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追踪者及其乐观主义

许　峰　孙　爽

1979年，戈悟觉发表了他新时期的第一篇作品，参与了时代的“共鸣”。1979—1982年戈悟觉进入小说创作的高产期，以短篇小说为主要体裁，凭借近二十年记者工作经验的积累多侧面地呈现出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1983年后，短篇小说数量有所回落，中篇小说更为厚实耐读。20世纪80年代初，戈悟觉与大多数人共享了改革开放初期那蕴含着革命乐观主义传统的乐观精神，又由于对50年代文学的继承和新闻化写作的习惯，他的作品被骆宾基命名为“当代的革命现实主义”。（骆宾基：《从前去过的地方·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6页）1985年前后表现在作品中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蛰伏于作家个性中的某些因子为新时代新思想引燃。本文意在梳理戈悟觉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阐明作品中所凸显的道德标准和人格理想，并进一步解释乐观主义的自我更新。

一、走出“极左政治”，走进新时期

戈悟觉赋予自己的创作以明确的“职责”，他要记述并描绘他所处的时代。为此，20世纪50年代他放弃留京机会奔赴西北，然而时代没有给他自由创作的空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致力于用作品回答“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80年代，我们的人民是怎样从废墟中站了起来，抖擞精神，迈开双腿……”（戈悟觉：《文学的职责》，《朔方》1983年第4期，第73-74页）

（一）“拨乱反正”与“团结一致向前看”

“断而后续”的历史状况倾向于在文学作品中选择封闭式的结构。（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作家将现实整合在“拨乱反正”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框架内。“正”是对现实的肯定，“前”是对外来的积极预判，作家提供了与官方话语和大众需要相吻合的“伤痕”“反思”之作。

在“拨乱反正”的模式下，作家创作了一类以人民群众、干部、知识分子由受“四人帮”之迫害到与其斗争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78—1980年，随着人物由迷茫而觉醒，由压抑而斗争，叙述的语调由沉郁凝重走向乐观昂扬。这类觉醒者、行动者是《雨夜钟声》中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也是《客人》中的编辑和他的客人。同时，他在另一类作品中更为痛切地展现了“左”的创伤和遗毒，思想解放重新启蒙刻不容缓，《记者和她的故事》中朴实的铁姑娘被改造得教条僵化便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对精神戕害的表现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中后期也常常在剖析人物心理时在回忆和插叙中出现。在“团结一致向前看”模式中，这一观点被表述为与同一篇小说先后用过的两个题目中，即“缔造友谊吧，人们”与“遗忘的权利”。这篇作品中有作家笔下罕见的血淋淋的伤痕，而当结尾处人物实现了从渴望报仇到被感化的翻转，伤痕实现了为遗忘造势的功能。

80年代初作家反复申说遗忘的意义，当然反思与铭记历史的意识一直伴随着对遗忘的呼唤，个别作品中的反思深入文化心理层面，《春夜》中坚持“虔诚信奉”的回民哈学理被卷入荒唐政策，憨厚朴实的本性使他成了兴风作浪者的替罪羊，从中不难看到国民性批判的传统。而铭记历史的观念在80年代后期才被作家着力突出，但其时极“左”政治已经不是创作的重心所在，铭记历史作为一种观念略显突兀地出现在议论处，并未充分地化为形象化进作品的血肉。

（二）“现代化”与“心灵美”

由“拨乱反正”而改革开放，“现代化”成为时代的要求。相应的，作家将表现对“四化”建设中劳动者，歌颂他们的“真善美”作为80年代初期创作的重心。由于对历史的批判大致止步于政治层面，止步于主流化的结论止步于道德判断，对新时期的歌颂也由于其止步而略显浮泛。

