性格心理写得传神而真实。

在记述外奶奶这个人物事件过程中，“我”始终遵循着特有的叙述方式，多线交叉进行，繁而不乱。其间穿插着太爷的死亡、三爷婚姻的终了和外大爷爷的死亡真相。

小说讲的是故事，强调的是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家事》中，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人物都有着内在的联系。春水伯就像一根连接家族的纽带，将张氏父系家族从头穿至尾。线的那一端系着父系祖辈太爷太奶（他是太奶的外孙），线的末端牵着“我”的妻子（妻子的父亲），父系家族由太爷爷太奶奶的组合到发家乃至毁灭无不与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有关。叙述者“我”在讲述春水伯的故事时，赋予了这个人物传奇色彩。从他的出场，到他的死亡，几乎都是大起大落的事件。同时也流露出对一个家族兴亡衰败人物命运的探求及无奈的心理。

在“我”的叙述中，叙述者的激情充分体现在外大爷爷身上。从外大爷爷推下巨石、割肉饮酒镇住土匪到生命的终结，“我”用一个个富有神奇色彩的事件来描述衬托这个人物的神奇。

在《家事》的讲述中，始终有着一股粗犷坚韧的气流在字里行间涌动，对人的生命生存的感叹力透纸背。你可以从阅读的文字中，读到一个家族艰难蹒跚的步履，也可以读到家族中每一个人在命运掌控下的挣扎和扭曲。多重人物命运的咏叹合奏出了一首感喟心曲的“时代哀音”，铸就了作品内在的灵魂。

叙述者“我”有着他的无奈和迷惘，就像他在引言中写道：“我无法面对过去，无法用现在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过去的一切。”叙述者在讲述家事时，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人之命运的归属……

在以第一人称的一个个故事的讲述中，叙事者的表述真实自然，叙事写人如数家珍，起承转合不温不躁。在这里，叙述人“我”与作者等同。从一开始，身兼作家、叙事者、主人公于一身的“我”，就以真挚的情感，记述着父母及“我”家族的故事。

解读《家事》，就是解读一个平民家族不息与无奈的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