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反腐说『成本』

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严厉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然而，腐败分子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腐败问题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这种现象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我以为当今中国腐败成本太低、反腐败成本过高，是腐败病灶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对政府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先来分析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引进一种新的经济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贝克尔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创立了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和政治家的行为规律。他们认为，经济学关于“经济人” 的基本假设也适用于政府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也是人，他们同样会根据现实的约束条件，依据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理性选择，来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当然，这里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其他形式的利益。比如，对于官员来说，追求连选连任，留下值得自豪的政绩，这里追求成功也是一种利益；有的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而决不损公肥私，是希望留下清廉的名声，这里名声也是一种利益。传统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家是为大众服务的，他们做出的决策和所有行为，都是与大众利益相符合的。公共选择理论却明确告诉人们，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是靠不住的，同样有可能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大众利益。这无疑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颠覆，在西方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过十几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体。一方面是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人们可以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获得合法收入；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官员手中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资源和权力，而这些权力和资源一旦和市场结合起来就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些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为了获得更大个人利益，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政府获得资源和特殊权力，他们会千方百计通过利益交换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共产党刚进城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进城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现在的商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贪财的他给送钱，好色的他送美女，附庸风雅的他送名人字画，是糖弹、金弹、肉弹一起轰击。政府公职人员手中掌握着财政、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以及各种特许经营权、审批权和准入事项，并对这些权力的运用拥有很大的裁量空间。总之，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轻而易举，机会太多。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政府公职人员也有经济利益，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一些政府官员失去了定力，难以抵挡，就做了金钱、美女的俘虏，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腐败的低成本与反腐的高成本

仅仅说明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公职人员有更多腐败的机会，还不能说明为什么腐败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且这把野火越烧越旺。我认为腐败问题难以根除，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目前腐败成本太低而收益太高。一是这些年对腐败行为和当事人的处罚不够严厉，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得腐败成本很低，收益很高，造成腐败合算，不腐败吃亏，助长了腐败行为的蔓延和猖獗。二是在经济领域，腐败行为本来就有很大的隐蔽性，可以通过巧妙的操作掩盖腐败行为，再加上现在存在许多似是而非、边界模糊的政策规定，很难判定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背后是否存在腐败行为。三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企业或个人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维护与政府官员的亲密合作关系，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他们很愿意与政府公职人员实行利益分享，从而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政府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经常受到企业和公民举报。

当年香港公务员腐败问题一度特别严重，港府成立了廉政公署，掀起了反腐风暴，很快改变了腐败蔓延、贿赂公行的状况。我们可不可以仿效香港做法，组织一次大规模反腐风暴，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我看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目前的腐败问题主要是由于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因而更普遍，而香港当年的腐败主要是社会风气问题；现在我们的腐败多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查处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像香港当时的腐败行为都是明显的违法违纪，一目了然。因此，在不改变当前体制机制的前提下，单纯地进行反腐败，由于腐败行为的普遍存在，反腐败成本会很高，难以使腐败行为都受到惩处，反腐败斗争很难取得明显成果。现阶段，这就出现了一种鬼打墙的局面：腐败问题越严重，反腐成本就越高，由于法不治众，事实上贪腐行为受处罚的概率很小，也使得在现阶段中国腐败成本事实上很低。所以，腐败越反越严重。

关键是铲除腐败的体制机制基础

如何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有人提出关键措施是要实行高薪养廉。依我看，这可以缓解腐败现象，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即使官员工资水平比现在提高一些，他们仍然会与私营企业老板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攀比，感到心理不平衡，仍然会利用手中掌握的配置资源、行政审批权力换取个人利益，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仍然难以禁止。

看起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方面着手，实行釜底抽薪，铲除腐败产生的制度基础。

一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最大限度减少公职人员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和空间。在西方，投资主要来自于民间，上一个项目，搞一个工程，由投资者决定和承担投资后果，和政府官员没有多大关系。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服务，维持好经济秩序，随时解决企业投资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在经济生活领域，政府官员很难有腐败的机会。我国要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解决官员权力过大、寻租机会过多、过于容易的问题，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减少行政审批，就会大大减少腐败现象发生。二是破除官本位体制和文化，开辟实现人们自身价值的多元化途径，不必都走升官发财这条独木桥。有一本西方人写的书，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作者说，在西方，金钱和权力斗争了几百年，结果是金钱战胜了权力，社会体制是为有钱人设计的，是“钱本位”。在东方一些国家，权力和金钱斗争了几千年，结果是权力战胜了金钱，社会制度是为权力设计的，有权力的人占主体地位，是“官本位”。因此，近代以来，西方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大，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而在东方国家是把政府做得越来越大，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停滞，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因此，要在现有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必须创造体制机制条件，加快破除官本位，为人们开辟实现自身价值和获得成功的多种途径。如果人们有专业和专长，如有科研和企业经营、创业等才能，应该同样获得较高收入，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还必须指出，我们反对向钱看。但是如果法制健全，市场经济秩序规范，人们靠合法经营、诚实经营、正当竞争赚了钱，发了财，社会财富总量也必然随之增加，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必然得到提高，这是好事。相反，社会精英都千方百计去当官，不会给社会增加一个铜板，这样的社会文化是病态的。三是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使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付出沉重的代价，真正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提高腐败成本，使国家公职人员不敢腐败。同时，要防患于未然，当出现腐败苗头时，就要坚决打击，坚决处罚，不要等到行贿受贿达到巨大数额时才处罚。

（本文部分内容见《党风月报》2001年第1期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收入本书时进行了改写、充实，加了标题）