记者的特质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作家涉足的题材十分广泛，遍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推进得益于基层干部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独臂队长》终于战胜了情感和私心，决定顺应人心推行改革。农民在生产责任制改革后精神振奋，《宴席》中关玉梅性情三变，生产积极性与社会主义美德同步回归。由于社会步入正轨，知识分子与老干部的形象也不再由于身处斗争中心而头顶光环，回归常态化的生活，他们的美德表现为恪尽职守与自知之明。正如同《小河日夜流》《遥远》中的水文观测员和教师，“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知识在岗位上尽职尽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令人斗志昂扬，激动着科研工作者（《一生中的四天》），也激动着体育运动员（《蔚蓝的池水》）。老干部响应中央“年轻化、知识化”的号召，提携后进主动让贤（《儿女未婚》《秋天的经历》）。

这类作品在艺术上同样体现了记者的写作习惯与50年代的文学传统。戈悟觉是写报告文学的能手，将其表现心灵美的作品与其报告文学集《金色的小鹿》两相参照便能够看到，作家不仅从“采访本”中撷取素材，也同样注意塑造有榜样模范作用的人物，指出现实中不合理现象并给予艺术化的解决，从歌颂与暴露两面走向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确认。当然，作家也将在新闻中隐去的呈现于小说中，在报告文学止步的地方继续思考，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对人物内心的冲突的刻画，对情感世界的开凿都更进了一步。

（三）指陈不足，暴露乱象

作家多是在现象层面呈现问题，关注的也多是市场经济与现行体制下的问题。80年代前期，在呼吁进一步改革和衬托理想人物的目标下，作家也表现了尚不理想的现状，如《她和她的女友》中写到凡俗生活中精神的颓唐，形式主义对人的消耗和人们对“先进”的复杂心态，然而总的来说开掘不深。“由于对美的钟爱和痴迷，作者无力（或者说不愿意）将丑淋漓尽致地暴露，因而也就造成了美的单薄和瘦弱……自然也就直接影响了作品主题向更深层意义开拓和突进。”（郎伟《普通人心灵美的追求者——戈悟觉作品讨论会侧记》，《朔方》1985年第10期，第72-74页）作家将理想人物置于前景，则背景的纷乱均服务于突出主要人物，作者的立场随着人物得以凸显。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价值观的分化，一味塑造模范标榜理想显得不合时宜，作家需要体察并理解不同形态的人生。局限不只是环境的问题，也不再只是背景人物的问题，更多时候表现为主要人物的心理矛盾和痛苦。发表于1986年的《一生中的四天》通过写大学生在填写志愿时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抉择，凡俗与理想并存，表现和解释耐心压过了评判和说教的冲动。

此后的作品中，环境对人同化和改造表现得越发压抑，作家仍然以理想为参照，赋予了他们以对抗现实的倾向，哪怕这种倾向只表现为茫然的逃离和对于真话欲言又止。《墙上有玻璃窗》中本要为调动工作送礼的主人公逃离了上司的客厅，《请你谅解》中运动员遵从了潜规则默默咽下了对已病亡的前任教练的感激之情。在《表妹的婚礼》中，当老革命也不能不为现实折腰加入了崇洋的行列，叙述人的默认中透着无可奈何的苦涩。无可奈何的出现正是由于作家迈出理想主义的空中花园，承认世俗生活的合理性，承认人的复杂性和缺陷，因此不得不重新寻找叙述的立场，而这种无可奈何恰恰是转型的契机。

80年代末，当东部崛起而西部尚缺乏活力，当对世界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作家此前基于道德判断对农民的歌颂转而成为在“现代化”视角下对农民陈腐观念的揭露，对现象也有了深一层的分析。

二、两性关系：政治与伦理的陷阱

政治的伦理化与伦理的政治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特点，两性关系自古便是政治的演练场。“极左政治”与专制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伦理中某些对人、对个体的压抑在革命的名义下被不光荣地继承了，因此有了片面强调阶级性、忽视个性、否定欲望等问题。戈悟觉既以两性之爱写时代的风云流转，也常常在并不以爱情为主线的故事中添入令人哀伤怅惘的情感经历，通过分析作家对两性关系的书写，能看到其反思的不足以及观念和艺术上的局限，也能看到其谨慎的试探和突破。

