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祥小说的现实意义

赵炳鑫

李进祥是一个关注现实，把书写老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责任的作家。读李进祥的小说，使我意识到，在作家虚构的世界里，李进祥尽可能地在创造和建构一个脱胎于当下但又比当下更为真实的现实。在当代中国，如何书写现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几乎是每一个作家都会遭遇的困境。李进祥的意义在于，他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现实与当代人精神困境的方式。这是难能可贵的。深具批判意义的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经说过：“在任何文化秩序里，都有一些文化意识无法得到这种‘合法’或‘公开’的表达，比如，相对于城市文化中的‘农民’，相对于精英文化中的底层，由于这些群体自我意识处于文化主导结构的边缘，成为文化的黑暗存在。”如何反抗被遮蔽或压抑的“黑暗存在”，如何为这种反抗寻找有效表达？这个时候，我想，文学作为介入现实结构内部，对现实非理性存在进行探察的有效工具，必将起到重要作用。文学对农村、边缘、底层、小人物等的同情和关注，就成为现代社会文化批判的重要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李进祥比我们当下的许多作家有着更为敏感的现实自觉，他的小说一直保持着持续深入的状态，可谓“韧性的战斗”。在这个信息的传播与覆盖迅疾如潮的时代，“快写”和“写快”一直是一些作家妄图避免被读者遗忘的唯一选择，但李进祥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正如他的小说，一直保持着“慢”的节奏，但又是不断地递进，不断地深入肌理。走向底层内在的生活。他的小说创作体量并不大，但葆有较高的层次和质量。大多数新作都有新的“亮点”，新的发现。这是难能可贵的。

李进祥在关注底层的同时，对“欲望城市”的批判也是不留情面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到来，农民进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奇特景观。在清水河一带，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同样经历着被动的或者自发的“人口大迁徙”。特别是面对城市发达的物质文明，几千年依附于乡土的村人也开始蠢蠢欲动，面对五彩缤纷的“外面的世界”，他们想挣脱乡土的羁绊，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的愿望和迫切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村人要蜕变为“城里人”或者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看似并不遥远的城乡之路，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首先是从政策和意识形态层面多年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说透了就是农民的不平等国民待遇。这样的社会机制，使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无法享有城里人所享有的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等优质资源，可以说这是被严重边缘化了的一个庞大的群体。这应该是中国农民问题产生的主要社会制度根源。这一点，社会学家孙立平分析得更为直接和透彻。他说：“国家机构无法在所有社会群体面前保持公正性，更是缺乏自主性，总是偏重照顾强势群体的利益，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牺牲。”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分化明显，贫富差距拉大。不要说城乡差距了，就是城市里，也出现了当代英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谓的“新穷人”。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如果说“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那么，今天“新穷人”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不平衡的经济拥有，不公平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造就了社会中支配着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强势精英群体，资本逻辑下形成的社会板块结构，使一大部分人沦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农民、农民工则为这个底层庞大的队伍，他们辛苦劳作，所得菲薄；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却常常被歧视和欺凌，生存条件恶劣，前景渺茫。因此，农民进了城就以为成了城里人了，那肯定是一种“虚妄”。你仅仅是一个城里的打工仔、农民工，离真正的城里人还差得很远。正由于这种弱势地位，就注定了农民进城的路是多么“遥远”。其“在路上”的此在状态就具有了悲剧感和悲壮感。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李进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城乡转换之时农民的追求、挣扎、不堪和无奈。正因为感受之强烈，他小说的视界才能下沉，才能深入社会底层现实结构的内部，深入理论家笔下所谓“灰暗的存在”，进行关注和书写，突显了李进祥小说视界的深广和敏锐。其作品才鲜明地带着批判甚至反抗情绪的底层情怀，这是令人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