（一）受戒与顺应

“极左政治”下的精神自戕在两性关系领域表现为情感的自我阉割。80年代初作家笔下的“伤痕”在于情感所受到的蔑视和压制，《沙漠里的寂静》便着力展现了人们在高压环境中对情感的放逐。80年代中后期，作家书写了情感的错位，纺织女工在大学生眼中充满诗意，工程师为能与三代贫下中农联姻而浑身战栗，挖掘了意识形态对情感的驯化与塑形。

作家处理两性关系时借助表现公共领域之时代变迁的两条核心情节线，个人情感紧紧追随着政治动向，以致可以看作私人空间的斗争和团结。《人和岁月》中李雯与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莫刚、与政治投机者白云生的分合紧贴政治路线斗争。“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逻辑在《遗忘的权力》中现身，表现为对立的人物之间发展出爱情。

正如上文所说，创作初期作家急切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大体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作家也无意于探讨关于两性关系的伦理观念，这本也属于作家创作个性，无可非议。然而由于深深浸淫在传统伦理之中，这种疏漏使得作家在表现新时期的婚姻时有着不能忽视的局限。

（二）温情中的伦理陷阱

伦理观念具有强大的稳定性，许多作家在批判与反思“文化大革命”时，依然“把忠贞不贰的传统伦理规范和坚定不移的政治正义感统一在共同的审美理想中。”（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戈悟觉的作品中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对应关系，并且延伸到对新时期两性关系的判断中。由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为“极左”年代的意识形态所黏合的婚姻出现裂痕，作家在为其辩护时，传统伦理观念中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因素暗中蠢动。

在《妻子》《银幕有故事》里，身为工人的妻子在丈夫落魄的岁月中不离不弃，在新时期为其排除后顾之忧取得事业上的成就。这种温情脉脉的家庭依然以传统伦理观念为内核，家庭是一个社会功能单位，婚姻的价值在于稳定并确保“生产力”。男性以主体的姿态直接面向社会，妻子的价值则托于家庭通过丈夫得以实现。传统社会中，婚姻要服务于家族，新社会则要求婚姻服务于集体和国家。

传统伦理又以家庭为突破口渗透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女作家》中夫妻地位翻转，当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冲击，省委书记出面，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政治方针成功调节夫妻关系。传统戏文里“大团圆”的实现需要借助君权为情赋予合法性，当代文学中两性的结合以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为依据，不难看到《女作家》的结构带着专制传统的印痕。与这篇作品同时期的中篇小说大多收入了《来过西部》，作家之所以排除了这篇在刻画描写和对人物心理的剖析都十分细致的作品，想必是看到了这种局限。

（三）慎重的突破

新时期，两性关系同样面对阻碍和歧路。当经济建设为中心，“看不见的手”所执行的管控与改造丝毫不逊于那已缩回袖筒中的“看得见的手”。《一生中的四天》中女大学生想要在分配时留在城市，于是在婚姻对象上做了打算，《表妹的婚礼》中女孩子们以嫁给外籍华人为荣耀。同时，相对自由的环境反而暴露了社会人的不自由，社会身份圈定了自由行动的边界，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避免。《漂流》中妻子早逝的莫刚面对年轻下属的主动示爱，“无论是拒绝或答应，都不是出于爱或不爱”。

由于有了对现实之不合理现象的体察和理解，也由于对人类处境形而上的思索，作家对伦理观念也有了质疑并进行着试探。突破的努力始于相对年轻的一代，《今日来古渡口》中年轻的记者高举个人权利，为此他要两面作战，一边是农村强大的传统势力，一边是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前辈知识分子。而这位前辈正是由于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畏缩的人格而放弃了曾经唾手可得的幸福。中年人的突破更为谨慎，当个人权利越发得到承认，当时代伦理观念整体发生变迁，那份责任感中的欺骗性不能不被质疑。《那种奇怪的感觉》中，米亚明的声音基本能代表叙述者的立场，当米亚明质疑自己曾经面对异性时的谨慎，叙述者至少是同样持怀疑的态度。而在《地球通行证》中能看到作家对溢出婚姻，也独立于“情”的欲望有了更为客观的态度，然而借助于其人物，作家表现了慎重，表现了一个社会人在历史与现实面前的责任感。

三、道德理想与个体的地位

个体、个性、个人价值曾是敏感的话题，个体追求利益、财富、名誉的合法性也曾长期被否定，作家本人也曾被指斥为有“名利思想”而深受其苦。新时期，对个体、对财富的承认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在曾为个性和独立思考而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身上，在小农意识与平均思想均十分强烈的农民身上，都有十分复杂的表现形态。

（一）标准化的个体

知识分子在“极左政治”中忍辱负重，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农民代表着“人民群众”预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簇拥着知识分子或基层干部，完成了对“四人帮”的斗争。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经历千差万别，但同样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将党、国家、人民放在心上，可以认为道德表白是作家为他们博得承认的重要手段。农民所表现出的人心向背，同样也是一种道德判断。同时如同当代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叙述，他们对党的情感是在历次战争中血肉凝成的，因而格外深切。

道德上的标准化在时代色彩浓厚的具体观念和言行中更为突出。他们一丝不苟地区别“资”与“社”，警惕个人主义，工作和生活中带着禁欲苦行色彩。《客人》中编辑近乎“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不顾惜身体超负荷改稿。《我是爸爸的儿子》中莫刚始终不同意母亲从美国寄来东西。作家将《从前去过的地方》收录在《来过西部》时做了较大的删改。（戈悟觉：《来过西部·后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3-64页）在删去的部分，主人公说“他是和人民同命运，人民从来没有歧视和亏待过他”，并将这种信念作为治愈心中创伤的“特效药”。将个性收敛道德标准之内，以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在“向前看”的年代里，道德标准和对个人权利与个性的态度都体现出某种“向后看”的倾向。

（二）尊重规范内的权利

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应的道德理想以及对个体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调整。从国家层面来看，“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并列为“两个基本点”；对于个人来说，集体主义道德观依然被大力提倡，同时劳动、赚钱被囊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宏大目标下而具有了精神意义。时代要求行动的人生，要求人们将道德观转化为生产力，也要求个体从为国家做贡献的角度看待劳动。如同莫刚既要保证治沙效果、铁路通畅，又要将铁路看作是“我和大家一起写下献给我们国家的论文”。

戈悟觉将关于社会道德更替和精神传承的理想形象化为《我是爸爸的儿子》中的父子关系，“儿子”成长于精神贫瘠的年代，沾染了游手好闲的习气，其生父为“极左政治”下的投机者，通过写“儿子”对养父莫刚的认同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与50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建立联系。这种观点同样表现在农民的身上，《窦家人》中三代人一脉相承的是西北汉子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三代在包产到户后自觉服从国家利益放弃一心滩，从这种结构可以看到50年代小生产者融入民族国家的文学传统的影响，能看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强调。

个体的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在《她和她的女友》中，作家所不平的是劳模为被新闻报道所歪曲，一个美丽活跃的女孩子被写成刻板的机器，以致连恋爱婚姻都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对个体的尊重大致在具体权利层面，尊重人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情感需要。

（三）选择的自由

发表于1988年的《漂流》，续写莫刚的人生，面对形式主义和层级制度的消耗令人无奈，然而结尾依然是昂扬的，不过其心理依据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莫刚在与自然的直接对话中，精神上脱离促狭的现实，体验到个体的独立和价值。《今日来古渡口》中工程师面对无休无止涌起又消逝的浪头，感到将个体放在人类的历史中生命便有了不朽的意义。作家引入了“雅皮士”这一张扬权利和个性带有浓郁中产色彩的身份概念，又将三要素中的“金钱”替换为“信念”。这里的“信念”淡化了政治和集体色彩，更多指向主宰人生的生活态度，个体生命层面的权利和责任得到统一。主宰人生的欲望越发强烈，个体与秩序的冲撞便越发难以避免。《那种奇怪的感觉》中，米亚明面对疾病威胁张扬个性和权利的要求反弹式出现。他获得了足以保障其权利的社会地位，然而当他以自由和自我实现为标准重估一生，他不禁为个性和自由的丧失而心情沉痛，于是决心走出心理舒适区、走出既定的行动范围，重新选择直面未知。

将马健（《地球通行证》）放在这一人物谱系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和新的英雄人物呼之欲出。他带着主宰人生的强烈信念参与现实，作为厂长，他肩负改革者和启蒙者的双重重担。在私生活中，强大的意志逼退了欲望。作家竭力避免的是将自由变为纯粹肉体欲望的遮羞布，不断的自我搏斗与意志的胜利凸显了人的尊严。

借马健的视角，西北偏远的农村和小镇中人们的精神面貌得以呈现，不思进取，言谈粗俗，性的观念近乎蒙昧，女性走不出传统道德伦理的圈子……值得关注的是，这时作家在评价农民时有了新的参照，不甘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探索着种种致富之道，虽然不免泥沙俱下，但浑浊中酝酿着生机，温州商人便是时代催生的典型。在作家眼中，这种道德上难免有瑕疵和缺陷却极富行动力的商人令在惰性和愚昧中作茧自缚的农民相形见绌。“描绘中国的嬗变，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是两块主色板。”（戈悟觉：《温州虚构——〈状态〉后记》，《时光有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开疆拓土，在新的人格理想下参差互现。

四、结语：乐观主义的演进

当代叙述强化了一种时间观，乐观向上的“进化论”取代“治乱交替”的历史循环观（程光炜：《“重返”80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张炯看到“他有一种被共和国初期的生活所培养起来的正直、乐观……”（张炯：《来过西部·序》，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6页）这种主流化的乐观主义正是建立在一种“进化论”的时间观之上，主导了其1979—1984的创作。这种乐观主义表现为以符合主流话语和普遍期待的模式表现“文革”批判和“四化”建设这两大中心命题；表现为集体主义道德观的回归，体现在对社会精神面貌改善的评价和预估之中；体现在实现了社会功能的婚姻关系之中。

之所以用了较大篇幅分析其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是为了更充分地理解作家观念转型的内在逻辑。一方面，面对渐显纷乱的现实，“进化论”的时间观失去了说服力，乐观主义无法支撑作家整合现实，随之而来的无可奈何迫使不愿沉沦的人去开发内在于个体的能量。另一方面，随着个性、人性反弹式复归，本能和情感的需要触发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质疑。

乐观主义由此而得到更新，即作家所说的“一个人的自我是一个一个选择的过程，是一天一天的设计和完成。”（程光炜：《“重返”80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这种观念在1985年以后的作品中有越来越清晰的表述，传统伦理观念不能再作为限制主体性张扬的刻板条例。未来不再是一个“流着奶与蜜之地”的许诺却更值得探索。“存在先于本质”的信念赋予这种乐观精神以现实意义。

转型是在环境的倒逼下形成的，然而转型的因子一直潜伏在其个性中，或者说正是因为这种因子的存在，戈悟觉才如此敏感于时代，并要求紧跟时代参与时代。通观戈悟觉的创作，无法忽视一类男性人物，张捷生、白莽、莫刚、米亚明、马健……他们承载了作家不同时期的观念，但一以贯之的特点是富有男性魅力的身体，以及对体育运动或交谊舞的擅长。体育运动的出现尤其频繁，以至可以看作戈悟觉的专用符号。身体的健美与对运动的擅长使人保持对自我的欣赏，保持对自身力量的确信。体育与舞蹈又是精神享受，是文明和“现代化”的象征。早在《银幕有故事》中，张捷生的潇洒舞姿如同一条不经意间出口的谶语，预示了“他”将迎接一次次的重新选择的机会，拥抱无数种可能性，预示了有朝一日错失了青春岁月的“他”将会在时代的漫游后重获饱满充盈的生命。

[本文系宁夏哲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新时期宁夏小说史》（16NXCZW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